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屈原及楚辞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2021年继续呈现出持久生命力,各类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迭出,涉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影响研究、楚辞文本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海外传播与翻译接受研究等诸多领域。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核心术语的英译研究——以英译“唐诗、宋词、元曲”为例

为了扩大中国典籍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唐诗、宋词、元曲的英译为例,分析中国典籍文学中的核心术语英译方法。首先介绍中国典籍文学,了解英译中核心术语的必要性。介绍唐诗、宋词、元曲在英译中应注意的要点,并提出最佳英译的建议。其次分别从英译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了解英译受众需求两方面,提出中国典籍文学核心术语英译的策略。通过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分析,明确中国典籍文学具有的价值,以期能够为今后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王阳明辞赋作品对屈赋的借鉴

王阳明有十四首(其中一首仅存题)辞赋作品流传于世,其赋作深得屈原赋作精髓,主要表现在:在形式上,阳明赋作在语料使用、句式选择、意境营造、典故创设等方面对屈赋进行大量借鉴与模拟;在内容上,阳明赋作在表达其德性高洁、忧国忧民以及思慕圣贤之治等方面与屈赋精神一脉相承,可谓是屈原之异代知音。

立足陶渊明哲学研究,优化《归去来兮辞》思想主旨教学

陶渊明是诗人,更是哲人,其诗文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论其具体意蕴,根据“陶学”界的一般研究,可大体归纳为“自然”“任化”“养真”等方面内涵。在《归去来兮辞》教学中,可以尝试着以此为路径来优化教学内容,以深入开掘思想意蕴。这是突破时下陶氏诗文教学模式化、扁平化局面的有益尝试,对于提高中学古诗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也有一定的启示性。

“陶学”研究与《归去来兮辞》审美品质教学

陶渊明诗文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处处渗透着作者独特的审美取向。论其具体意蕴,“陶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即任真乐道的人格审美、平淡虚静的自然审美、淳朴和谐的社会审美等。在《归去来兮辞》教学中,可以尝试着以此为资源来优化其审美品质的教学内容,以深入开掘文章的审美意蕴。这是改变时下陶渊明作品教学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局面的有益尝试,甚至对于提高中学古诗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曹溶、朱彝尊、屈大均“雁门关”词考论

清初时期,贰臣曹溶、落魄士子朱彝尊与遗民屈大均于岭南、江南保持了长期的交游与情谊,并于曹溶为政山西期间,与傅山、顾炎武、李因笃等人汇聚于雁门关。经考证,曹、朱、屈三人的“雁门关”词分别作于康熙二年(1663)秋、康熙四年(1665)春与康熙五年(1666)冬,是追和赓唱之作。三位政治立场迥异的词人在雁门关这个特殊的空间以怀古题材共同奏响了兼具羁旅离愁之苦、故国之思与文化保种之识的心曲。三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士人久经丧乱后的情感交融与思想共识。

新旧之间:吴梅在现代词学演化中的地位与意义

吴梅是现代词曲大家,最早进入大学开设词曲类课程。传统填词与现代研究的交汇,使得吴梅的词学呈现出“新旧之间”的状态,这体现在授课内容、教材体例和批评观点上。吴梅在课上教授学生填词的基本知识,同时提供“词曲合并研究”“通代词史观”等基于填词法形成的研究思路。《词学通论》在形式上与传统词话、词选相似,但在“历代词概论”部分又接近于现代词史的论述,可见吴梅将传统词学资源转化为现代词学研究。吴梅在词学批评上承袭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却与当时的“四声词”“梦窗热”保持一定的疏离。这种“新旧之间”的状态,是词学由传统批评向现代研究过渡的初始阶段,也是现代词学的起步阶段。

《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与王国维的词曲研究

四川省图书馆藏《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是王国维编定的词曲藏书目录,著录有词集87种、97部,曲本52种、59部。书目编于1912年至第二年春夏之交,汇集了王国维在词曲研究期间的主要书册。自购、手抄与获赠是王国维所藏词曲的主要来源。本文以《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为基础,结合相关书籍的购藏经过、题跋与批注,王国维研治词曲的方法得以体现。目录所载书册为考察王国维的词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据与思想来源,是探究王国维词曲研究进境的重要文本。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清人对散曲的多重称谓考论

清人对散曲文体的认识,因受前代词曲观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称谓。经文献考疏,相关称谓有十种,可分为从“词本位”衍生的词、词余、小令、叶儿,以及从“曲本位”衍生的乐府、散曲、散套、曲、南北曲、清曲两大类。各称谓之间的范围与所指不尽相同,仍需具体辨析。研究结果表明:清人对散曲称谓多沿用元明两代,且没有形成共识,展现出清代散曲成熟性与灵活性并存的特点;以词称曲作为清代散曲的主流称谓,一定程度反映了清词“中兴”而清代散曲衰落的基本格局。

古籍目录中的楚辞类文献序刍议

研究序跋文献中的文学观念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屈原及楚辞在历史上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我国十分重视文献典籍与人文教化,从“屈原赋之属”到集部楚辞的分类,不同时期楚辞类序言的撰写,一方面显示出屈原及楚辞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考镜源流,对于总结楚辞研究的学术问题与方法论意义,不失为一条良好路径。

浅议永明声律论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影响

“平仄和押韵”作为唐诗、宋词、元曲共同的声律符号意象,离不开以“四声和八病”为主要内容的永明声律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唐诗表现为“平仄黏对、押平声韵”;在宋词表现为“合律的平仄长短句、押平声韵、仄声韵、平仄换韵”;在元曲则表现为“入派三声、平仄通押、一韵到底”。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声律”犹如一条不可或缺的主线,将三种不同的文学样式珠联玉贯起来,成就了诗、词、曲的不同凡响。

楚辞的疗愈功能:文本解读、历史归因与逻辑机制

楚辞文辞协调、音韵优美,且“文”与“韵”之间协同度高,能够给人们带来极具沉浸感的艺术体验与情感抚慰。楚辞之所以具有这种疗愈功能,不仅与屈原的自我疗愈、两汉文学疗愈的发展有关,也与楚民长期的祭祀疗愈不无关系。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楚辞文化通过心理暗示、社会认同、宣泄补偿、回归升华等有机统一的疗愈机制,一直为文学阅读疗愈实践提供着充沛的能量。

《招魂》作者辨

《史记·屈原列传》结尾的太史公赞语已指出《招魂》的作者就是屈原。这是屈原作《招魂》的“铁证”。王逸《招魂章句》序内容与史料和《招魂》内容不吻合,因此“《招魂》为宋玉作”一说不可信据。后代一些学者对王逸说的修正是徒劳的。第一人称用“朕”并非宋玉的语言习惯,而是屈原的语言习惯。这进一步证明《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

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早在唐宋时期,楚辞文学便开始在东南亚等国家传播,对朝韩文学和日本文学都有影响。19世纪以来,楚辞文学开始受到英语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意识形态、学术环境及个人的学术背景等是影响楚辞在英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产生的重要原因。

屈辞“羲和”文化再解读

屈辞《离骚》与《天问》中多次出现"羲和",但"羲和"到底指什么,历来岐说不断。《山海经》记载为帝俊妻并日母,《尚书》记载为尧臣天文历官。而在屈辞中,日神为东君,羲和显然为日御,这与《淮南子》记载同。另外,尚有楚辞注家释《离骚》、《天问》"羲和"为太阳或太阳神。通过文献梳理,羲和最初释义当为女性日神,后演变为日神帝俊之妻、后又为日御。此外,羲和与古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亦似有密切关联。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