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屈骚之“心”

屈骚犹如一部心理学词典,有丰富的心理学实践,仅“心”字就63见,但历来对其心理学价值挖掘不够、研究不足。应该高度重视屈骚的心理学价值,充分利用现代心理学成果解读屈原及其作品,把楚辞研究引向深入。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被曲解的“曲学”

历来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的“曲学”释义有二,一是乡曲之学,二是曲艺之学。前者更贴合词义语境和元好问的文学观。产生曲解原因有二:从内部文体特征看,曲体存在“虚荒”“俳谐怒骂”等美学特性;从外部社会条件看,金元之际曲唱艺术发达,不少文人采曲入诗,致使诗歌由雅变俗。为了解开误读,可从“曲学”词义衍变与元好问的曲学成就两方面考察。首先,“曲学”词义突变始自明代曲话,金元时期该词并无指代剧曲、散曲的相关用法,元诗属孤证。其次,元好问不仅首度变词为曲,有元曲开创之功,又善于自制曲,其本人不太可能有为张目诗学而贬低曲学之举。

《屈庐诗稿》的文献价值初探

乾嘉时期,朴学盛行,朴学家多兼学人、诗人双重身份。受这一学风影响的诗歌多立足现实,描写具体细琐的生活。郑知同的《屈庐诗稿》是这一学风的代表作,其不仅在诗歌史上有一席之地,于后世诸多方面的学问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是一部极富价值的文献资料。

接受与流播:韩国潇湘八景诗中的“恨别思归”

“恨别思归”凝练自二妃、屈原意象中的离恨之情及谪迁文人的望归愁绪,是潇湘文学中生发出的原始情感之一“。恨别思归”主题流播至朝鲜半岛后,在韩国潇湘八景诗中又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在内容主题上发展为“二妃情恨”、“屈子余怨”和“仕途远望”,并分别体现了忠君、规训和入仕的韩国潇湘八景诗主题思想,显示了韩国文人的受容偏好。分析了解“恨别思归”情感内涵在韩国的变化,洞察潇湘文化与韩国传统文化交融而得的文化硕果,能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影响力。

应璩《百一诗》之“百一”内涵新探

文章结合应璩生平及其创作、时人对《百一诗》的评价、《百一诗》的诸家注等对《百一诗》之“百一”内涵进行多方面探讨。文章认为李善注和五臣注中提到的“补于时政”的劝诫意味是“百一”的部分内涵,“百一”受佛教经典的影响,隐含着“百一病恼”的意义。应璩作为《百一诗》的作者,有受到佛教影响的可能,其诗文内容也与“百一病恼”相对应。而到了南朝天监时期,萧统等《文选》的编纂者将“百一”独列一诗目,其对“百一”的理解就包括了“百一病恼”。

略论金元词的类曲倾向

由于新兴曲体文学的繁盛和词与曲的天然联系 ,金元词创作无可逃避地受到了曲体艺术的影响 ,在体式格调上呈现出“类曲”的倾向。这一倾向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作品风格趋于通俗浅白 ;二是某些作品在用韵上相对宽泛 ,即与元曲的用韵方法相接近 ;三是作品句式允许有衬字 ,在一定范围内字句可作适当增减。

源自西域乐曲的词牌和曲调举隅(上)

本文从追溯词所配合的乐曲及有关西域乐舞输入的记载等入手,阐述了词曲这种文学形式所受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从而论述西北民族对中国词曲文化的贡献。

晚唐诗人的楚骚情怀

楚辞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晚唐诗人对屈原和宋玉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他们推尊屈原,学习了屈辞中的比兴寄托手法又有所突破,却更为看重宋玉,因为宋玉的多才、风流和伤感与晚唐诗人的精神状态极为契合。晚唐诗歌总体风貌的形成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

屈赋“洞庭”与里耶秦简“洞庭”的解读

历代楚辞学家对屈赋中的"洞庭"都注为洞庭湖,2002年4月里耶发掘出秦简,经专家们对极少的秦简初步认读后,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洞庭郡"的记载。在先秦的史料和《史记》中也都有对"洞庭郡"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洞庭湖不叫洞庭湖,而叫云梦泽。所以屈赋中的"洞庭"不是洞庭湖,而是洞庭郡。

妙画活水 尽水之变——论辛弃疾写水词

辛弃疾的写水词内涵丰富深厚,抒发出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寄寓着他感悟到的人生哲理。他灵活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描绘各类水的形态,妙画有生命力的活水,表现水的光色、声响、凉冷乃至香味,尤其善于展开浪漫的幻觉想象,创造神奇飞动、雄伟壮丽或清冷幽静的意象和境界。辛弃疾山水词主要学习和取法屈原辞赋和苏轼诗词。辛弃疾的文学天才与辛勤创作,使其山水词在中国古代山水词史上成就最高。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袁沈同时轻薄甚,岂知万古有江河——论清代关中诗人屈复

