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全真教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政治认同问题是政教关系的重要一面。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在金元王朝政教生态语境中循序展开的,呈现出理论性(遵国法、尚王道的论说)与实践性(以教辅政的政治支持行为)、动态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征。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敬而远之、古朴清修(1159—1183),尊王讲道、赢得信任(1184—1219),以汉接蒙、体道辅政(1220—1256),主动臣服、依附发展(1256—1368)。特别是大蒙古国时期,全真教变被动臣服为主动构建,推动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有机结合的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制建设。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长期以来中国大一统历史语境下佛道佐国扶命、崇尚王道传统的赓续。在金元少数民族政治语境下,全真教成为以忠孝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重要传承者。全真教的政治认同与金元统治者对它的认可是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以“王律”统合“道律”是全真教成功发迹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论全真教与金元社会的纲常伦理

金元时期,北方社会因战乱的影响,传统的纲常伦理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壮大的全真教,它对金元时期纲常秩序的破坏本能地进行了维护。但同时,全真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对纲常的维护不可能全方位地进行,而是必然有所选择。具体而言,三纲中全真教较注重"君为臣纲",而对父子、夫妇之伦则比较淡漠。五常中,它比较看重仁、义、信,礼、智或在其次。这种情况,是由全真教自身的宗教属性决定的。

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分析——以权力与宗教互动的视角

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反映了权力与宗教的互为需求关系。成吉思汗开放包容的宗教态度、纳贤意识、贵生心境和关注汉法是促成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丘处机则适时对帝王的召请做出积极回应。双方都经历了利益考虑和情感取舍的过程。从二人际会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是宗教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宗教则有神化皇权、安抚民心和维护秩序等功能;但根本上宗教是依附性的,它不可能对权力产生更为深刻或深远的影响。

“内证”显示元明全真道士是《西游记》创作主体

宋元交替之际,因千里西游讲道而受到成吉思汗青睐的全真教势力太大,元室于1231年因“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抓捕全真“掌教”后,又于1255年、1258年和1281年3次听信佛僧控告,实施佛道“御前辩论”,置全真教于败境,大批焚毁道经,严重打击了全真力量。元灭南宋后,大批北方全真道士南下,把济世救民色彩较浓的教义转向“金丹大道”构建,形成了江南全真教“性命双修内丹学”。今本《西游记》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要由全真道士把全真教义教史“嫁接”于较成熟的唐僧取经故事框架之上,在300多年的时间内,逐步形成完善的。除了有人已经指出的《西游记》回目术语及一批诗词引自全真教义和全真人士作品外,今本《西游记》中的车迟国、灭法国和乌鸡国故事,以及第78回的御前辩论故事,也曲折地反思着元代佛道恶斗,说明其创作主体只能是元明全真道士。今本《西游记》文本中的其他一批“内证”,也指向同一结论。

王重阳与全真北宗的思想略论

以王重阳的思想为主,对道教全真道北宗的思想,从"识心见性"的心性论、先性后命的修道论、真功真行合一的功夫论三个方面探讨,比较北宗与南宗思想的异同以及北宗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再论丘处机麾下道士作《西游记》祖稿

吴承恩并非《西游记》作者。宋元两代关于全真教领袖丘处机 (长春 )撰成《西游记 (平话 )》的三种记载 ,包括新发现的宋末碑文 ,是丘麾下陕西全真道士创作《西游记 (平话 )》

西风吹散白云飞:北京白云观钟鼓楼与近代佛道之争

与一般"晨(东)钟暮(西)鼓"宗教认知不同,北京白云观的钟楼、鼓楼采用的是完全相反的"东鼓西钟"建筑布局。通过围绕此一建筑布局而产生的一则与佛道之争相关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东鼓西钟"其实是先秦以降中国城市建筑通行的布局样式,而"东钟西鼓"相对而立的寺庙建筑布局则直到元末明初才正式确立下来;至于以火烧白云观为故事高潮的佛道之争,则本质上是近代民间宗教与全真教以文学创作为工具进行的自我理论宣扬与身份调适,与中国历史传统上的佛道之争并不相同。

