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后受损房屋鉴定评估与分析

通过对舟曲特大泥石流受损房屋的应急评估鉴定,分析舟曲特大泥石流房屋受损的特点,总结灾害后房屋损坏的类型,最后对泥石流损坏房屋提出加固处理措施。

《周易》“王用三驱”阐说的学术史考察

前人对《周易》"王用三驱"的释说,大致可分政务说、道德论两类。前者以王弼、孔颖达为代表,主要从狩猎文化的角度,用"三驱之道"喻比王者"唯贤是与"的用人之道。这一释说与曹魏、唐初的政治背景及其人才政策有关。由于《周易》王注、孔疏影响甚大,此后注、解《周易》者大都沿袭此说,进而附会以如军事等行政或政治事务,从而成为传、注"王用三驱"的传统。而从马王堆出土帛书、传世文献等记载看,以儒家一贯强调的"仁义"之德阐说"王用三驱",早在上古即已出现。唯因政务说流行颇广,道德论始终未为儒者瞩目。直至北宋程颐传注《周易》时,"王用三驱"的释说才回归儒家说《易》传统。尽管两类阐说都是针对狩猎活动而发的,但"王用三驱"的道德性阐释更契合《周易》原旨。

庄周屈原浪漫文学之再比较

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不宜再以消极与积极来区分、论衡和轩轾。他们的不同,主要只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首先是虚幻特色及风格特征的差异:庄周的浪漫文学基本上是纯然虚构的,而屈原的虚构幻想则是植根现实的;庄周的幻想是为说理服务的,而屈原的幻想是为抒情服务的。其次,从美学特征看,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亦有明显差别:庄周的美学理想是崇尚自然,重视美的自然性;屈原的美学理想是崇尚真善美相结合的社会价值。再次,庄周、屈原浪漫文学的差异,还可从文化特征来加以观照:庄子的文化渊源是殷商文化,屈原的文化渊源是楚巫文化;庄子是哲人兼诗人,屈原是诗人兼哲人。文化渊源和文化角色的差异,也决定了庄、屈浪漫文学特色的差异。

常州籍语言学家主持制定的四套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历史意义

百年来中国语文现代化历程中四套重要拼音方案都是常州人主持制定的,他们分别是吴稚晖主持制定的《注音字母》、赵元任主持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瞿秋白主持制定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和周有光主持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汉语拼音方案》吸收和借鉴了前三套拼音方案的精华,是前三套拼音方案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拼音方案,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津梁。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作法律人 先须律己——从周德清的曲作反观其曲论

元代著名曲学家、曲作家周德清的曲学名著《中原音韵》中的曲论部分《作词十法》 ,首次对北曲文辞创作的要领、规律、禁忌、法则等进行研究 ,其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 ,被时人及后人悬为定例。然而他本人的曲作却不能完全达到他自己提出的作曲要求和标准。这表现了他的曲论的某些局限性 ,以及他分别作为曲论家和曲作家时客观和主观的差异 ,也体现了当时文坛的风尚。

屈原《离骚》用礼探微

屈原博文强志,熟谙礼仪,故能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自觉不自觉间渗透礼制于《离骚》文字之中,包括崇祖之礼、命名取字之礼、茝兰赐献之礼、前驱导路之礼、盟誓之礼、陈词祈祝之礼、昏礼、卜筮之礼、佩玉之礼、大夫士去国逾竟之礼、宗庙乐舞之礼、车马礼制等。总体来看,《离骚》用礼虚实相间,多有象征义;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以周礼为本而又融入楚地习俗。东周礼崩乐坏之际,礼制并未完全丧失固有作用,作为身份等级衡量标准,依旧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因而《离骚》用礼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周代贵族熟悉礼仪,礼为社会交往之需,因而屈原可以因礼设喻,不虞其义不达;《离骚》用礼以周礼为本,融入楚地习俗,周礼直而通达,楚俗摇曳多姿,屈原可谓兼得,故能以约文、微辞表与日月争光之高志。

周建忠楚辞本体研究的方法与成就

在楚辞本体研究方面,周建忠知难而进,重拳出击,仔细考察楚辞本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综合运用双向互证、多重比较、追源溯流、以意逆志、宏微并用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容自若地由一个论题转入另一个论题,破旧立新,辨异析同,洞幽察微,解疑释惑,品文论艺,从而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扎实细腻的探究,在当代楚辞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张载集·横渠易说》校注献疑

出版家章锡琛点校的《张载集》,优先充分利用诸版本互校,同时利用《周易系辞精义》参校的编校说明。然而在编校过程中,章氏过分倚重《周易系辞精义》删改、增补凤翔府本《张子全书·易说》原文。加之张载著作思想深邃,旁及易学、佛学等,校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删改、增补误解作者本义;另有一些删改、增补虽无伤原文大旨,但不利于保护张载著作文本的完整性。梳理《张载集·横渠易说》校注可疑之处,对于深入研究张载著作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文化·民俗融合——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周瑜意象

