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战略下ESG、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联动效应

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2011—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PVAR模型研究研发投入、ESG与企业价值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驱动企业价值、ESG单向联动,ESG与研发投入的互为引致效应主要来自公司治理的贡献,ESG与企业价值的双向互动效应主要来自社会责任的贡献。(2)研发投入的价值回报滞后与持续韧性不足并存,与环境责任相关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3)小企业、高成长企业ESG、研发投入向企业价值的转化和互动不足。

环保费改税与企业ESG表现

以中国环保费改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自然实验,利用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DID方法,实证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第一,环保费改税的实施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表明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和社会责任具有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作用;第二,在对样本进行分组分析后,发现环保费改税对非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税负率较低的企业、重度污染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说明环保费改税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和不同地区的企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第三,通过探讨环保费改税对ESG表现的作用机制,发现环保费改税之后,重污染企业会进行转型升级,并更多地进行绿色投资,而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投资可以促进ESG表现的提升。研究表明,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的ESG表现有积极的影响。这为中国深化和完善绿色税制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建议,例如要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加强环保理念的宣传教育,优化和协调环保政策的体系和执行。

新环保法实施增大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了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外生性事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后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所增加,但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探究其原因,发现除新环保法影响可能存在的时滞性特征以外,企业并没有在新环保法实施环境下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激励方案等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方面做出及时调整,导致环保法的强制性作用无法快速、有效地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ESG表现对中国重污染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8—2022年1 003家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企业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能够促进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对自身ESG表现的重视,也能为投资者决策提供新的角度。

产学研合作、绿色创新能力与企业价值——基于重污染行业数据

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为此政府引导、鼓励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强调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意义,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系、加入产学研合作在我国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对于企业而言,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推动低碳发展,才是在未来持续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文章使用2017—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价值的路径探究,实证结果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向影响,并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影响企业的价值,为产学研合作影响企业价值的效果和路径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环境规制背景下环保税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以2012—2020年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作为研究主体,分析环保税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究环保税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1)环保税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起到推动作用,两者呈正相关;(2)在环保投资增加的同时,“费改税”制度的变动会使得排污未达标的重污染企业负担加重;(3)进一步分析得出国有企业对环保税政策表现更为敏感,其环保投资的被促进效果更明显。本研究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拓展,同时也为环保税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5—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U”形关系,并且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路径影响企业价值,即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选取产权性质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产权性质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中的价值效应,结果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对非国有企业价值的作用更显著。

企业绿色转型、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

企业成长性对于企业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应切实承担起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研究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2016-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179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同时加入了创新投入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创新投入有效抑制了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负向影响,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产权性质、地区差异性、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分析,相对位于非一线城市企业、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来说,一线城市企业、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投入对二者负相关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关于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如何处理企业绿色转型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提高重污染行业企业成长性及促进绿色转型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也可以为上市公司切实承担起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社会责任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污染治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污染治理效率

环境污染是推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水环境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成为工业污染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对工业污染治理的重视,针对工业污染的防治逐步形成两大途径:一是通过建设治污设施对污染排放物进行末端治理;二是通过革新技术并作用于生产系统形成前端预防。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污染防治的末端治理与前端预防,对于遏制日趋严峻的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要素投入产出的视角构建包含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指标的计量模型,对比分析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效率,并按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对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投资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上,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效率存在差异。企业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的增加,并有效提高工业SO2的去除率,但对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偏弱。相比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效应,企业技术创新对污染治理的促进作用较强。因此,污染治理的前端预防效果要优于末端治理。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污染治理投资效果显著,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治理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结合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适度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提高企业排污成本;推动生产技术与治污技术的创新,扩大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依据区域发展特征和实际情况,提高不同地区污染治理效率。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重污染工业企业碳风险预警研究

针对碳效率较低、排放量大为特点的中国重污染工业企业在未来实行节能环保与低碳发展可能存在着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碳风险,结合国内外对碳风险研究较少的现状,提出建立重污染工业企业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与预警模型。以机器学习的最新成果——支持向量机(SVM)模型为基础、选取高斯核函数并借鉴风险预警理论成果,对实验企业进行风险预警。使得企业能正确识别和把握碳风险,以事前控制的理想状态降低碳风险对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运用SVM模型进行碳风险预警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可操作性与推广价值。同时,总结了SVM模型评估得出碳风险较低的企业所具有的共性,对于重污染工业企业管控碳风险的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征与环境保护的正外溢性特征,使企业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亟需政府积极干预。自2006年起,中央政府专门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中加入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构成了环保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环保产业政策究竟能否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有鉴于此,文章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微观样本,以中国30个省区为宏观样本,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视角,系统考察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立足于时期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阐释了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发挥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在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下,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有利于抑制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时期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即不同时期/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同一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生态环境相结合,不仅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为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廓清了生态环境改善的微观环保投资结构图景。

