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的公安实践与反思——以浙江地区为例

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改变了以往的线下协同办案模式,以无纸化、智能化等优势为刑事诉讼活动注入了新活力。2018年始,浙江省启动了一体化协同办案试点工作。几年来,该地的政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总结出了相关经验。但是,该办案模式仍存在保障支撑不足、部分公安民警思想认识不到位,公安办案系统功能不够完善等问题。因此,应通过提升组织领导、强化保障措施,提高思想站位、提升公安机关执法数字化水平,推进公安执法办案系统迭代升级等措施来进一步优化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

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建构

稳步规范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关乎新时代检察权高质量发展。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权运行呈现“检察主导+专业介入”的全新行权模式,在试点探索中还存在该用不用、不该用乱用、监督考察和司法审查流于形式等问题,亟待建构高质效目标导向的制约监督体系,有效解决“纸面合规”“合规腐败”等社会质疑与担忧。在具体路径上,可从分层分阶、诉讼构造和数据赋能等三个维度,探索构建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体系,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合规案件,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夯实实践基础。

提升税收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的路径

税收作为国有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加财政收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调节经济结构有着巨大作用。因案件线索少、办案难度大等问题,司法实务中,税收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较少。检察机关应心怀“国之大者”,能动履职,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及数字检察效能,适时开展“回头看”,积极在税收领域精准监督,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切实当好国有财产的“守门员”,努力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刑事案件并案处理的检视与完善

并案处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运行程序。合理的并案处理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在更好地发现事实真相、保障量刑一致性和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价值。我国当前的并案处理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过于强调公权力的主导致使被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影响,“无上限”的并案反而加重司法负担和影响办案质量,借并案之机不当延长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套用普通程序的并案处理机制限制了程序分流与权利处分。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并案处理应更加注重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探索对巨型案件的合理分案,加强对并案处理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的约束,畅通并案后被追诉人对程序分流和权利处分的渠道。

涉案企业合规犯罪主体研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具有重大意义,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缺位使涉案企业合规的推进遭遇困境,为此,有必要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纳入单位犯罪体系。与此同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秉承的“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与传统的单位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关系,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加以分离的二元化处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案处理。

刑事特别没收处理措施的困局与重构——以我国《刑法》第64条为切入点

对于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的刑事特别没收处理措施的理解与适用,在立法、司法和学理领域均存在一定偏差且互相龃龉,需要厘清及重构。刑事特别没收是对物独立的实体处分措施,与犯罪人的罪责和人身危险性无关。追缴和责令退赔是没收与返还的前置性程序处理措施,追缴和没收的适用对象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责令退赔和返还的适用对象包括违法所得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责令退赔是追缴的替代保全措施,应优先适用追缴。追缴或责令退赔而来的利益应优先返还被害人,余下部分予以没收。没收后仍存在退还原权利人的可能性。

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研究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模式自推广以来提升了执法办案效率,促进了执法规范化进程。为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健全完善落实各项配套制度机制,2022年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A省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运行模式与实际建设情况,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度不高以及缺乏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等原因,导致当前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普遍存在专业人员配备不到位、合成作战支撑度不够、场所设置单一、刚性制度与执法办案环境不匹配等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合成作战、合理规划分中心设置、优化工作流程、构建常态化全融合运行模式等对策建议,为实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优化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建设思路和经验借鉴。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探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数量与日俱增,与之相适用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已无法应对刑事案件增长速度,原有的诉讼制度已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急需一种新的司法运行机制来解决案多人少、司法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作为回应司法效率的需求与平衡司法资源紧缺之间矛盾所酝酿的一种新的司法运作机制,轻微刑事案件适用速裁制度,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检视与进路规范——以W市检察院非法捕捞案件为样本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上线”,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推动了刑事惩治与民事侵权保护的双向发力,实现了惩治犯罪和生态保护的同频共振。通过实证调研W市检察院非法捕捞案件的办理情况,分析这类案件在证据固定、诉前程序、责任认定、强制执行等方面的实践困境,针对性提出办案主体一体化、证据固定规范化、诉前程序实质化、责任认定精准化、执行措施实效化等五大举措,构建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合理路径。

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方式的调整——以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正为背景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和现有的办案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无缝对接,需要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方式和办案模式进行必要调整。在调查取证方面,应当提高调查取证程序的规范性,加强对被调查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保证所取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必要时还应对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在办案模式方面,应当与检察机关建立新型的合作分工关系,在证据收集及程序进行方面对检察机关予以协助,并参与相关的诉讼活动。

