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名、字辨正——与黄毅、张培恒诸君商榷

屈原名"平"、字"原",而不是名"原"、字"平"。我们在深入剖析《史记》、《文选》等同一文献内部易被误解的表述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从根源上就有关疑难问题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对往哲时贤提出的疑点逐一予以辨析,试图从源与流两方面全面彻底地解决屈原名、字疑案。

屈原柳宗元社会遭逢和创作心态比较研究

屈原和柳宗元,是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两位作家进行冷静的理性分析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社会遭逢和创作心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以悲剧的代价昭示着奋斗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把立言当作辅时及物的为政之具。他们虽然遥隔千载,但却是千载同心。

从《橘颂》看屈杜的人格理想与文类贡献

在屈赋中涉及橘的作品只有一篇《橘颂》,然而《橘颂》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橘颂》创作于屈原的青年时期,而橘树的意象却贯穿在屈原的一生之中。杜甫是受屈原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杜甫的人生经历与橘树有关。在杜诗中有大量作品涉及到橘树和橘子,杜甫热爱屈原的《橘颂》,并从中吸取力量,建构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屈原《橘颂》和杜甫《病橘》都具有文类学的研究价值。在杜甫的文学批评观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风骚共推激"。杜甫学习屈原而得诗歌之正,法国批评家狄德罗创造了正剧,杜甫创造了正诗。屈原和杜甫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典范。研究屈赋与杜诗有助于中华民族确立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昂首阔步迈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的新时代。

清代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清代袁枚、朱庭珍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袁枚评诗推尚偏于由才性而催生出的"趣"的审美形态,他以"趣"为审美标的,以性灵为根本,以天才、真、自然为支点,建构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诗趣论系统。朱庭珍评诗反对"恶趣"、"魔趣",推尚意趣充蕴之作;他强调作诗要"培之以理趣之府",提出了"意趣活泼"的审美要求,在诗趣的生成创造上,则论及到由"情"而"趣"、由"思"而"趣",对诗中之趣语的运用也予以了界划。他们为古典诗趣论的最终深化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闻一多“屈原三论!”

闻一多研究"楚辞",因其特殊的专业背景、人生经历、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往往得出一般传统学者讥讽的"可怪之论",如"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屈原是‘文学弄臣’","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然而,正是"楚辞"研究,最能彰显闻一多的学术个性。

关于屈原诗歌艺术特色问题的论争

在中国的学术界,屈原的诗歌艺术特色问题历来就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又在于他的诗歌艺术特色的繁复性构成和形象指认。本文试图运用现代文艺学的理论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之进行新颖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屈原在其诗歌艺术中所要塑造的是一个有似于“狂人”的形象。

成就屈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的三大支点浅论

屈原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屈原出生秭归说、文学创作湘西说、投江汨罗说,是支撑其成为世界文化名人的三大支点。没有屈原在湘西的九年生活,就不会有楚辞的出现,他也就不会成为文化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世界文化名人。因此,研究屈原的重点地区不是在他的出生地秭归,也不是在他的投江地汨罗,而是在他的创作地湘西。

谈诗

诗论是冯纪忠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是冯先生2007年7月就屈原《九歌·山鬼》、刘邦《大风歌》、柳宗元《江雪》、《渔翁》、《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杜牧《山行》所做的讲谈实录,对诗的体会饱含了冯先生自己的人生体悟。各篇论述要点依次如下:1通过对祭祀中巫唱、觋唱及陪唱的区分,疏理了《九歌·山鬼》主词的逻辑关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2通过对刘邦流氓本性的揭示,批判了刘邦《大风歌》中暴露的专制思想;3结合柳宗元本人的历史及所处环境的研究对三首诗给出了自己的阐述;4分析了杜牧诗作描写风景的画面感的特征。

“屈原名平”说证误

作为中国最早的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字已被长期颠倒——名"原"、字"平"被颠倒为名"平"、字"原"。这种错误至迟始于北宋,到南宋时期逐渐被世人所接受。与此相应,记述屈原名、字的最早两种文献——《史记》和《楚辞章句》的有关内容也遭到了篡改。幸而南朝的《文选》和唐朝的五臣注《文选》还保存了这方面的正确信息,《楚辞章句》中也保留了被篡改的蛛丝马迹,所以,可据此考证出事实的真相。这一事情同时意味着,对于自古相传的成说——包括屈原名、字这样的具体问题,都应依据今天的认识水平重加审视而不能全部恪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