从全真与禅宗看中国宗教思想的审美化

全真与禅宗是中国佛道二教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其思想均表现出明显的人生审美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以人之“心性”为核心,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流露出审美人生的本质特征;(2)淡化神性,肯定现实人生,高扬人的主体性,是审美精神的彰显;(3)主张此岸超脱,在凡尘俗世中修炼得道,在此岸中获得个体的生命自由和心灵解放,体现出强烈的人生审美化特点。基于全真与禅宗在中国宗教中的地位,其宗教思想的审美化倾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二教的研究可作为揭示中国宗教审美人生化的一个突破口。

陕西全真道佳话:丘祖孕成《西游记》——陕西“隐型文化”研究之一

吴承恩并非《西游记》作者。宋元两代关于全真教领袖丘处机 (长春 )撰成《西游记》的三种记载 ,包括新发现的宋末碑文 ,是丘麾下陕西全真教道士创作《西游记 (平话 )》并托名丘撰的确证。

论明代江苏茅山龙门派道士闫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记》定稿人

在作者另一文提出全真教主丘处机华山弟子史志经师徒是《西游记》祖本《西游记 (平话 )》作者的前提下 ,本文又结合明代全真教秘史 ,通过对“华阳洞天主人”具体历史的分析 ,认为今本《西游记》

论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中的“杀子”情节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黄粱梦》和《任风子》中均有"杀子"情节。这一情节的思想基础是全真教所宣扬的妻儿子女是"冤家敌面仇"的主张。马致远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发挥,以"杀子"来表现剧中主人公选择出家修道的决心,并且隐含着作者对当时社会和挫折人生的彻底失望。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中的道家思想

从马致远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以一己之体察写万千之世态。道家思想为元代文人提供了精神避难所,从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可以看出道家思想与文人交汇后产生的影响。

金代全真词研究

全真道士是金元时期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其词出于宣传教化的目的,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词。其词特异之处表现在词牌和体式方面有很多自己的创新,语言方面更加口语化,用韵方面出现了很多的一字韵和儿化韵,该文从全真道教词的词牌和体式、语言表现等方面对金代全真词进行了详细探究。

从永乐宫重阳殿地狱图像榜题看全真教的冥界信仰

永乐宫作为元代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其重阳殿在整个永乐宫建筑中与全真教的关系最为密切,殿内壁画堪称一部全真初创图像史。重阳殿北壁绘有十幅地狱图,且多标有墨书榜题,详细描绘了马丹阳夫妇梦入地狱和重阳祖师现神狱上加以救度的过程,是全真教地狱信仰的完整体现。本文通过对重阳殿地狱图像榜题来源的释读,探讨了全真教冥界信仰的构成脉络,并试图解决重阳殿壁画的构制时间问题。

论《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

《西游记》本文中散布着大量全真教的术语、诗词等,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象喻功能;但它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而且具有明显的贬抑道教的倾向。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全真化”的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在本文中留下了诸多痕迹,也在明中后期的宝卷里呈露出种种影响。另外,全真教与说唱艺术也曾结缘,亦可作为它借演说故事传教的旁证。

论民间法教与闾山教的历史演变

“法教”之称,见于战国史籍,是指以法度教化民众,以法律管理社会,而与宗教无关。作为专用名词,用“法教”以指道教、佛教,是在汉唐时期。历史上的正一道、全真道,都曾经自称“法教”。至唐宋时期,则将新兴的道教北帝派、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净明道,直接称为“法教”。明清时期,“法教”又被众多的民间宗教如闾山教、三奶派、普庵教、梅山教、元皇派、淮南教等所采用,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自称为“法教”的民间宗教组织,他们的法师多精通符箓咒术,罡步指诀,并自立祖师,广设法坛,传法授徒,多以“法”证传承,历代祖师都是以“法”字取号。他们自称拥有超凡的神通灵能,能够驱邪煞鬼,而缺乏经典教仪的传承,极具民间宗教自创自立的特性,因此可以归类为法教。闾山教始见于宋代,因其祖师陈靖姑神通广大,成为闽南地区最大的法教,其影响深远,广泛地传播于中国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