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三教合一的理论特征

王重阳等人以道家为本位,融合儒释,创立了全真教,完成了合儒佛于道的历史任务。全真道三教合一的理论特征体现在:不主一相,不居一教,多元混成;以道为本,兼容儒佛;内修真功,外修真行;识心见性,性命双修;境上炼心,超凡入圣;神道设教,行善去恶。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与实践可以在解决道教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提下,对世界上其他不同的文化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为道教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体现自己的独特价值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教圆融”语境中的元代墓葬艺术——以李仪墓壁画为例

河北涿州元代李仪墓虽然等级不高,但以孝子图、云鹤图、莲花以及八角墓型为代表的儒家、道教、佛教视觉语汇的汇合与重组,标志了中古时代晚期以"孝"为纽带的儒、道、释彼此交汇的墓葬图像的历史性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正是元代以全真教为主导的"三教圆融"的宗教思想,李仪墓正是这一思想的物质性再现。

《全元文》补遗三篇

我们在进行山西古文献田野调查时发现山西浑源孙氏墓碑数通,其中郝采麟、姚匡弼所撰三篇碑文为大型断代文总集《全元文》所未收,可作补遗。同时对碑文相关内容略作探讨。

山西榆社崇胜寺《施地状刻石》的系年问题

《全辽金文》所收刘方《施地碑记》的标题应为《施地状刻石》,该《刻石》的主体部分"施地状"的撰写年代为1233年,将该"施地状"刻于石的年代为1258年。该"施地状"是在金元之际山西遭受蒙古军的残酷掳掠的背景下签署的,其刻于石的历史背景为金元之际山西全真教势力的壮大昌盛对佛教教团产生的潜在威胁。

郑寿全《医理真传》贵“中”思想浅探

通过分析郑寿全《医理真传》,认为郑氏虽为"火神派"的代表,虽然擅用姜、附、桂,但是其更加重视中土脾胃,即贵"中"。贵"中"思想更能代表郑氏的学术思想。提出贵"中"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继承郑氏的学术思想。

《西游记》“证道”说发微

百回本《西游记》在清代被普遍视作一部阐述"金丹之道"的"证道"之书,这一现象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热点论题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出现了大量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论著,然而,由于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认识不够准确,部分研究结论出现了偏差。本文对其中所涉及的"金丹之道"、"全真教"、"五行"等重要概念进行辨析,试图澄清相关问题,以期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游记》。

丘处机养生思想略论

追求长生是道家道教文化的古老传统。先秦老庄就已经提出以精神超越为主、以形神合一为归的养生理论,早期道教虽然以老庄思想为理论渊源,但与老庄相比,却更重视肉体长生。全真道否定了肉体可以长生的思想,提出了"全真而仙"的超越理念。但"全真而仙"的超越理念,却使全真道在养生与成仙之间产生了理论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丘处机开始重视养生,并提出了顺任自然、清心寡欲、炼养合一、德养结合的养生思想,从而又把成仙与养生统一了起来。

全真性命论及其哲学义蕴

以“先性后命、重性轻命”为核心的全真性命论 ,主要包括“性命双修”、“先性后命”、“性神命气”与“昼命夜性”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全真性命论虽然渊源于钟吕 ,但其“先性后命、重性轻命”的性命论 ,与钟吕及内丹南宗有明显差异 ,除受到儒、释、道三教影响外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内丹实践经验 ,也是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化肉体长生为境界超越的全真性命论 ,不仅是对传统道教的变革 。

论全真教对神仙道化剧题材结构的影响及其它

神仙道化剧是元杂剧作家在全真教理念指导下，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创作思想来选取题材、塑造人物、设计结构、安排情节的。全真教对神仙道化剧题材、结构、情节、人物形象等打上深深的烙印。

析《庄子·养生主》中的生死观

如果说逍遥游是庄子的理想境界《,齐物论》是实现逍遥游的方法的话,那么《养生主》就是生命个体在现实中如何达到齐万物和齐生死的途径。在《庄子·养生主》中,作者对于生的把握主要在于虚心以游世,对死的态度则是顺应自然,坦然面对,正所谓生是时机死是顺化,全真保性自由自在地享受生命的过程。

唐诗中的鉴真

鉴真作为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近年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者多侧重于宗教、历史以及艺术、医学等,运用文学资料独辟蹊径者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藏中进较早注意到唐诗与鉴真的关系,指出唐人皇甫曾《赠鉴上人》实系送别鉴真之诗。这一独创性阐释,不仅对传统的鉴真研究形成冲击,而且也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佳话。本文在吸收和扬弃藏中进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祐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纠正了藏中进的某些观点,补强了藏中进学说的部分环节。

