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荣”身份辨析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史料记载,中共代表"彭荣"直接领导了台共成立的整个过程,从建党纲领、工作方针、斗争目标等方面予以了重要的具体指导。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景,"彭荣"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证,迄今,在中共党史上留下"遗憾的一页"。本文依据近年来两岸学界的研究积累并利用台湾岛内最新编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解秘文档"等,对有关"彭荣"真实身份的"瞿秋白说""彭湃说""任弼时说"等几种观点予以考证,并提出任弼时是"彭荣"的可能性为最大,亦不排除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罗登贤的可能性,但还需进一步的史料物证予以确认。

汉巴郡朐忍故城遗址与“景云碑”

本文从古籍文献结合实地考察进行考证,着重论述自秦汉迄至南北朝时期,汉代巴郡朐忍县的发展衍变及其与古老盐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并进而从汉代该地盐业产、运、销的历史状况着手,破解《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中的一些疑问。

案上新书近百卷 观堂惭愧感红多——任半塘和他的曲学研究

任半塘在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成就,除个人的努力外,他还受到恩师吴梅的指点及同门卢前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他和卢前等人一起开创了散曲学,在理论建构和文献整理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对唐代戏曲的研究新人耳目,对王国维的观点进行重要修正,代表着戏曲研究的深入和突破。在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他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中敏:毕生整理、编校曲籍的曲学巨擘

任中敏是我国20世纪较早涉足曲籍整理和编校的著名曲学家。自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幸遇曲学大师吴梅垂青开始,他就着手整理和编校曲籍了。他编纂的《散曲丛刊》是我国散曲史上第一部运用新式的印刷方法排印的大型散曲总集,完成的《新曲苑》也是我国较早出版的超越前贤的大型曲学文献丛刊。他的第三项大工程是继《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后编纂的具有集成性质的《敦煌歌辞总编》。他属于曲籍编订方面的著作还有《元人散曲三种》、《元曲三百首》、《优语集》等。任中敏尽可能地把隐匿、散落在各处的曲籍史料搜集、摘录出来给予汇集、编辑,恢复了曲学文献的全貌,为后世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著作无疑也奠定了任中敏在我国曲学史上的永久地位。

熊念劬《宋人如话诗选》研究

熊念劬《宋人如话诗选》是一部白话宋代诗歌选本,此选是在近代白话运动思潮影响下的产物,针对前人时贤对宋诗的贬抑,特意编撰了此选,藉以抬高宋诗的地位,并以之作为效法的范本;此选对江西诗派和宋代诗僧惠洪尤为措意。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骚人遗韵”与陈洪绶绘画中的时间主题

从19岁作《屈子行吟图》《九歌图》,到明、清鼎革之际作多幅《饮酒读书图》,陈洪绶的艺文书写在意绪格调和形式语汇方面都显示出"骚人遗韵"的强烈印迹,《屈子行吟图》《九歌图》也成为解读陈洪绶其人其作的一把"钥匙"。与前代"李公麟—张渥"的人物画传统、以及同代萧云从《九歌图》的创作意旨进行细致比较,可发现陈洪绶与他们在思想定位问题上细微而重要的区别。陈洪绶的嗜酒、恋花,其绘画偏爱并置有生之物(短暂)与无机物(永恒)以及其间呈现的巨大张力,流露出一种悲剧性的生命祭奠感。清代前期,围绕两幅《饮酒读书图》的命名分歧,也折射出陈洪绶画作及其接受语境与"骚人遗韵"之间复杂而潜在的精神联系。

《湘君》《湘夫人》性别的识别和屈原的行踪

荆是楚人祖先熊鬻子在西周时期的封地,位于京畿,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子在荆楚,因此楚地成为西周王化之地。洞庭山脉经过楚,因此楚有洞庭和沅湘等水名,秦朝设长沙郡,楚这些地名随之南下使用,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湖南地名当初实际上在湖北和河南境内。换言之,屈原可能从没有到过湖南。最早著述接近这个结论的是钱穆,但是钱穆没有见到出土文献,因此论述显得有些单薄。二湘为大禹时代的古乐九歌的一部分,篇名如同后代的乐府题名,不能坐实考察,君更不能看成女性。屈原在改定二湘时表述中结合了自己的身世情怀,因此其中的君指国君或者国君使者,而余、吾皆指自己。二湘记录的是屈原等待出国使者和见到出国使者回朝的情景。

盘王大歌七任曲叙事结构及其言语行为内涵

盘王大歌的七任曲存在"主人"、"客人"和"郎"三种角色以及"主人请客"和"郎"的"经历"两条叙事线。七任曲具有实体性和神圣性,语力更为强化,歌曲角色和仪式参与者处于同一空间互动,在师公唱叙及其所推进的仪式中成为行为者,最终实现还愿祈福的目的。

宋代意象理论发展中的理学因素

在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学因素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就在于其构建起了一整套阐述“天人合一”、万物关联等基础性观念的理论体系。传统意象理论所凭依的宇宙生命秩序观念,也就在此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理学推动了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自然观念的非宗教化进程,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体上促使文艺批评更加理性化和系统化。其为意象理论构造出了一个哲学基座,由此赋予“意象”概念以“气象”的内涵,又为中国审美观念注入了“理趣”这一核心思想,形成了强调理性与情趣相统一的传统意象审美观。

二人台牌子曲探究

二人台牌子曲系内蒙古西部区最具影响的民间丝竹乐种,要早于二人台的形成。曲牌源于多方面,既有古乐曲遗存,也有从蒙古族民歌和汉族民间音乐中衍变而来,同时,还吸收了部分宗教音乐。系中原汉族移民音乐文化与当地蒙古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艺术结晶。

元代“带过曲”不同辨析论

任中敏先生首先提出"带过曲"这一称谓,并对其进行了学术界说。任中敏所言重点,是针对"带过曲"创作时作家的创作心理、动机、因由而言,并非对"带过曲"一体产生、发展过程的系统描述。因此,对于"带过曲"归类,无论从文献事实,还是文体性质、自由度等方面分析,"带过"一体都应归入小令范畴。而对于"带过曲"成因分析,学界虽多有推论,皆缺乏准确而有力的学理支撑,争论难分伯仲。通过对原始文献的归类分析,在综合各家见解的客观基础上,就"带过曲"的界定与成因进行相关辨析。

王国维的词评与词作

依据史料分析,王国维的沉湖自杀是家庭变故和时局、军事、政治等多种因素综合变化的结果。将王国维的词评置于其思想衍变的过程进行讨论,可知其见识的深远,他推崇李煜、屈原的个人原因,即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与社会的教化功能统一的见解。王国维虽然自认为其词作可与欧阳修等人媲美,实际上其词作在意境诸方面远不如前辈大家,而其流传于世的词评《人间词话》则成为不朽之作。

中国传统意象理论在宋代的发展和积淀

宋代是中国传统意象理论发展的积淀期。宋代文人以前所未有的自觉程度将意象概念运用在话语实践之中。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却缺乏针对意象理论本身进行研讨的自觉意识,而仅满足于对意象的技术性运用,结果出现意象话语实践与理论建设之间显著的非均衡问题。尽管如此,宋代文艺活动平民化对普及意象概念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使得意象概念被更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而展现在文艺创作中的意象思维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