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何以更有效?——基于数字化转型与R&D归类操纵的证据

如何切实贯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节点。立足数字经济时代,聚焦该政策可能引发的R&D归类操纵,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遏制这一投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质量和所处法津制度环境与数字化转型形成“治理互补机制”,共同推进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地实施;数字技术的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显著优于其他技术;区分费用操纵方向,发现“虚增”研发费用的企业更倾向依靠政策获得减税优惠,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了治理功能;考察2017和2018年政策集中调整的影响,发现扣除比例提高和覆盖范围扩大有效缓解了R&D归类操纵。研究结论对如实评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效用、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功能、明确R&D归类操纵的监管重点领域,具有启示意义。

变革型领导对R＆D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R&D团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本研究从变革型领导这一视角探讨了其对R&D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中介机制。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通过对316个R&D团队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R&D团队领导者的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团队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而知识分享与知识整合正是这种影响的中介机制。

政府R&D补贴、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基于门槛效应的研究

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R&D补贴与技术创新、政府R&D补贴、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R&D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基于政府R&D补贴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其影响作用随着政府RD补贴强度的增加而减少;政府R&D补贴通过技术创新对工业转型升产生正向影响,政府R&D补贴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存在着基于政府R&D补贴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其影响大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当确定合适的政府补助强度,使政府R&D补贴强度位于合理区间内,以最大限度发挥政府R&D补贴的激励作用。

政产学协同视角下R&D投入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于长三角高校数据的互动关系研究

从政产学协同视角出发,将R&D投入划分为政府扶持、企业投入和高校科研人员投入。基于长三角62所高校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别从政府扶持和企业投入路径出发,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R&D投入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R&D投入难以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外部R&D经费投入对高校科研人员投入的正向影响显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人员投入对外部R&D经费投入的正向冲击明显。基于此,提出应提高并保障科研人员福利待遇、完善科研绩效分类评价制度、强化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建议。

复杂电子信息系统R&D数字化转型综述

文中对复杂电子信息系统R&D数字化转型进行了综述。对复杂电子信息系统R&D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需求维、模型范式进行了知识梳理,确立了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以基于体系工程的思维方法论为指导,系统性研究了复杂电子信息系统R&D数字化转型的方法论,提出了基于系统工程理论的RFLP方法论、基于MBSE的跨域协同设计方法论。针对复杂电子信息系统R&D数字化环境构建问题开展了回顾性研究,提出了复杂电子信息系统R&D数字化环境构建的顶层架构、协同研发数字化环境构建的框架结构、基于MBSE的跨域协同设计数字空间环境的构建方法及其概念设计数字化验证环境的构建方法。研究成果可为复杂电子信息系统R&D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基本理论、方法论和实施指导。

ω-试验函数空间D*(R^N)的乘积运算及其乘子空间

利用Fourier-L ap lace变换,对ω-超可微函数空间的子空间R oum ieu型ω-试验函数空间D(ω)(RN),和B eurling型ω-实验函数空间D(ω)中的乘法运算进行了讨论,给出了其元素间乘积的Fourier变换和Fourier变换的卷积的关系,并且证明了D(RN)分别是D{ω}(RN)和D(ω)的乘子空间.

山西R&D活动效益分析

针对目前山西省R&D活动面临多重困境,尤其是近年来在不断加大R&D经费支出的情况下,R&D产出及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却没有太大变化的现状,分析与比较了山西省R&D活动支出、产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加大对山西省R&D投入并提高山西R&D活动效益的建议。

加速转型期我国R&D经费投入研究

从实证与定量的角度分析R&D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得出它们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由此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我国R&D经费投入的现状不容乐观,研发经费投入水平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偏低。所以加大R&D经费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有科学的策略。

基于跟踪式R-D转换器在舵伺服系统中的应用

针对现代飞行器对舵机的高性能位置伺服要求,文章对基于旋转变压器及跟踪式R-D数字转换器的舵伺服系统进行研究,并通过设计控制系统来验证其工作特性;在不同阻尼条件下,比较该系统与传统电位计舵系统的实测结果,系统单位阶跃响应时间由0.4s缩短到0.04s,系统带宽由3Hz提高到17.5Hz;表明文章提出的这种舵伺服系统可以提高电动舵机的精度和动态性能,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D(R^n)函数的Riesz变换的一个注记（英文）