戴震“权”观念解——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本文以戴震晚年思想归宿《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考察其中对"权"观念的论述。从作品论述的结构可以看出,戴震讨论"权"的文本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反对理学家的"执理无权";通过"致心之明"实现"权"。文章着重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从西方新近兴起的美德伦理学视角给予解读,从而更好地理解戴震的"权"观念。

关中文脉与《西游记》的不解之缘——对关中应建《西游记》旅游景点的设想

《西游记》是由产生于关中金元之交的全真教教徒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持续创作形成的。它最早出版于关中道教重地重阳宫。关中有大量《西游记》形成的遗迹,应依之建设关中《西游记》旅游系列景点,并使之与北京白云观、江苏茅山形成《西游记》旅游圈。

戴震反理学的“实学”方法论与其“权”论取向

戴震是清代批判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始终以解构和批判程朱理学为基本取向和最终旨归。戴震通过对文辞的训诂考据、历史事实的勾稽、社会实践批判之"实学化"的方法择向,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解构和抨击。《孟子字义疏证》末尾处"权"论的展开,乃是其反理学"实学"方法论的必然走向。这一过程,也反映了戴震重视知行的"智识"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想特质。

孙璋《性理真诠》对“太极”的诠释

孙璋《性理真诠》对于太极的看法有四:一是认为“空”、“无”不能表达“太极”的本性,二是认为理学后儒对太极的诠释在一多、前后、虚实、纯杂等方面互相矛盾,三是认为“太极”既非“空”,亦非“无”,亦非“气”,而是“元质”(即天主创世所用的原初质料),四是认为这种“元质”虽然蕴涵于阴阳二“气”之中,但是阴阳二“气”之消长变化的动机并非来自于“太极”本身,而是来自“天主”。他对太极的看法显示,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常常是出于传教的目的和需要,因而这种解释往往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明末清初借传教契机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往从而也始终未能产生真正的对话。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及理论建树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三教合一,返本归原;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积功累行,功行双全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全真教思想在对唐宋以来我国思想界三教合一、凸现心性这一主流趋势做了充分回应的同时,也对“生与死的关系”、“出世与入世的关系”这两个古老的话题给出了自己超越三教的回答。

袁黄《祈嗣真诠》版本源流考

袁黄《祈嗣真诠》现存民国前版本有8种:余氏本、普秘笈本、眉公本、广生本、尚白斋本、清抄本、慎斋本及光绪本。其中,年代最早的为余氏本,流传最广的为普秘笈本,其祖本万历庚寅本已佚。

从张载的“天人合一”到王重阳的“性命双修”——兼论“儒道互补”在关学与全真道之间的退守与坚持

在秦统一后的中国文化中,真正带有地方特色的学派往往产生于宋代,这当然是与宋代"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及其"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治政策密切相关的。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也就预示着"道学"(理学)濂、关、洛、闽之不同学派的形成。但学派的形成必须依赖一定的地域学风,而关学在张载之后"再传何其寥寥"的格局,对于地方学派而言固然是一种悲剧,但从张载的"天人合一"到王重阳的"性命双修",却恰恰提出了一个学派与学风孰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从儒学到道教似乎又存在着太大的距离。不过,如果从地域学风出发,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在基本精神上的退守与坚持关系。这样看来,学风比学派的思想观点似乎就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与传播优势。由此出发,所谓地方学派研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对某种思想观点的坚持,而在于对优良学风的继承与发扬。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中国的现代化追求需要各种不同的学派,不如说首先需要的恰恰是一种面向新时代的新的学风。

李全形象及其在《牡丹亭》中的作用

《牡丹亭》中贼子豪雄李全和他的夫人杨娘娘这两个人代表着作者的一种理想。戏曲中的李全和杨氏娘娘没有做宋朝封的王,到海上去做了海贼。这个结局与戏曲最后作者安排的柳梦梅高中状元,与杜丽娘团圆的结局存在一种对比,体现出作者本人在思想上的矛盾状态,处于出仕还是隐世的挣扎中。作者汤显祖一生仕途坎坷,《牡丹亭》中的李全夫妇的生活态度和生存状态可以看成是作者所追寻探索的一种生存方式。

从道士词向文人词的转变——丘处机词略论

金代全真教有词传世的道士词人共 1 3位 ,丘处机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一位。全真道士词创自王吉吉 ,王吉吉词作俚俗浅白、民间俗曲化的词风影响了其后的许多全真词人 ,但到了丘处机 ,不仅对全真教义有了较大发展 ,他的词也体现出鲜明的文人化倾向 :在词的内容、审美风格、作词目的等方面都表现出向文人词的复归。作为齐鲁词人 ,他的词风还具有北国词人特有的境界阔大、旷朗之风 ,表现出与金代文人词相同的审美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