历经180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三国周瑜形象,已从历史走进文学,走向文化,进入民俗视域。周瑜及其英雄业绩和行踪遗迹经过历代文人骚客加工描绘和市井平民的口耳相传,生成并沉积为一道道外在的历史、民俗、文化多维立体的周瑜意象,这些意象既相互作用,又相辅相成,构成周瑜形象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民俗演变发展和生态平衡的流播接受史。

谈《涉江》中的两段错简——与周建忠先生商榷

周建忠先生认为《涉江》根本没有错简,对此观点本人不敢苟同。《涉江》一文不仅在首段中存在着错简,而且最后乱辞一段也是错简。

雪芹脂叔去晶姑妄言

《姑妄言》写天启、弘光朝阮大铖、马士英、姚泽民等统治者家庭的奇淫极秽兽行,是祸从“天启”、归恶于上。是以明骂清的谤书,诛伐雍王朝。作者署三韩曹去晶、评者署古营州林钝翁。三韩、营州实乃一地,即今辽宁朝阳。从字法讲曹本字二东下日,东中日加下曰,是晶。去晶,惟余曹端之林。曹林共体与《红》体仁院相同体/本一人,仁/二人。《姑》《红》观点不是偶合,而是谋而后合。令人疑去晶或是雪芹族叔脂砚斋?相关资料奇缺,只是大胆假设,尚待小心求证。

从话剧《屈原》看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展到了顶点,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策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掀起宣传抗日的高潮,从话剧的酝酿、创作、演出到论争,将中国共产党反分裂促抗战的政治主张、借古喻今讽今的政治策略、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较量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话剧《屈原》的成功,对今天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文艺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一编驻得两红颜——论周天麟的《双红豆词》

《双红豆词》是清末周天麟专集唐人诗句写成的一部集句词集。该集由《吴船曲》和《燕台曲》两部分组成,分别记载了词人在吴地、燕地与两位年轻女子的爱情悲剧。该集不仅是专写爱情的最早的一部集唐词集,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而且全部作品仅使用《菩萨蛮》一个词调。

“风马牛不相及”新解

关于"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自古争议颇多,古之大家言之不详。今之此类文章,多出自文学家之手,分析问题不甚全面,多有附会。研究认为:风象征巽卦,马象征乾卦,牛象征坤卦,分别表示三个不同的方位:东南、西北、西南,借以说明两国并不接壤、毫不相干。文章另从行人、卿大夫、贤人三个角度,论证了楚使和管仲通《周易》,此二人知晓风马牛之真义。

沧趣楼藏书始末与特色

陈宝琛藏书甲于闽中,在福建近代藏书史占有重要的席位。《闽县螺洲陈氏赐书楼书目》及金云銘的《本校陈氏书库福建人集部著述解题》、《福建协和大学陈氏书库所藏清代禁书述略》是其藏书特色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此为基础,探析陈氏沧趣楼藏书始末与特色。

澄怀探道 涤故求新——周秉高先生《屈原研究》及其学术创新的启示

创新是学术研究持续进步和发展的生命活力,是学者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潜质能力,也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所在。《屈原研究》承继周秉高先生一贯坚守的创新精神,讲究援典持据,敢于质疑问难,重视涤故更新,在攻关楚辞研究诸多未解难题的过程中多有建树。周先生持续创新的治学追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当下学术创新的社会议题启示颇多。

浙江衢州坊门街小食宵夜文化变迁及其开发价值

衢州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浙沪地区,其独特的小食宵夜堪称一绝。如今,小食宵夜消费已经成为衢州社会经济和人们休闲娱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衢州坊门街小食宵夜,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已形成独特的小食宵夜文化,呈现出南北融合、东西杂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形式独特等特点,是典型的江南小食文化类型,具有旅游、社交、娱乐、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

柳宗元《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对屈原《橘颂》意象与情感的承续

屈原《橘颂》描绘橘之素性,与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之心,互彰互扬。千百年后,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所作《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一诗,承继屈原《橘颂》而来,既有对"橘"之"深固难徙"秉性的颂扬,又有与橘为友、"愿岁并谢,与长友兮"的惺惺相惜。从《橘颂》和《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两篇诗作来看,柳宗元诗既有对《橘颂》中"橘"之意象的继承,又有对屈原以橘比德之情感的发扬。同时柳宗元诗中又糅合自身的贬谪经历,以《橘颂》为源,所发所感,深发骚人之意。

试论清末常州词派文人的屈骚情结

屈骚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在清末常州派词人身上体现为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美人香草式的抱节自持；二、对多难家国的真挚关注；三、清帝逊位后的遗老心态。屈原身上本有爱国与忠君的双重因素，时值清末，历史已显示了走向另一种选择的必然性，爱国被注入了与忠君截然不同的内容。他们再死抱“忠君”不放，就只有走向“爱国”的反面，以可笑可悲的形式为这一传统的人格模式做了合理的逻辑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