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国区域之间异质性强,区域发展差异大,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大契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动区域创新中心与区域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区域间协同融合,提高战略取向一致性,促进不同区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形成合力,不断将我国区域空间回旋余地大的优势转化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加快形成多极点支撑、多层次联动、网络化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和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专利权质押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定量考察了专利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权质押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其积极效应不仅体现在以专利总数为代表的研发产出数量上,而且体现在以发明专利占比为代表的研发产出质量上。专利权质押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研发激励,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比和研发人员占比。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研发职务奖励有助于扩大发明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研发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专利权质押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产出数量、研发产出质量和研发投入均有显著影响,但相比之下,专利权质押对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创新产出数量的正面影响更大,对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质量结构改善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开展专利权质押试点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对其内涵与意义的深度发掘至关重要。文章基于生产力的三大构成要件,在挖掘新质生产力长远要求原则下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从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在南北、四大区域和五大经济带存在显著时空差异;(2)新质生产力在省域之间呈现梯度提升和发展不均衡特点;(3)分维度发现,生产资料对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贡献度最高,劳动者维度的贡献最低且存在空间极化现象;(4)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并具有时空收敛性特征。进而提出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发挥新质生产力集聚效应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政策建议。本文或可加深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发展格局的认知,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是我国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向,探讨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实现路径和实践举措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在理论层面,亟待从国家、区域、城市等多尺度探讨我国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议题、理论逻辑、主要挑战及应对路径;在实践层面,需要加强创新要素的流动,优化创新资源协调配置机制,促进产创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中心龙头作用,提高区域创新协同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高地。

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与地级市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质量,且该结论经过PSM-DID及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强城市财政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3)微观层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作用更显著;宏观层面表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低市场化进程、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

中国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能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该文构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并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30个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尚未达到良性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但呈现上升趋势,增幅呈现“西高东低”特征;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不均衡,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水平耦合协调区域逐渐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扩张;依据协调等级和特征将各省域划分为创新主动型、技术进步型、环境约束型、传统被动型和创新滞后型,并提出环境规制应结合地区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等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能否促进区域创新“量质齐升”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的创新作用,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基于我国30个省级区域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从创新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加快技术扩散来提升区域的创新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的异质性。

新质生产力推动内蒙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逻辑与路径

新质生产力与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它能够以新要素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注入创新活力。本文旨在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探讨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内蒙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理论逻辑,结合内蒙古当前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新质生产力推动内蒙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以期为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距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亦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渠道,探究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的作用。研究发现:示范城市政策在整体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然而该促进作用依赖于企业与前沿技术水平的距离,政策显著促进了接近技术前沿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对于远离技术前沿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从行业特征来看,政策显著促进了高科技行业、不易被反向工程行业、低集中度行业以及低碳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表现的两个渠道。本文为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政策以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开发区升格政策与区域创新“增量提质”——基于区县层面和修正专利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8年区县层面的修正专利数据,采用渐进式多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开发区升格政策对区县创新“质”与“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开发区升格政策使所在区县专利申请数和被引用次数分别增加23.22%和20.25%,推动开发区扮演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角色,激发域内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化与一体化,进而实现创新成果与实体产业的有机融合;升格政策通过政策优惠效应、企业成长效应和集聚效应等渠道提升所在区县的创新水平,其效果因专利类型、开发区类别和规模及地区政府效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进一步的分析证实升格政策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基于中国2007—2021年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据,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模型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多期PSM-DID、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从作用渠道看,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政府环保补助、缓解融资约束及高质量人才和高科技企业集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评估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

水资源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基于水质水量耦合的视角,利用中国除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地区差异及来源,并探究其时空演化规律。从区域差异特征看,全国及四大区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利用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总体呈现“自西向东不断先上升后略有下降,自南向北先上升后下降”的分布趋势;从变动情况看,绝对差异呈缩小的趋势,差异主要由地区间差异贡献,贡献率为53.72%;部分西部省区市拉低了整体的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邻居”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区域测算与时空演进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文章首先构建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的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算;最后,对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多维度时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时间角度来看,全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呈上升趋势;从空间角度来看,各地区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在算力基础和算法应用方面发展迅速。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科技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创新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中国成立75年来,科技创新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改革,再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强国战略实施,直至当前高质量发展多个阶段,在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提升的同时,国家也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强大作用。未来,我国要构建更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高效科技管理体系,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抓手进行科技创新系统性布局,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和人才驱动两大战略协调发展。

人力资本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地区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

文章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对中国31个省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省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促进地区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各省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检验发现,人力资本扩张促进了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人力资本扩张能够提升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科技创新主体协同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影响研究

国家创新系统内部主体协同是为了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提高综合创新能力而开展的一种系统性的创新组织形式,能够有效激发创新资源在系统内协调互补。根据协同理论,构建创新主体协同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2009-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复合系统协同度,并以此作为创新主体协同指标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空间效应分析,分别构建了空间邻接矩阵、空间地理矩阵、社会经济距离矩阵三重空间权重矩阵并对整体空间效应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各省份创新主体协同几乎都处于低协同状态,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协同度最优,政府和企业联动协同度领先;创新主体协同空间效应显示其对区域创新发展有强烈的助推作用,总协同度对本地和邻近区域都产生促进作用,且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即主体协同创新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整体上实现了技术创新共赢;“全创改”政策实施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其对周边区域创新的辐射作用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距离200千米以内政策效应最显著。本研究对全面认识国家创新系统内部主体协同创新关系,以及依据协同指标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域异质性政策制定有重要启示。

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虚拟集聚,这一新型空间组织形态也为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契机。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9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对虚拟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等相关变量进行测度后,通过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给定假设下,虚拟集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起到差异性的促进作用,虚拟集聚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后,根据所得研究结论,提出发展虚拟集聚以促进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长三角科创金融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双目标”路径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科技进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市场的融合逐渐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之一,如何实现科技创新金融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双目标,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科创金融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提出实现科创金融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为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利益方提供参考。

区域环境规制差异性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数字化背景研究

绿色发展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随着数字化对信息披露的促进,区域环境规制差异性对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274个地级市和企业的数据,在数字化背景下,实证分析区域环境规制差异性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首先,较大的区域环境规制差异性对本区域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其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在区域环境规制差异性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负向中介效应;最后,数字经济在区域环境规制差异性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推动力,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对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空间双重差分法和2004—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量”和“质”两个维度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均具有促进作用;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试点地区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将对其相邻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高于西部地区,对中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