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王阳明辞赋作品对屈赋的借鉴

王阳明有十四首(其中一首仅存题)辞赋作品流传于世,其赋作深得屈原赋作精髓,主要表现在:在形式上,阳明赋作在语料使用、句式选择、意境营造、典故创设等方面对屈赋进行大量借鉴与模拟;在内容上,阳明赋作在表达其德性高洁、忧国忧民以及思慕圣贤之治等方面与屈赋精神一脉相承,可谓是屈原之异代知音。

顾景星骚体赋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清初明清易鼎、满汉易位的特殊时期,屈骚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骚体赋创作日兴。顾景星作为顺治朝骚体赋作品最多的赋家,其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学创作理念上,追求以经世为旨,以自然为本,强调古为今用,并以此统领骚体赋创作。义旨上进一步开拓,在传统题材中注入时代因素和不同的人生理念与追求;形式上袭用屈宋辞赋模式,同时采取不同的书写策略,如援引典故代言、拓展空间范围、强化战争因素等,形成味蕴自深、雄赡沉博的审美风格。由个体而一般,在清初骚情淋漓的创作风尚中,顾景星的骚体赋创作体现出清人继承传统而又力求自成一家的创新意识。

论屈复与清代秦声

屈复是清初诗人,清代秦声的奠基人。屈复的一生,堪称是诗学的一生。历来涉及屈复的评价,大抵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贬抑论者,一种是褒赞论者,还有一种是褒贬互见论者。钱钟书早年在《容安馆札记》中,完全沿袭清代诗人沈德潜、袁枚的观点,故不乏微词,晚年则将李因笃、屈复视作清代秦声的奠基人,给予新的评价。就诗学源流而言,屈复所倡导的“寄托说”,作为清代早期诗人典型的诗学观点,构成了清代秦声的特色内涵;就诗歌题材而言,屈复坚持独立的不合作立场,撰写大量有所寄怀的诗歌,其寄托方式精微而多样;就诗家情怀而言,屈复放弃科举,虽不能擢发于当代,却不失为非遗民的“遗民”诗人;就诗学话语而言,屈复诗风被界定为“豪而俚”,自有其语言根底和话语特征;就诗学批评而言,屈复从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等等的专题研究中,提炼一己的诗法、诗意和诗学观念,同时又从《明四家诗选》《王渔洋诗选》等著述中,寻觅到一种近世的诗性参照;就诗学影响而言,屈复倡导的豪放而激昂的诗风,也影响到清代以降至民国时期关陇诗人的诗作风格。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论屈赋的双重空间及其关联艺术

屈赋中既有对现实空间的描写,也有对幻设空间的营构,由此建构了双重空间。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有密切的关联,具有从现实空间转移到幻设空间、现实空间出现于幻设空间以及从幻设空间转移到现实空间3种空间模式,且每一种空间模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发生的契机。屈赋双重空间互相关联和屈原矢志不渝的忠君爱国思想、巫文化浸润下的想象思维方式以及对《诗经》等文献的艺术接受密不可分。

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及其运用艺术

以斯瓦迪士“百词表”为参照标准,发现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共有11个。“奔”“驰”“驱”在“奔跑”类动词中的使用频率较高。“骋骛”“亢轭”是屈原赋中出现的新词,“驰”“驰骛”发展出了新的义位。相比宋玉赋,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并用的形式远少于宋玉赋,且存在一些楚方言词。“奔跑”类动词在屈原赋中起到了较好的修辞作用,不仅契合语境、生动形象,还能彰显情感。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谈《屈原赋注》的考据方法

《屈原赋注》文辞约要,精于“因声求义”之理,从字音入手推敲原文之意,常以“语之转”标注。广引大量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尔雅》《说文解字》等字书、古注、《史记》《礼记》等古籍,利于厘清文意,为后世屈赋考据提供了方法依据。

晚明常熟两篇《松声赋》作者考辨

明人孙七政《松韵堂集》收《松声赋》一篇,与他同时期的瞿汝稷《瞿冏卿集》中亦收录此赋,惟文字略有差异。同邑张应遴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辑《海虞文苑》,选录孙、瞿二人《松声赋》时,却为两篇不同之赋。其中,孙七政赋为《松声赋·粤有逃虚之士》,瞿汝稷赋为《松声赋·乔松偃蹇兮山之崖》。结合《海虞文苑》及相关史料可知,瞿氏集中误收孙赋,当与二人交游有关;瞿氏集中不收其本来之赋,亦与其作品在当时即已散佚相关。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世界文化遗产旅游深度开发研究——以曲阜为例

本文以旅游者问卷调查为基础,对曲阜世界文化遗产旅游深度开发进行了研究。认为文化遗产旅游的深度开发应该有两个纬度的内容基于遗产特性的产品体系的深化与扩展以及旅游产品质量的提升。用因子聚类归纳了曲阜文化遗产内涵的产品表现形式,分析了产品体系开发的路径;通过满意度分析,明确了完善旅游服务质量的对策,进而提出了文化遗产旅游深度开发的基本框架模型。

