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低税引发的各国立法变革及我国应对之若干思考(下)

(接上期)四、我国应对支柱二的若干思考(一)已设置CFC税制的辖区是否还需要引入GloBE规则?在GloB E规则初具雏形时,鉴于CFC税制与IIR之间的相似性,曾有学者提出,如果一辖区已设置CFC税制,即便不引入GloB E规则,鉴于CFC税制优先于IIR适用的顺位,也可以通过修改已有的CFC税制规则,如扩大CFC定义、完善确定CFC可归属所得的规则、优化CFC税制的豁免规则等,维护该辖区作为投资者所在居民国的征税权。

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弯道超车”(下)——评全球最低税分配顺序的再调整

(接上期)四、QDMTT或成七国集团内部对美利益博弈的工具QDMTT将全球最低税的优先征税权从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居民国重新分配给了所得来源国。本文认为,相较于广大发展中国家,QDMTT的利益将更多地流入G7部分国家,其或将成为G7内部对美利益博弈的工具。(一)英德法意加主要作为美国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所得来源地GloBE范围内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母公司近六成分布在G7成员国,但这些集团的境外主要投资地并非发展中国家,而是欧洲和美国,尤其是G7成员国。

全球最低税实施的影响评估:基于BVD-Osiris和国别报告数据的测算分析(下)

三、结论与建议,作为对发于20世纪20年代、运行已逾百年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的最大一次改革,BEPS项目前后两个阶段的运行机制有显著不同。例如,BEPS1.0所倡导的共同方法采用各国自主选择实施的机制,而GMT方案的“互锁规则”则使得各辖区为保护自身优先征税权而不得不“被动”实施,且实现了对各辖区所受GMT影响的系统测算及动态跟踪(刘奇超等,2024),从而开启了全球税收实质共治的新局面。

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中国税收优惠制度的影响与应对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为了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制定了较多的普惠性、行业性和地区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然而,全球最低税改革将影响中国的税收优惠制度,进而对中国的征税权与竞争力带来双重挑战。根据中国现行税收优惠受到全球最低税改革的不同影响程度,可将中国现行税收优惠划分为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税收优惠。目前,世界上已有至少50个税收管辖区通过公众咨询、财政预算案或立法草案等形式应对全球最低税的转化实施。这些税收管辖区一方面引入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以维护自身的征税权,另一方面则优化税收优惠制度以维持自身的税制竞争力。中国应立足本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遵循有效性、法定性和实质性的原则推动完善税收优惠制度,引入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作为全球最低税改革的短期应对措施,并在中长期层面优化财税优惠措施。

Implementing BEPS 2.0 Measures in the Hong Kong SAR, Chin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in implementing the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2.0 measures.It also argues that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minimum tax would not undermine Hong Kong’s region competitiveness and a minimum top-up tax in Hong Kong region is the logical response measure to safeguard Hong Kong’s region taxing rights.Finally,the article comments that MNEs will find non-tax attributes of a jurisdiction to be of greater importance in the post-BEPS 2.0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