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异质、R&D激励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

建立双寡头Bertrand序贯博弈模型,比较均衡时四种环境规制手段的厂商R&D激励大小。认为排污税和拍卖R&D激励最高,在异质产品市场上,使用简单排放标准比排污权交易更能激励企业从事环境研发投资,获得动态效率提升。在环境治理方式选择上,切忌政策"一刀切",要充分考虑市场结构、规制目标和需求函数等诸多因素影响。

市场准入、R&D激励与高新技术行业社会福利最大化

如何营造有利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业组织环境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应用新产业组织理论建立的Cournot模型,可以用来比较自由市场、进入壁垒和计划最优三种情形的均衡特征,在统一的模型中权衡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研究发现:理论上行业内存在一个最优生存企业数可以将福利损失降到最低,理想的企业数与行业技术机会系数高度相关.自由进入对社会最优福利的偏离高于存在进入壁垒情形,且技术机会系数越高的行业偏离越严重.高新技术行业技术机会丰富,应适当提高市场准入的技术标准,以增进动态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市场准入标准时,切忌政策"一刀切",政府应更关注那些产出对技术进步更敏感的高新技术行业.

市场类别与R&D激励

阿罗模型和丹姆西茨模型对竞争性市场和垄断性市场所提供的发明激励的结论完全相反。通过比较分析,作者认为丹姆西茨模型更符合经验事实,但仍有缺陷,故构不成对熊彼特假设的挑战。

市场结构、环境规制工具与R&D激励

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出路。本文在不同的市场结构(Cournot竞争和Bertrand竞争)和规制政策工具下,研究企业从事环境R&D的激励。理论研究和数据模拟发现,同质产品市场结构下,创建市场的排污权交易对R&D的激励低于利用市场的排污税手段,甚至低于简单排放标准。而在异质产品市场上,使用排放标准对R&D激励最低。因此,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要摒弃市场导向型一定优于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传统观点。对待不同的行业,环境治理方式政策选择不宜"一刀切",要充分考虑市场结构和行业特征选择适宜的规制工具。

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R&D税收激励效应评估:挤出还是挤入?

笔者以目前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的最大企业层面数据集2012—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捕捉15%税率式R&D激励效应,进而充分考虑中国"一刀切"的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标准和企业异质性的现实特征,在初步评估中国15%税率式R&D激励政策效应的基础上探讨什么样的企业在何种情况下能取得更好的R&D激励,运用弹性分析方法识别中国15%税率式R&D激励效应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基于长期和短期的税收研发激励弹性系数均大于0小于1,说明15%税率式R&D激励政策挤出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然而并未带来预期的R&D支出,即15%税率式R&D激励对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二是该挤入效应对东部企业、外资企业、衰退型企业和制造企业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争议中的R&D税收激励效应提供经验支持,还不失为提高财税政策有效性、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和创新型国家构建的政策良方。

我国R&D税收激励程度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B-Index模型

本文运用B-Index模型,计算出我国一般企业、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的税收补贴值分别为0.1382、0.1036、0.0732,这一税收补贴值处于OECD公布的《2009年度科学、技术、产业记分榜》所考察的38个国家中第14位,中小企业R&D投资的税收补贴值处在第20位,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补贴值处中小企业中第24位,处在大企业中第23位。按照免税条件下计算的税收补贴值来比较,中小企业处在第11位,一般企业处在第7位,高新技术企业处中小企业中第16位,处在大企业中第13位。研究表明,中国属于R&D税收激励强度较大国家,但在强度较大的19个国家中排名靠后。中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改革方向应当适当增加税额型优惠、完善税基式优惠。

如何识别R&D税收激励效应?——从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说起

利用2008—2014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包含丰富的R&D税收减免指标),通过筛选出仅享受门槛较低的R&D增值税优惠政策的样本企业的方式构造自然实验,从创新数量和质量视角捕捉R&D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R&D增值税优惠政策增进了企业R&D投资,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数量和提高创新质量。稳健性讨论中不管是平行趋势检验,还是排除金融危机和专利执行保险试点影响,均支持了研究结论。研究符合我国政府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预期,印证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对优化现有R&D税收激励政策提供了启示。

一体化经营与降低成本的R&D投资激励——自然垄断产业融合规制的一种思路

文章通过构建一体化经营决策模型,论证在收益率规制基础上的联合成本分担的融合规制模式有助于诱导企业一体化经营,激励企业进行R&D投资以降低成本。而成本的降低能够使管制价格不断降低、消费者剩余得到动态提高。

R&D的投资激励:为什么会有技术领先企业?