清代中期诗坛创作虽然极其兴盛,但是由于清廷文网甚密,诗人大多不敢直面社会现实,诗歌创作多流于肤廓。关中诗人屈复高标独出,他不是遗民,却具有深切的遗民情怀,倡导诗歌要有"寄托"。屈复不但严肃批判了康雍乾时期流行的诗学流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等所流露的形式主义诗风,而且对清代中期堕落的士风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均有认真的思考和勇敢的揭露,在雍乾诗坛独树一帜,值得学界重视。

屈大均集外诗文考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屈大均全集》,是目前所见收录屈大均作品最完备的集子,但仍有遗漏。现将从别集、总集、地方志等各类文献中搜采得来的若干集外作品刊布,凡诗7首、文4篇,并对部分诗文中涉及的人物、史实加以相应的说明和考证。

宁调元对屈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宁调元自幼学习屈原的诗作,以屈原精神砥励志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通过化用、比拟、模仿、引注等方式,传承屈原精神,并将其与反清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志在将屈原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汉代拟骚诗在文体层面对屈骚的继承与新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解读之作,在语词、句式、修辞手法、体式等方面均受到屈宋辞的影响;但受汉大赋的影响,又表现出重铺排罗列、描写细致以及骈偶化、整饬化的赋体特征。

中日现代诗歌“树”意象的比较研究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日现代诗的比较与交流到谷川俊太郎为止虽谈不上是盲区,但真正意义的交流并不多,那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日本现代诗人并没有成功地介绍过来,从而造成长时间彼此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篇论文立足于这一点,把谷川俊太郎的“几棵树”与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橘颂》、贺知章的《咏柳》以及现代诗人艾青、牛汉、陈东东创作的与“树木”有关的诗歌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异同点,并通过对具体文本力度强弱的比较分析,为中日两国现代诗的抒写情调和表现方法画下大致轮廓,使得中日现代诗复杂的成长过程和审美取向折射其中。文化和价值上的雷同和冲突,以及意义上的和谐和分歧也是这篇论文力求所阐述的。

唐诗中一字平上去三读而义同与义别相兼的问题

本文对唐诗中18个单字具有平上去三读而义同兼义别的音义关系和用法作了论析,认为:(1)根据各字同义而多音读的情况,可分为同义而有平上去三读或平上、平去、上去两读等四小类。从声律应用来说,诸字的同义而多音读基本上属于平仄两读,值得注意。(2)这18字中大多数都是早期义项陆续取得了两个或三个音读,只有"请、泥、委"3字例外。掌握这一规律,使我们易于理解各字义同与义别交织的复杂关系。(3)这个字群音义关系的产生始于中古前期,唐代加以继承和发展,并广泛应用于诗体律式的平仄变化中。(4)这个字群的音义关系过分复杂,不利于人们的口语交际,因此音义关系到现代有了明显的简化。但是阅读唐诗,分析诗体格律,仍要依据各字中古的音义关系来解释,切不可以今律古。

谢朓咏物诗、联句诗探析

谢朓咏物诗多为同咏之作,反映了当时文人汇聚的特点。而且,谢朓咏物诗结尾多归于美人失落或迟暮之感,与后世宫体诗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然。咏物诗与山水诗互相促进。谢朓联句诗,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此类诗体的特点。一是押韵不太讲究,多沿袭柏梁台古体诗,二是合乎永明体平仄运用,三是表现了联句诗讲究对句平仄的一致性。另外,谢朓联句诗语言表现上也有特出之处。

论楚巫风对屈赋奇诡浪漫艺术风格的影响

楚巫风与北方巫风相比,更具原始性,它综合歌舞乐等艺术形式,巫觋也具有放纵性、自由性和民众性。屈赋是屈原充分借用楚巫风神话等的思维特点和丰富内容进行艺术再创造的结果。屈赋奇诡浪漫的艺术风格体现为:深广的审美空间;超常的想象和离奇的夸张营造了众多浪漫的艺术境界;浓郁的抒情性及由此形成高度的自我表现风格。

郭沫若与唱和传统的现代嬗变

抗战时期,郭沫若深度参与了陪都重庆文士间的旧体诗词唱和,尤其是与他密切相关的"寿郭"唱和、"屈原"唱和与"沁园春"唱和,见证了战时郭沫若的文化实践与政治的复杂关联。通过"寿郭"唱和,他在左翼政治文化之外维护了一个私人化的交际圈;"屈原"唱和则表达了他被国民党疏离后的不满,不无讽谏之意;较之前两次唱和中他与政治间的模棱关系,"沁园春"唱和时他主动选择了政治阵营,诗词酬答因而不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成为文学与政治间的交互往来,这促成了抗战时期诗教传统的功能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