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乎技矣”:莱州寒同山道教石窟之建造及生态干预保护技术

以宋德方为代表的13世纪早期全真道石窟建筑开凿与保护技术探索实践群体,在莱州寒同山不仅开凿了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道教石窟群,而且在石窟山崖顶部留下了珍贵的古建保护技术遗产,体现了"道法自然"思想的实践结构,代表着道教建筑保护技术的最高水准,诚可谓"进乎技矣"。石窟群连同其依托的自然山体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保其坚固永久,其科技成就可总结为由"清、剔、破、通"等一系列具体方法构成的(一劳永逸式的、"自动化"的)"生态干预式石窟建筑自然保护技术",且其系统至今正常运行,泽被千年。该石窟为研究道教的石窟建筑保护技术提供了典型例证,亦可为再现道教建筑及其保护方法之"法自然"思想提供新证。全真道的生态干预式石窟保护技术对于某些洞穴建筑遗产的保护以及当代建筑生态设计仍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其所蕴含"基于生态系统观念的科学技术"思想更与都江堰无异,而堪媲美焉。

浅议《西游记》道书化与“作者”邱处机的关系

清代读者一般认同邱处机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这无疑是一个"张冠李戴"式的误会。但细究之,这与当时《西游记》"经典化"为宗教道书的趋向有关。首先,对小说作者邱处机的认定,首先是道流传布出来的,且似与清代佛道相争有一定关联,借此道流们获得了该书的主流阐释权;其次,邱处机作为小说《西游记》作者说法的出现,直接影响到《西游记》为"证道之书"观点的成形,给《西游记》道书化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最后,认可邱处机为《西游记》的作者,主要是基于传统的知识观念体系以及思维模式,这在当下已不太合时宜了。

碑刻所见蒙元时期全真掌教印章及相关史事研究

丘处机的汉文印章"玄门演道大宗师之印",见于嵩山崇福宫《蒲察大使索海市诗碑》,证明丘处机开始使用"玄门演道大宗师"称号;元世祖后期至元成宗年间全真掌教张志仙的八思巴字印章"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之印",见于大德五年(1301)河南新安县烂柯山《仙人洞题字碑》,是唯一存世的八思巴字全真教印章。这两通碑都刻立于元成宗时期,是全真教经历焚经之厄后的复苏期。刻石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当地宫观的教派传承史和财产所有权,石上刻全真掌教印,是权威性的象征。

王重阳审美教育思想研究

王重阳在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全真教的创始人,他有着丰富的审美教育思想。其审美教育思想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一、独特的艺术意象;二、因人施教,各适其材;三、绘画、诗歌是实施教育的主要形式。他不仅用这种审美教育方法直接点化了马钰、谭处端等弟子,而且这种审美思想也被其后继教徒李道纯、吴镇等继承。

略论全真教教徒的诗学观

金代全真教教徒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出独特的诗学观。他们不仅以诗歌来传道悟道、教化他人、联络道友、增进感情,还以诗歌来抒发道情和诗情,将诗歌当成传道、交友的文字游戏。他们的跨界创作偏离于诗言志、诗缘情的主流,成了宗教界、文学界别样的风景。

也论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之关系——兼与胡义成先生商榷之二

针对近年来学界有人否定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认定全真教徒是定稿人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从虞集序真伪、句容茅山华阳洞天、闫希言师徒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均难以将全真教徒与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直截了当地划等号,相反,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笔者却愈加难以否定。

论金元道教词中的“姹女”

根据古今道教文献和道教诗词文献,结合我国传统道教不同时期的特点,对道教词中特别的意象“姹女”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在道教外丹派中,它是炼丹隐语,指炼丹用的汞。在包括全真教在内的道教内丹派中,“姹女”指人之性,或称为神与气。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普通民众入教,在某些语境中,这个词在全真教道教词中,也可以是道教外丹派的含义。

从金庸小说看其对宋金时期全真教及主要人物的诠释

结合相关的历史与宗教文献,在宋金时期全真教初传时期的背景下,分析金庸武侠小说的具体作品,其小 说中所描写的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全真七子之首马钰与历史上相同的人与事件相比,其核心内容是真实的。同时 金庸先生在抓住了历史事实和主要人物精髓的基础上,强化武侠小说需要"热闹"的特点,也为了适应报纸连载时 每期都要有精彩之处的需要,在必要之处进行了一定的虚构,"让丰富的想像和尽可能完美的情理结合起来"。

赵道坚生平考略

赵道坚是金元之际的全真教道士,生前是全真教掌教丘处机最为器重的弟子,曾协助丘处机处理教务近三十年。1221年,赵道坚侍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于途中病逝。其逝世后受到全真教大力尊崇和元朝廷册封,其生平经历被不断放大、改造,以此为基础,被元代以后形成的全真教龙门派改造为第一代大律师,备受推崇。其生平事迹的考订,对于研究全真教早期的发展及其后来的流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道关系

金亡前后,大量儒士得到全真教的庇佑,儒道关系相当密切。但随着教派势力的急剧壮大,全真教以其有为的倾向、越界的举动,引起了儒士们的警惕与疏离。面对蒙古前四汗时期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竞逐的态势,痛心于儒学衰微的儒士们既对道教予以批判,也加强对自身的反思。