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绿色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的证据

以2010—2020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是内部控制质量与绿色投资之间作用的中介变量,即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

重污染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测算、差异来源及其成因

实现重污染行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提升重污染行业整体绿色生产效率,也需要进一步缩小行业间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差异。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整理企业排污费作为非期望产出,借助超效率SBM-Malmquist指数测算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二阶段泰尔指数和QAP分析方法考察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差异来源及其成因。研究发现:①企业间绿色生产效率差异较大,增长最快的企业年均增长63.47%,而降幅最快的企业年均下降17.53%;行业间分化态势亦十分显著,食品加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25.33%,而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年均下降3.14%,仅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业实现了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双轮驱动增长。②企业绿色生产效率总体差异呈现类“N”型变化趋势,从行业门类看,门类内差异是总体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进一步从行业大类分析,大类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率高达72.93%。③上述差异从结构组成上看,缩小技术效率差异和技术进步差异有助于实现整体及不同行业门类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均衡发展。从内部治理因素上看,缩小企业间竞争地位、成长性和资产利用率差距是整体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扩大企业间盈利能力则有助于降低整体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缩小企业间竞争地位是实现制造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均衡发展的关键,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可降低采掘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差异化金融资产配置则有助于降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因此有的放矢地制定重污染行业发展政策有助于行业内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协同提升。

企业生命周期、碳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基于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碳信息披露评价体系的框架下,完成了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指数的构建,同时以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2～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碳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与未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相比,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会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初创期企业,碳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碳信息披露会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衰退期企业,碳信息披露反而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企业投资支出吗?

以201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投资支出的视角探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与自愿性披露相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地区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高、媒体及分析师跟踪报道少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这意味着企业受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差异较大,需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政策,丰富激励措施。首先,应结合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环保投入压力的差异性,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动态调整激励与责罚的力度,防止因过度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部分有能力转型升级的企业陷入"融资难-投资减少-经营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

什么影响了公司的环境披露?

企业环境披露是指企业把自身各种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披露。文章以13个重污染行业82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特质对环境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披露水平总体较低,但披露状况在不断改善;环境披露在各重污染行业间差别较大。发生过环境事件、政治关系、股权性质、行业进入壁垒等因素对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披露影响显著。

绿色信贷、银企关系与企业投资行为

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背景,考察政策出台前后,银企关系对重污染行业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指引》的实施,改变了银行、重污染行业企业与相关决策人的经济行为,限制了银企关系带来的银行内部代理冲突问题,强化了银行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风险与信贷监管效率,有效地遏制了银企关系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驱动效应;银企关系的信息优势以及对应带来的融资便利、研发项目不确定性信息的降低和企业决策者的风险分担,提高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总体来说,《指引》的实施效果符合我国环境治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预期目标,但是仅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弱化银行议价能力方面不足以大力推进重污染行业的创新转型升级,而如何降低银行对符合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的重污染行业企业的贷款风险则更具有现实意义。

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时变弹性估计

工业污染防治投资不同于一般生产性投资,其对宏观经济增长到底是正向效应还是负向效应,有待研究和探讨。基于时变弹性的C-D生产函数,将资本、劳动、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投资产出弹性作为状态向量,构建了状态空间模型,并运用Kalman滤波算法对2000-2014年我国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进行连续地估计。结果显示: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在-0.117~0.300范围间波动,均值为0.099,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主要的,但在2003年和2012-2014年这四年出现了负向效应;从趋势上看,污染防治投资产出弹性系数波动幅度较大,2000-2007年先降后升,2007年以后持续下降。弹性系数呈下降趋势波动的原因在于:短期内污染防治投资对一般生产性投资的"挤占效应"、工业企业缺乏污染防治投资的内在动力、政府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领域的政策规制等。

公众参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17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公众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多数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的现象;公众参与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呈负相关关系,我国目前的公众参与水平尚不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环保投资对重污染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17年16个重污染行业531家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了环保投资对重污染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当期与滞后一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上市公司当期的环保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重污染上市公司滞后一期的环保投资与经营绩效为正相关;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环保投资对当期与滞后一期绩效影响效果更佳。最后针对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国家环保政策的实施作出建议,丰富了投资与绩效的关系研究,为施行环境管制提供微观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