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在当今刑事错案时有发生的情况下,为实现司法人员增强责任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刑事司法的正义与公平的目的,采用比较、归纳等方法分析国内外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提出建立中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议:制定统一法典、界定责任要件、改进追究组织。

对网上刑事执法办案的几点思考

随着公安信息化的发展,个别公安机关推出了网上刑事执法的工作模式。由于网上刑事执法办案所涉及的电子签章及其认证系统、刑事法律文书和刑事证据材料等还没有相应法律规定和配套制度体系,所以应当暂缓这一做法。

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该制度的确立对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关系修复以及检察机关认罪认罚轻微刑事案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均起到促进作用。该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对其监督制约仍然存在监督标准不易把握、监督制约不全面、监督制约机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困境。面对该困境,应当从强化事前监督意识、事中监督制约、事后正负激励三个方面,通过对检察人员岗位廉政教育、查找廉政风险点,形成相对不起诉风险防控措施,以严明相对不起诉认定标准、严格相对不起诉办理、公开、报备、衔接、救济等程序方面,加强相对不起诉裁量权运行中的监督管理,并按照案件评查、监督巡查、能力考察“三查”方式,着力提升敢用、善用不起诉裁量权的能力,以期不断完善相对不起诉监督制约机制,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案例式教学法在犯罪心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犯罪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一门研究对象和内容相对特殊的学科,具有隐蔽性、社会危害性、不可重复性和重视实践性等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单纯以教科书为中心的传统理论学习对学生来说是相对枯燥的且与实际工作脱节,而案例式教学法是近年来在医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都广泛应用的一种教学法,从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应用能力入手,做到多种教学方法灵活使用,使学生由被动式学习变主动学习,提升教学质量。

公安院校侦查专业能力培养的薄弱环节及对策——以学生毕业实习反馈意见为切入点

当前公安院校侦查学专业普遍重视的是学生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侦查业务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但是,从学生毕业实习反馈的情况看,学生普遍感觉到自身在人际交往能力、非常态条件下侦查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对此,公安院校侦查学专业应强化以下能力的培养:一是人际交往能力;二是非常态条件下的侦查能力;三是侦查过程中的耐力;四是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五是自我学习能力等。

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侦查办案机制研究

目前,公安机关侦查办案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1997年6月公安部作出的侦审合并决定没有完全执行,整体上影响了侦查办案质量;二是侦查力量分散,侦查人员办案意识不强。20多年来,公安机关一直在积极探索提高侦查办案质量的途径和办法,如开展"命案卷宗评比"和"剖析命案讲教训"活动,成立办案质量检查指导小组,举办提高办案质量培训班,成立办案指导科或案审中队,任命"刑侦审讯专家",在法制部门内部增设专门案审机构,推行刑事案件相对集中办案机制,等等。为构建以审判为中心提高侦查办案质量的机制,应当:多措并举,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办案思维;建立侦查人员准入制度、培养制度、淘汰制度、主办侦查员制度、职业保障制度;在法制部门内部增设专门案审或预审机构;建立、完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保全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公安机关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完善刑事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做到有章可循。

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文本考察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有三个文本。经过10余年的立法发展、司法实践,《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3]7号)》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完善的法律文本,其确立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贯穿于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但也存在缺陷,如专家化程度不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诉讼权利保障上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当其在法治框架下审视的话,《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三个文本也体现出权力主导特色。

零容忍执法政策若干理论问题之评析

零容忍意味着我国警察机关原来的执法活动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典型的就是"抓大放小"。零容忍与刑罚世轻世重中的"刑乱国用重典"思想有些相似,但不完全相同。零容忍不等同于攻击性行为,更不能说是警察机关的对抗式管理。虽然零容忍执法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警力的局限性,加之零容忍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所以如何能够长期保持,值得关注。

亲属相盗认定与处罚的学理探讨

亲属相盗是指行为人盗窃亲属之财产的行为。对此种犯罪的处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司法解释,这一解释,虽弥补了刑法立法的空白,但在遇到共同盗窃时,此解释却显现出了它的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应将亲属相盗的案件作为刑事自诉案件处理。

证据裁判原则下完善公安机关刑事证据审查机制的思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更加强调证据裁判和直接言词原则,对侦查取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公安机关近年来发现、获取、解读刑事证据的能力逐渐提高,取证的规范化程度也有较大提升,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公安机关应将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纳入执法管理范畴,尽快制定、完善刑事证据收集工作指引,建立以办案部门主责的证据审查责任制,充分发挥法制、预审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新型侦检关系和侦辩关系,从执法源头和办案过程的不同环节强化证据审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有效提升刑事办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