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产业R&D资本折旧率的测算

2008年SNA将R&D并入到资产核算的范畴,但是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面临诸多问题,难题之一就是R&D资本折旧率的选取。选择C-D生产函数、一级CES生产函数、二级CES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R&D资本折旧率,结果显示,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R&D资本折旧率分别为20%、31.5%、25.25%、41.5%和31.3%。并且,在此基础上估算了五个行业的R&D资本存量,从平均增长率来看,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最快,其次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相差不大,最慢的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我国区域R&D资本存量的测算

在R&D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中,R&D资本存量是必不可少的变量之一。测算R&D资本存量需要确定初始R&D资本存量、折旧率、价格指数等相关参数。在合理设定上述参数的基础上,采用永续盘存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R&D资本存量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近年来各地区R&D资本存量的分布趋势大致未变,但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在扩大,而中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差距不大。

我国研发资本折旧率和存量测算

研发资本折旧率是研发资本存量测算过程中最重要的变量,但以往研究对研发资本折旧的取值较为主观。为此,本文利用前瞻利润模型对我国市场生产者的研发资本折旧率进行估算,进而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框架下,测算我国1990—2021年的研发资本存量。为提高研发资本折旧率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通过分行业的估计方式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研发带来的利润率进行估算,同时通过国内外同行业对比以及稳健性分析对本文研发折旧率估算结果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市场生产者研发资本折旧率为26.37%。考虑到不同生产主体对研发活动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在对非市场和市场生产者分别测算的基础上,估算我国1990—2021年间的研发资本存量。结果表明,1990—2021年,我国研发资本存量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其中市场生产者在2002年首次超过非市场生产者占据研发的主导位置,成为推动我国研发资本存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与资本利用率

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经济效果的分析,除了研判投资促进效应外,还应关注投资的质量偏向和资本利用率变动,这是新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精准施策的关键。对此,本文利用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重点探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效应和机制路径。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并未显著改善资本利用率,尽管政策实施促进了投资和研发投入增长,但对营业收入的改善不显著,揭示出政策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新增投资对现有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边际提升有限。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密集度高、固定资产结构偏向长期限以及面临高融资约束的企业,资本利用率受政策实施的反向影响显著。而基于行业领域分组回归的结果揭示出,政策实施对纺织领域企业资本利用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数字化基础设施业和汽车领域企业的资本利用率影响不显著。对此,文章从行业领域发展特征和经济事实出发,探讨对应的差别化资本利用率影响机制。这一研究丰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研究领域,对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再估算:1978—2011

在回顾和比较有关资本存量估算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永续盘存法(PIM)所涉及当年投资、投资品缩减指数、折旧率以及基年资本存量进行了选择和界定,并对缺失数据进行了认真和严格的处理,以此为依据系统估算了1978—2011年省际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存量,最后对估计结果进行了讨论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相吻合,这可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中国省际资本存量与资本回报率

本文以资本折旧率为突破口,利用经济计量的方法估计出不同省份的资本折旧率,重新估算了中国省际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对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再估算。结果显示:(1)折旧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周期波动。(2)中国资本产出比近年来增长很快,但与世界工业强国相比,我国资本产出比尚处于合理范围内,资本积累未出现过剩迹象。(3)资本回报率直到金融危机前都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但此后出现反转。省际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异表现出缩小趋势,可以推断危机后较低的资本回报率更多反映了资本在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错配。与过度投资相比,这或许是中国投资目前面临的更严重问题。

中国省际资本存量估算

资本存量估算的准确与否关系到许多相关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深入探讨其估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各类统计资料中大量的基础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筛选和处理;对已有相关研究中折旧率和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方法进行了改进;根据资本产出比变化规律确定基期资本存量;将资本分为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两类,分别设定折旧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然后相加得出总的资本存量。根据所估算的资本存量计算的各省区的资本产出比较为合理,因而所估算的资本存量是可信的、比较准确的。

我国固定资本存量的重新估算:“一五”到“十一五”

使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需要确定基期资本存量、投资额、价格指数以及折旧率共四个变量,其中折旧率颇有争议。折旧率在实际中并非常数,且当取为常数时,折旧率的取值大小虽然对资本存量影响很大,但据此估算的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却几乎没有区别。现有文献通常取折旧率为常数而忽略其随时间的变化,因而以一段较长时间折旧率无上升或下降趋势为依据,重新估计了计入折旧率变化的省际和全国的资本存量,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基础数据。

中国资本存量再估算:1952—2008

资本存量估算的准确与否关系到许多相关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深入探讨其估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对已有相关研究中折旧率和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方法进行了改进:根据资本产出比增长规律确定基期资本存量;将资本分为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两类,分别设定递增的折旧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两类资本存量,然后相加得出总的资本存量。根据所估算的资本存量计算的资本产出比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而所估算的资本存量是可信的、比较准确的。

永续盘存法细节设定与中国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9年

资本存量对考察经济增长相关问题意义重大,然而,目前学术界在处理资本存量估算的永续盘存法相关细节时意见并不统一。文章从基年资本存量、新增资本存量序列、投资品价格指数以及资产折旧率选择等四个视角出发,回顾了与永续盘存法资本存量估算的相关处理方法及细节,并在着重考察基年资本存量和资产折旧率设定对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基础上,对1952～2009年的中国总资本存量序列进行了估算和横向比较。

