龟兹石窟壁画乐舞图像的形态分析

龟兹石窟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重要遗址,先后由十余处石窟寺群落共同组成,分布于丝绸之路的大动脉天山南麓的龟兹,即现今新疆拜城、库车、新和县境内。其中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保存的壁画最多;库车县的库木吐喇石窟风格清晰。石窟中所保留的大量伎乐图像透射出的信息为我们研究历史中的龟兹乐舞、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历史嬗变、中西乐舞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资料。石窟伎乐图像载体基本集中于石窟壁画,此外还有个别浮雕残片以及乐舞舍利盒等,以往相关研究多属于对音乐或舞蹈的个案研究,如乐器,舞蹈姿势等,本文将从乐队组合的分析、舞蹈形象的分析、乐舞排列的分析等入手,对石窟寺群落伎乐分布规律和伎乐形态规律做整体性关照的尝试。

浅析龟兹石雇饰图案的色彩

装饰图案是龟兹石窟壁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龟兹石窟壁画装饰图案的色彩发展历程来分析龟兹石窟壁画的装饰图案。经过研究发现龟兹石窟壁画装饰图案的色彩高度概括且简约、鲜亮且具有装饰性、反复但却有节奏,达到良好的视觉美感。研究龟兹石窟壁画中装饰图案有利于梳理图案艺术,加深对龟兹地区装饰图案的审美认知,同时为艺术创作中提供更多借鉴元素,从而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新疆龟兹石窟汉风格壁画的艺术研究

库木吐拉石窟是龟兹汉风格洞窟遗留最多的地方。龟兹的汉风壁画,其线条、色彩、造型、构图等因素均来自中原,具有浓郁的汉地风格,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显现出独特的汉地艺术特征:经变画是汉风格壁画的经典壁画形式;线条变化洒脱,用墨浓淡相生,凸显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技法;色彩遵循中国传统五色观;构图力求平衡、对称,使画面达到丰富完美的效果;人物造型既写实又主观,体现了"形"与"意"的完美结合;使龟兹地区形成当地文化与汉文化既独立又相互融合的状态。虽然在龟兹壁画中,汉风格壁画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龟兹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丹青赋色、线晕传神”——试论克孜尔(龟兹)石窟壁画艺术表现中的“线、晕、色”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艺术是东西方文化交汇所产生的艺术瑰宝,其独到的"线、晕、色"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语言具有极高的文化审美性。作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宝贵遗产,克孜尔石窟的壁画独到的艺术融合力、艺术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力,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学习、研究和借鉴。

古龟兹国石窟壁画树木图像地域艺术特色的形成与发展

古龟兹国石窟壁画中的树木图像具有鲜明的地域艺术特色。其借鉴了古印度佛教艺术的分枝树、塔形树等树形,团花、芒果叶(花)、旋转花等花叶形式,以及白色线条装饰的手法,并结合本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呈现出与古印度佛教艺术树木图像不同的风貌。龟兹壁画还新创多种树木形式。从树形看,有丫形、山形、掌形、弯月形、纺锤形、三角状卵形等奇幻怪异的外形。从树冠看,大量运用点和花瓣作为装饰,更具装饰性。其中,点以圆点、竖点为主,并以多种组合方式组合;花瓣则有尖、钝、长、短、宽、窄等多种形态变化,围合成圆形、三角形、荷花形及其他特异形态的花朵。这些树冠装饰手法结合色彩的变化,形成了龟兹壁画树木图像精致瑰丽、华美绚烂和简约质朴三种主要风格。

龟兹石窟壁画铁线描探究

龟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枢地带,作为外来艺术输入的重镇,其艺术史地位不言而喻。龟兹石窟便为古丝绸之路沿线不可或缺的文化遗存。文章从线描入手,对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渊源予以相关阐述,尤其对其中的“屈铁盘丝”进行剖析,以探究古西域地区的线描艺术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中的重要印迹。就艺术渊源而言,龟兹石窟壁画的线描不仅与印度笈多时代秣菟罗佛像衣纹存在明显的审美趣味上的延续关系,还与龟兹石窟壁画的“线刻”技法密不可分。通过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考察可知,此种以锐器在洞壁上刻划出凹槽再填以矿物颜料而形成的线条,如同铁丝般质朴劲爽,粗放有力,有着无意于佳而佳的美感,呈现鲜明的西域特色,在尉迟乙僧、吴道子、卢楞伽等人的绘画风格里均可见出端倪。文章从文献以及实地考察两个方面,阐述了龟兹石窟铁线描技法的审美特质及其对中国传统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

龟兹壁画艺术临摹探索--以库木吐喇新2窟临摹为例

龟兹石窟开凿于新疆库车县西北约25千米的库木吐喇石窟,它反映了5-11世纪古龟兹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的历史^((1))。1979年在沟口区北面发现的21号窟是早期龟兹壁画的代表。由于受到自然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壁画剥蚀严重,其长久保存受到威胁。壁画临摹是壁画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创作的重要手段。

伯西哈石窟、克孜尔石窟佛传壁画“佛洗病比丘”释读

本文分析了伯西哈石窟和克孜尔石窟两幅主题不明的壁画,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主题。经过图像与佛经文本的比对,可以确认壁画内容为一则佛传故事——世尊清洗患病比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