高校校园足球“一体化”模式实证研究

校园足球是校园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阳光体育运动、增强青少年体质、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的重要途经。运用文献资料法、个案研究法,以曲阜师范大学"球动曲园"为例,诠释了曲阜师范大学校园足球的文化内涵,发展理念、发展现况和发展模式,认为构建系统化校园足球教学体系、完善科学化足球教学评价体系、打造立体化足球竞赛体系、营造生活化校园足球文化体系、制定规范化的校园足球组织体系,可有效推动高校校园体育活动,为校园足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屈复《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

从历史角度来看,屈复并没有经历明清易代的过程,彻彻底底是一个"清朝人"。然而,在屈复的著作中,却往往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明朝"遗臣行人"的感伤情志和心理特征,即"遗民情结"。屈复在其晚年所作《楚辞新注》中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情结"。他自发把注疏《楚辞》,作为一种纾解自我"遗民情结"的途径与方式,并当作寄托个人"遗民情志"的特殊载具。文中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一种与屈原异代同心、感同身受的"黍离之悲",这是屈复"遗民心境"的写照与感触;而屈复所高度肯定、钦慕推崇的忠君忧国的"屈原之志",更是"精神遗民"屈复自我激励、砥砺志节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楚辞新注》中强烈浓厚的"遗民情结",使它染有屈复独立特行的个人色彩,在清代众多楚辞注疏中显得含蓄深沉、情志高远、极富个性。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汉人辞、赋不分,及王逸《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南朝《文心雕龙》《文选》辞、赋二分,不害本来为一。屈原人格精神系于三代理想与楚人气性,屈《骚》等怨怼激发,以抒情为主线,重沓繁复,散语长短参差,广托名物,富于描写,多述楚地、楚物及远古三代“虚无”之事,迥异《诗》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别立一体,独守乡风,略无祖《诗》之证。汉儒将《诗》《书》等据为经典,从经义立场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扬抑褒贬,固无所契。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所祖不一,衍为弔屈与自悼、《太玄》与《思玄》、自我抒情或代为抒情、述志纪行,以及骚体叙物,或参大赋,大都系于一己进退、宠辱、生死,或“心存魏阙”,以理节情,归于经义,叙事纪行,由虚转实,结构严谨,句式整饬,多以议论抒情,名物、描写为寡,卒至不克铺陈。

杜诗对屈赋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手法方面,杜诗深受屈赋的影响,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论证法,对杜诗中与屈赋有关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认为,杜甫有着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追求,在其创作中对屈赋有多处直接的运用和点化,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化心态也对杜甫产生了影响;杜诗受到《离骚》等以比兴手法表达丰富感情的创作影响,屈原首以男女喻君臣关系,用自然界的动物花鸟表达美丑好恶,杜诗在意象的选择上以屈赋为基础,但扩大为自然万物都可以拿来做象征的意象;杜甫部分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作可见屈赋浪漫主义手法的影响,与其一脉相承,屈赋的浪漫主义通过幻想和神灵世界描绘出了瑰丽奇异的画面,又通过热烈奔放与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来表现,杜诗也通过奇特的想象来构造虚幻世界,但形象往往有现实人物的身影,并富有乐观开朗和浪漫的情思;杜甫的一些诗歌创作继承了屈赋的悲秋主题,杜诗中频现枯木、秋雨、秋风等意象,悲愁主题的诗歌创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屈原,杜诗充实并发展了这一主题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了表达内容。

曲伏前列素滴眼液治疗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分析

目的 分析曲伏前列素滴眼液治疗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收集2010年10月～2014年11月诊治的90例（180眼）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的治疗药物将其分为曲伏前列素滴眼液组（45例,90眼）与马来酸噻吗洛尔组（45例,90眼）,马来酸噻吗洛尔组患者采用马来酸噻吗洛尔治疗,曲伏前列素滴眼液组采用曲伏前列素滴眼液,观察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前后的视力、散光度改善情况以及治疗后不同时间的眼压改善情况。结果 观察患者在视力变化、眼压变化、视野变化方面的整体治疗效果发现,曲伏前列素滴眼液组明显优于马来酸噻吗洛尔组（P〈0.05）;同时,曲伏前列素滴眼液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马来酸噻吗洛尔组（P〈0.05）;且曲伏前列素滴眼液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的视力、散光度改善情况以及治疗后不同时间的眼压改善情况明显优于马来酸噻吗洛尔组（P〈0.05）。结论 曲伏前列素滴眼液治疗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并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一是适应时代潮流,凸现爱国思想;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发明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马其昶阐明微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字词句义、章意题旨等多方面,其层次有二:一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渗入,二是直接阐发个人见解;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屈原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典籍所载的楚国史实,发掘屈赋的内在意义,并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存在一些主观臆测之词。

袁沈同时轻薄甚,岂知万古有江河——论清代关中诗人屈复

清代中期诗坛创作虽然极其兴盛,但是由于清廷文网甚密,诗人大多不敢直面社会现实,诗歌创作多流于肤廓。关中诗人屈复高标独出,他不是遗民,却具有深切的遗民情怀,倡导诗歌要有"寄托"。屈复不但严肃批判了康雍乾时期流行的诗学流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等所流露的形式主义诗风,而且对清代中期堕落的士风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均有认真的思考和勇敢的揭露,在雍乾诗坛独树一帜,值得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