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R&D税收激励程度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B-Index模型

本文运用B-Index模型,计算出我国一般企业、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的税收补贴值分别为0.1382、0.1036、0.0732,这一税收补贴值处于OECD公布的《2009年度科学、技术、产业记分榜》所考察的38个国家中第14位,中小企业R&D投资的税收补贴值处在第20位,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补贴值处中小企业中第24位,处在大企业中第23位。按照免税条件下计算的税收补贴值来比较,中小企业处在第11位,一般企业处在第7位,高新技术企业处中小企业中第16位,处在大企业中第13位。研究表明,中国属于R&D税收激励强度较大国家,但在强度较大的19个国家中排名靠后。中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改革方向应当适当增加税额型优惠、完善税基式优惠。

后金融危机时代R&D税收激励政策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研究与开发活动(R&D)作为持续创新的坚实物质基础,决定着创新能力的高低。本文基于R&D税收激励政策的角度,通过介绍各国实施R&D税收激励政策的概况以及比较分析部分国家R&D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力度,得出以下五点结论:正确认识中国R&D税收激励政策;重视R&D税收激励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和工具吸引R&D投资;适时调整R&D税收激励政策;增强R&D税收激励政策的可操作性。

R&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基于15%税率式优惠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证比较分析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R&D税收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新制造企业创新--来自2009-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详实的R&D税收减免微观企业数据库2009-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尝试对是否存在最优R&D税收激励力度以及制度是否会影响R&D税收激励创新效应问题给予回答。考虑企业创新滞后性,结合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显示R&D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具有正效应,强化R&D税收激励的挤入效应,且制度环境对R&D税收激励的强化作用对东部地区和外资企业更为显著。为缓解内生性,进行样本分组回归发现研究基本结论同样适用于门槛较低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样本企业,增进了核心发现的准确性。排除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变量替换后,研究基本结论依然较为稳健。

企业R&D税收激励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国际上设计R&D税收激励政策考虑的基本要素,并对不同形式的R&D税收激励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不同角度梳理并分析了目前理论界对R&D税收激励政策效应的研究结果,并给出了相应结论。

R&D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的专利产出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运用能克服样本自选择性的计量方法估计R&D税收激励的专利效应,并以知识生产函数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与没有获得R&D税收激励的厂商相比,获得R&D税收激励的厂商并不具有更高的专利产出。从作用机制上看,尽管R&D税收激励产生了显著的额外研发支出效应,但该效应并未直接增加企业的专利产出,中国的R&D税收激励面临类似"欧洲悖论"的困境。仅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R&D税收激励引致的额外研发支出能间接增加专利产出,知识产权保护缓解了R&D税收激励政策失灵的风险。前述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未来,为改善我国R&D税收激励的创新效应,走出"欧洲悖论"困境,需要优化R&D税收激励政策设计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功效。

R&D税收激励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

以2009—2013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R&D税收激励政策的生产率效应。运用能揭示技术创新不同阶段渐次影响的CDM模型进行研究发现,R&D税收激励能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但不能增加专利产出,也不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制度环境对R&D税收激励政策的生产率效应也没有产生互补性。分组检验表明,R&D税收激励的生产率效应因所有制和技术前沿距离而有差异。针对R&D税收激励渐次影响生产率效应的关键因素,提出应在研发支出的真实性、专利质量、专利转化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实施所依存的制度环境等方面加以改进。

澳大利亚研究开发税收激励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关于《新R&D税收激励》的征求意见法案。文章试图对澳大利亚新政的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R&D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R&D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南非研发支出税收激励计划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非的R&D税收激励计划于2006年11月生效,主要内容是收益性支出的加计扣除和资本性支出的加速折旧。文章试图对南非的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R&D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及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R＆D税收激励与中国高新制造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该文基于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从创新投入和产出两阶段考察R&D税收激励与高新制造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探讨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对R&D税收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R&D税收激励与高新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创新产出短期内并无显著的U型或促进作用,但长期内对高新制造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挤入效应。进一步检验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对高新制造企业R&D税收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小规模企业的创新投入R&D税收激励作用较好,而大规模企业的创新产出R&D税收激励效应较好。市场势力和市场集中度衡量的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创新产出的R&D税收激励效应不显著,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R&D税收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较明显。即高新制造企业较高的定价权会弱化R&D税收激励作用,而市场集中度较高则会强化R&D税收激励效应。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市场竞争程度对R&D税收激励效应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

税收激励、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支出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R&D税收激励的研发支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的估计表明,R&D税收激励对企业的研发支出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且该效应占企业研发支出的比重为11.39%。分组检验表明,R&D税收激励的挤入效应还因行业、所有制和地区制度环境而异。进一步分析R&D税收激励挤入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制度环境强化了R&D税收激励的挤入效应,即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R&D税收激励产生的挤入效应越大,制度环境与R&D税收激励之间具有互补性。前述发现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本文为处于争议中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证据。

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英美等国的主要经验及其启示

创新体系理论对税收激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创新的税收激励,特别是R&D税收抵扣政策,在发达国家有效地保留和吸引了R&D投资。那些在税收激励上最慷慨的国家均是吸引外来R&D投资最多的国家。R&D抵扣直接利益是刺激R&D投入。美国R&D税收抵扣有3种方案,即传统抵扣、选择性增量研究抵扣(AIRC)和选择性简化抵扣(ASC);英国主要是增强型扣除。政策设计时要参考多种因素。我国施行R&D税收抵扣政策,要研究制定统一的、供税收目的的R&D支出标准,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并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可预测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依据及对策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是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保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完善期三个发展阶段,扣除主体范畴、研发活动范围、研发费用支出内容、研发费用向后结转以及集团公司集中研发费用的合理分配等方面内容得到不断拓展和延伸,多层次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政策依据包括理论和实证层面。针对实际操作中执行不力现状,文章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加计扣除政策有效实施的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