证明,对于任意一个非零D(R^n)函数f,它的Riesz变换R_jf不具有紧支集。这推广了已知的Hilbert变换的结果。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者短视行为

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使用研发支出削减度量管理者短视行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影响程度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增加企业利润两个机制而实现。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影响因管理团队特征和企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抑制作用在管理团队规模较小、年龄较小、任职时间较长且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更明显。因此,企业应综合考虑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多元投入,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进程,适当调整管理团队成员以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建立以长期绩效为基础的考核评估机制,同时纳入创新能力等非财务指标,以更加全面地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和可持续经营。

平台经济驱动我国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平台经济对我国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平台经济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两大路径,提升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异质性分析表明,2018年以后平台经济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赋能作用更强。据此,应全方位推进平台经济建设,增强研发投入成果转化力,打造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力,实施差异化平台经济发展战略。

新型研发机构促进成果转化的实践探索——以浙江省实验室为例

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创新体制机制,整合多种创新资源,加快成果转移转化。浙江率先布局省实验室,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引领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聚焦浙江省实验室成果转化实践,分析加快成果转化的实现机制,提出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健全收益合理分配、发展实验室经济等政策启示。

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和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选择2011—2021年250个A股上市文化公司的面板数据,对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实证分析,并利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验证了传导机制和调节机制,可以发现: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从地区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中、西部表现更为有效,而文化企业更多集聚在北京、广东等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且回归系数更大;从行业上看,我国近年来行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各行业均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效应,其中文化相关领域及服务行业最强,创意设计和内容创作行业由于其行业特性系数较小;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引发市场关注度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内部控制的优化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ESG表现、研发投入与双元创新——兼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创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前的创新成果呈现出“重数量,轻质量”的特征,高质量创新成果不足。为加速高质量创新成果的产出,破解在关键技术上的“卡脖子”难题,加快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并且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说明ESG表现能够促进资源向高质量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分析表明,研发投入在企业ESG表现与双元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并且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研发投入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首先,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看,与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ESG表现对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处于成长期的企业ESG表现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由环境责任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推动,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其促进作用主要由社会责任绩效和公司治理绩效推动。因此,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应增强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链接,获取更多外部支持,而处于衰退期企业则应该多关注公司内部治理状况,优化企业内部运营。其次,从企业竞争战略的视角看,在突破式创新中,实行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其ESG表现对突破式创新的相关程度要强于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在渐进式创新中,不同竞争战略的企业并无显著差异,因此,使用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应该更加关注其ESG建设,促进高质量创新成果的产出。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ESG行为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企业优化创新决策、政府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税作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使得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升9.51%,且这种促进效果大致呈上升趋势,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区域和企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及强环境规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环境保护税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ESG表现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论既完善了环境保护税在经济红利方面的评估研究,又为中国进一步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成本黏性的影响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成本黏性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黏性,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成本黏性;研发投入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成本黏性的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数字应用对成本黏性的抑制作用要强于数字技术对成本黏性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降低企业成本黏性的对策建议。

医疗机构基于“三结合”中药新药研发及管理体系的构建

目的:在中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围绕医疗机构,探索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简称“三结合”)的审评证据体系落地举措,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及中药新药研发提供参考。方法:根据“三结合”审评证据体系下中药新药研发的相关要求,从机构层面加强人用经验研究相关配套建设,从管理层面搭建中药研发、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从临床层面规范开展人用经验研究,构建医疗机构中药新药研发及管理体系。结果:医疗机构中药新药研发及管理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将临床诊疗数据转变为支持中药新药注册的人用经验证据,通过提高中药研发水平促进中药新药转化。结论:在医疗机构构建基于“三结合”的中药新药研发及管理体系,是“三结合”审评证据体系落地、政策引导研发实践的路径之一。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否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智慧城市作为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可以帮助上市企业加快可持续发展并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以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为研究视角,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研发创新、媒体关注和数字化转型三条路径增强了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3)在内部控制指数低、市场化程度低、财政支出水平高的样本中,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市场投资者和政府提供了丰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