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第三人称代词“伊”、“渠”的演化——兼与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商榷

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对第三人称代词“伊”、“渠”的分析值得商榷。本文结合宋、明、清时期的一些语言现象，对王力先生的说法加以修正，分口语、浅近文言和正式书面语言三个方面来考察“伊”、“渠”演变成“他”的历史时期。其实，在浅近文言中，“他”于明代中期完全取代了。伊”、“渠”的语法地位，口语中的这个替代应该更早，而在正式书面语言中，宋、元、明时期一直使用的“渠”在清代被“伊”代替，“伊”到新文化运动时才被“他”代替。本文还提出，汉语史研究中语料的选择，要兼顾口语、浅近文言和正式书面语言三个方面。

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与郭齐家先生商榷

郭齐家先生是中国大陆力倡儿童读经的重镇之一,其关于儿童读经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影响甚大。郭齐家先生倡导儿童读经的言论主要有:中国近百年成功引进和移植了西方教育;儿童读经能够回溯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儿童读经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和最佳的早期教育;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儿童读经能够开发脑力、增强国力;等等。郭齐家先生还对著名的“横渠四句”顶礼膜拜,以支持其儿童读经的主张。其实,黑格尔的“扬弃”理论,尼采的“上帝死了”和他的“重估一切价值”思想,胡塞尔的“回到事实本身”的思考,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如何处理后喻文明、互喻文明和前喻文明提出的告谕,都不失为我们审视郭齐家先生上述观点的重要理论视角。

关于“渠”和“個”

汉语南部方言里,'渠'字广泛用作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平常用来做通用量词的'個'字,也广泛用作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的',还可以用作指示词,相当于'这'或'那'。这些用法不见于官话。值得注意的是,'渠'字和'個'字的这些用法,也见于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例如临高话、壮语、土家语等。中国南部地区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里,类似的共用现象其实可以举出很多例证,我们不必一定去求证是否同源关系,或是否借用关系。这类例证确实证明南方地区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和步骤,把汉语方言的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结合起来,以取得最好的成果。

《石渠宝笈》与书画鉴藏

"石渠"之称,来源于汉初萧何在未央殿北建造石渠阁,收藏入关所得的秦代图籍。而《石渠宝笈》是清内府书画收藏的著录,是对宫廷书画收藏的系统整理和信息登载。《石渠宝笈》初续三编的编录过程,也是鉴定整理的过程。编纂者的工作包括辨别真伪,进行筛选、著录和考证。对决定入录者,记其尺寸、本地、书体、画法、内容、题跋、印章等信息,还要考订作者、相关人物、流传过程,以按语形式标出。因此也可以说,此书还是参与整理编纂者治学能力集大成的体现。人们渴望出版图文并茂的《石渠宝笈》,在于这种影印著录原文与彩色图像的全信息对照,不仅将满足创作、鉴定、收藏、欣赏、学习、借鉴的需要,而且为研究故宫旧藏书画在流传中发生的变化提供了方便,也会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架起语言与图像的桥梁上,还是解释造假背景的手段上,都因系统资料的推出而发现引人思索的问题。

乾隆对颜真卿书迹的临摹和题跋——以《石渠宝笈》著录为例

《石渠宝笈》中收录了22件乾隆临写颜真卿的作品,通过对这些临作的梳理可知,乾隆临写、观摩颜真卿的书迹跨度达五十年。乾隆学习古人书迹不止赵孟頫一家,而是对包括颜真卿在内的古代名家书迹进行了广泛的学习。乾隆在颜真卿传世书迹题跋中,对书迹真伪的考鉴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在题跋中对颜真卿的忠义予以褒扬,这种褒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书法评价本身,其最终还是寄意于维护自己的统治。

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

《正蒙》中有《参两》篇,先儒与时贤对“参”的音义理解意见不一,或读解为“参”或读解为“叁”。其实,张载“参两”之说先见于《横渠易说》,后备于《正蒙》。从文本疏通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对《横渠易说》中相关条目进行分析可知:“参两”非单以数论,而当合以象言,描述的是现实世界活泼泼的生命,应读为“参”而非“叁”;相应,《正蒙》中应为《参两》而非《叁两》,“参两”在更深层次的内涵上是穷理尽性,与“太极”密不可分。“参”虽包含“叁”之义,实则意蕴更丰富,并具参合之义,生动具体描述了太极之道的一与两合为叁以及参合化生之义。即是说,张载的“太极”一物而兼有乾坤两体,在太虚之气的场域下,本质上“太极”是气化生生流行不息的状态,是一种动态图景。“太极”与“参两”的关系为“参”是“太极”气化生生表现样态的定性,“两”是“太极”气化生生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