全真道士王道渊的“道论”与“人论”

明朝初中期是全真道相对比较沉寂的时期。这一时期能够留下著作并有系统思想可考的道教理论学家不多,因而对他(她)们中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王道渊即是其中之一。本文根据其著作,主要考察了其"道"的思想和"人"的思想,即其对宇宙本体论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

女性视角下的全真教修道观

相对于忽视女性自我的世俗社会价值理念,全真教修道观表达了对女性群体的重视。全真教成功吸收了大量的女冠入道,许多教外女性也成了全真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全真教修道观中,女性修道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在得道成仙资质方面甚至优于男性。当然,形成于男权语境中的全真教并不是强调唯女性至上,女性要取得成功须付出较男性更大的努力,并且修道的评价体系也渗透了男性本位意识。积累道德资本是女性修道的重要内容。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善恶观念

金元战乱时期,传统社会伦理遭到严重破坏,各种恶行屡见不鲜,引人归善遂成急务。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全真教,自觉地宣扬善恶观,劝导人们向善止恶。全真教在善恶观上主要是糅合儒释道三家,重点是援引佛教的善恶观,其主要目的不在于理论创建,而是注重于善恶的实践性。其主旨就是引导人们放弃杀盗,摈弃欲望,甚至希望人们逆来顺受,企图以此化解那个时代所充斥的仇杀和叛逆。这种消极的思想,对人们的反抗斗争当然是一种精神枷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社会教化作用。

金代山水诗的道教意象及其文学生成

金代山水诗的道教意象非常丰富。其中,道观类意象在王重阳等道教徒及一般文人的山水诗中均有体现,往往意在揭示道教义理、宣扬羽化升仙;轩亭类意象往往也充满了金人无处不在的道教思想,云鹤、松竹、烟霞、琴画等意象则有意无意地显示了金代归隐意象的逐渐仙化;海洋、海市等意象承载了金人对神秘仙境的敬畏与幻想。金代山水诗的这些意象中,有对道教的信奉,有对人世的不满,也有附庸风雅的社会时尚,与唐宋道教山水诗中高扬的生命热情与社会批判有一定距离。道教意象在金代山水诗中的生成,离不开全真教的崛起、王重阳等道教领袖的以诗歌作为传道手段等因素。

全真教王重阳教育思想研究

王重阳在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不同角度对他的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作品较多,但对他的教育思想研究者却不是很多。本文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王重阳教育思想,如自然主义人格的培养、因人施教、寓玄理于鲜明的形象等,进行了较为详细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王重阳与全真北宗的思想略论

以王重阳的思想为主,对道教全真道北宗的思想,从"识心见性"的心性论、先性后命的修道论、真功真行合一的功夫论三个方面探讨,比较北宗与南宗思想的异同以及北宗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论民间法教与闾山教的历史演变

“法教”之称,见于战国史籍,是指以法度教化民众,以法律管理社会,而与宗教无关。作为专用名词,用“法教”以指道教、佛教,是在汉唐时期。历史上的正一道、全真道,都曾经自称“法教”。至唐宋时期,则将新兴的道教北帝派、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净明道,直接称为“法教”。明清时期,“法教”又被众多的民间宗教如闾山教、三奶派、普庵教、梅山教、元皇派、淮南教等所采用,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自称为“法教”的民间宗教组织,他们的法师多精通符箓咒术,罡步指诀,并自立祖师,广设法坛,传法授徒,多以“法”证传承,历代祖师都是以“法”字取号。他们自称拥有超凡的神通灵能,能够驱邪煞鬼,而缺乏经典教仪的传承,极具民间宗教自创自立的特性,因此可以归类为法教。闾山教始见于宋代,因其祖师陈靖姑神通广大,成为闽南地区最大的法教,其影响深远,广泛地传播于中国南方。

元《德阳居士卫君之碑》史事探析

《德阳居士卫君之碑》现存巨野县博物馆,元至大四年(1311年)立,此前未见著录。该碑由上都寿宁宫提点卫道真为其父卫德兴所立,碑阳记述碑主卫德兴的家世经历,碑阴上部列有卫氏六代宗派,下部刻绘茔地位置图。虽然此碑并未提及“先茔”“先德”等词,但不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都可以被归类为先茔碑。由碑文可知,成吉思汗之四皇后公主哈敦,或许在金朝原封寿阳县主,为嫁成吉思汗,才专门被进封为岐国公主。此外,卫德兴与妻乔氏出家全真,其子卫道真亦属全真教,故上都寿宁宫乃全真教之宫观。元代全真教与宗族势力的结合互动,开明清道教家族化之先河。该碑为探讨元代北方地区的先茔碑及宗族发展情况提供了佐证,碑文所涉元代史事丰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论全真音乐机制与全真道士的诗词艺术

全真音乐主要是施之于修持,其法有唱诵与吟诵等;另一种是施之于庆祝、祈祷等法事的,以声乐演唱为主。全真道士在传教过程中,既与士大夫唱和赠答;亦面向大众布道而强化词的音乐性,其方式是或继承能歌的词调,或将词调进行改造,或自创词牌,使渐趋雅化乃至僵化的词变得鲜活、俚俗,使词体更容易向曲体发生转换,成为词曲之间流变的中介和津梁。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