企业为什么要进行R&D投入?我们推测并证明了,R&D投入具有利润意义。那么,这个利润又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发现,新技术的出现和策略性采用,所引出的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具有更高的经济利润;企业间之所以存在R&D投入的竞赛,是由于发展领先技术能差异化自己的产品;追求经济利润的技术领先动机,会触发和导出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

后金融危机时代R&D税收激励政策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研究与开发活动(R&D)作为持续创新的坚实物质基础,决定着创新能力的高低。本文基于R&D税收激励政策的角度,通过介绍各国实施R&D税收激励政策的概况以及比较分析部分国家R&D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力度,得出以下五点结论:正确认识中国R&D税收激励政策;重视R&D税收激励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和工具吸引R&D投资;适时调整R&D税收激励政策;增强R&D税收激励政策的可操作性。

R&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基于15%税率式优惠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证比较分析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R&D税收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新制造企业创新--来自2009-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详实的R&D税收减免微观企业数据库2009-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尝试对是否存在最优R&D税收激励力度以及制度是否会影响R&D税收激励创新效应问题给予回答。考虑企业创新滞后性,结合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显示R&D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具有正效应,强化R&D税收激励的挤入效应,且制度环境对R&D税收激励的强化作用对东部地区和外资企业更为显著。为缓解内生性,进行样本分组回归发现研究基本结论同样适用于门槛较低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样本企业,增进了核心发现的准确性。排除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变量替换后,研究基本结论依然较为稳健。

专利制度:技术创新激励的制度安排

研究与开发溢出效应实质上是知识资本利用的非市场化 ,因此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私人动机和技术市场的运行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专利制度通过确定创新者对R&D投资产生的技术知识产权 ,实现了将研究与开发溢出效应内在化于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中 ,并借助一系列的微观机制来调节技术创新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分享 ,促进了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有效扩散 ,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澳大利亚研究开发税收激励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关于《新R&D税收激励》的征求意见法案。文章试图对澳大利亚新政的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R&D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R&D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南非研发支出税收激励计划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非的R&D税收激励计划于2006年11月生效,主要内容是收益性支出的加计扣除和资本性支出的加速折旧。文章试图对南非的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R&D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及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R＆D税收激励与中国高新制造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该文基于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从创新投入和产出两阶段考察R&D税收激励与高新制造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探讨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对R&D税收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R&D税收激励与高新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创新产出短期内并无显著的U型或促进作用,但长期内对高新制造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挤入效应。进一步检验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对高新制造企业R&D税收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小规模企业的创新投入R&D税收激励作用较好,而大规模企业的创新产出R&D税收激励效应较好。市场势力和市场集中度衡量的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创新产出的R&D税收激励效应不显著,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R&D税收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较明显。即高新制造企业较高的定价权会弱化R&D税收激励作用,而市场集中度较高则会强化R&D税收激励效应。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市场竞争程度对R&D税收激励效应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

企业R&D人员激励的理论模型建构——基于人才资本产权实现感知的视角

"云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更加迫切地需要依靠创新驱动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企业R&D人员是技术创新人才,探索如何更好地激发其潜能显得尤为重要。从对企业R&D相关特性的分析出发,演绎出R&D人员激励研究的新视角,即人才资本产权实现感知,并以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为理论基础,阐明新视角下企业R&D人员激励的作用机理,最后厘清核心要素的概念分维及相关关系,构建出基于人才资本产权实现感知视角的企业R&D人员激励的理论模型。

企业R&D税收激励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国际上设计R&D税收激励政策考虑的基本要素,并对不同形式的R&D税收激励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不同角度梳理并分析了目前理论界对R&D税收激励政策效应的研究结果,并给出了相应结论。

R&D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的专利产出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运用能克服样本自选择性的计量方法估计R&D税收激励的专利效应,并以知识生产函数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与没有获得R&D税收激励的厂商相比,获得R&D税收激励的厂商并不具有更高的专利产出。从作用机制上看,尽管R&D税收激励产生了显著的额外研发支出效应,但该效应并未直接增加企业的专利产出,中国的R&D税收激励面临类似"欧洲悖论"的困境。仅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R&D税收激励引致的额外研发支出能间接增加专利产出,知识产权保护缓解了R&D税收激励政策失灵的风险。前述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未来,为改善我国R&D税收激励的创新效应,走出"欧洲悖论"困境,需要优化R&D税收激励政策设计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