一种新的经济折旧率测算方法及其应用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经济折旧率测算方法,使估算经济折旧率建立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保证了基期资本存量和资本存量序列测算具有内在一致性,并利用这种方法重新估算了我国资本存量。

基于内生折旧率的中国行业层面资本存量估计

资本存量是宏观经济研究及政策制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而在测算资本存量的过程中,核心变量折旧率的确定对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相比选取某一折旧率固定值,通过生产函数法对中国1981—2011年33个行业的固定资本折旧率进行测算的方法更加科学,更能反映中国现实的行业特征。在测算的折旧率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各年份各行业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从横向上看,各行业的建筑资本存量及设备资本存量都存在着较大的行业差异,建筑存量尤为突出;从纵向上看,各行业的两类资本存量都具有明显的递增发展趋势,这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行业特征大致吻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及行业结构特征。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12年1月至2016年4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汇率价差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呈正相关关系,与利差及资金存量呈负相关关系。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自身的滞后一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率之差是影响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主要因素。除此以外,资金存量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也会对汇率价差产生影响。因此,应进一步疏通境内和境外人民币流通渠道;货币当局应将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汇率价差的备选政策工具;加强对跨境流动资本的监管;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在进一步深化国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之上,培育和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估算及成因分析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准确估算健康资本折旧率对把握我国人口健康资本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经典的健康资本需求框架内,正式引入年龄、环境与健康投资的异质性,扩展构建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模型。基于永续盘存法基本原理,结合精算模型与生命表数据,对不同年龄、性别和风险假设下我国居民健康资本折旧率进行估算与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健康资本折旧率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中青年阶段折旧率缓慢提高、老年阶段加速上升;男性健康资本折旧率始终高于女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年龄对健康资本折旧率的影响下降,健康投资的影响则持续增强。提高健康投资回报率,是降低折旧率进而提高我国人均健康资本存量的关键。

增值视角下的中国人力资本测度研究

选取永续盘存法作为测算人力资本的基本框架,将“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值纳入估算范围,构建了扩展的估算模型,并尝试引入Mincer方程来估算人力资本增值情况。在借鉴已有研究并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折旧方式和寿命期差异的基础上,重新测算了人力资本的折旧率,较为详细地估算了我国1978—2018年的人力资本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干中学”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值是人力资本投资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所占份额仅为0.6%。而教育投入及机会成本、医疗保健投入依然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核心部分。同时,研究还发现人力资本增值率呈下降趋势,在职职工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份额相对偏低。

R&D资本存量估计:1995～2017

我国已有的R&D资本存量估计研究中,对折旧率的处理普遍过于简化,忽略了折旧率受经济发展阶段影响等诸多因素,使得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影响。以纳入内生技术进步因素的折旧率估算为切入点,从改进基期R&D资本存量的估计、优化R&D支出转化为资本的滞后期选择、采用更加合理的R&D支出价格指数等方面入手,进行资本存量的估计,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有益尝试。据此估算我国1995~2017年的R&D资本存量发现:1995年以来,我国R&D资本存量增加迅猛,资本形成呈现出逐年扩张的趋势,到2017年末,R&D资本存量累积增长约28倍,年均增速达16.4%。R&D资本存量估计不仅能为进一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资本存量核算方法制度提供重要参考,也可为今后开展宏观经济分析、经济预测和决策提供重要的数量依据。

国外人力资本贬值率计量研究述评

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贬值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实证分析极少涉及。而在国外已有文献中,学者们基于人力资本与个体收入间相互关系,通过建立收入模型对贬值率进行了估算。因此本文将在回顾国内外人力资本贬值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国外人力资本贬值率计量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介绍和分析各类收入模型在贬值率计量研究中的应用及不足,同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最后给出相关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旨在为今后我国人力资本贬值计量研究的开展提供思路与借鉴。

折旧率不同对资本存量估算的影响

资本存量是宏观经济分析与统计研究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学者普遍认为折旧率的大小直接影响了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李宾首次对此展开系统研究,但由于李宾前后两个时间段采用的折旧率不一致,因此估算结果存在偏差。在对资本存量估算指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新估算了中国1978—2014年的资本存量,研究了折旧率对资本存量估算的影响。发现折旧率相差1个百分点,25年之后资本存量大约相差5.4个百分点,5%折旧率与10%折旧率的估算结果相差20%,以往的学者可能高估了折旧率对资本存量估算的影响。

中国公路资本存量测算(1952-2009)

资本存量数据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变量之一,同时也是资产负债核算的重要内容.目前,经济学界对我国资本存量估算的研究工作已有不少积累,但并没有对公路进行过单独研究和测算.1998年以来的大规模公路建设投资形成了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为我国社会经济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因此,无论是立足于全社会还是交通行业自身,都很有必要采用资本存量的概念对我国公路资产进行准确度量.本文基于国际通用的永续盘存法(PIM)探讨公路资本存量测算的若干技术问题,首次采用分解加权法计算了我国的公路资产折旧率,并对1952-2009年我国公路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测算.不仅在数据上为相关分析提供支撑,同时在方法上可为其他单项资产的资本存量测算提供借鉴.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确定的帕累托最优

该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试着建立一种新的帕累托最优模型,并充分运用演绎归纳方法,搜集大量资料,建立实证研究模型,并逐步扩展,找到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法来确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