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亚太转向”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

近年来,“全球北约”的发展促使北约“亚太转向”趋势愈加凸显,呈现聚焦“中国挑战”以服务美国战略转型、联合亚太关键盟伴以推升地区紧张局势、严守“欧主亚次”以管控战略转型限度的鲜明特点。北约“亚太转向”传播集团政治思想,激化地区力量对立,强化地区热点问题复杂性。同时,这一转向给东盟开放地区主义理念、对外协调机制有效性以及议程设置空间带来威胁,进而冲击东盟中心地位的观念和制度基础。针对北约“亚太转向”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东盟坚持“中立平衡”的立场,发挥经济合作的优势并弥补国防军事合作的短板,以此维护地区事务主导权。展望未来,中国应充分理解和把握北约“亚太转向”及其作用于东盟的逻辑,加强与东盟的双边互信与合作,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和地区事务主导权,同时还应与北约及其成员国保持对话沟通,为地区和国际安全秩序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东盟中心地位的维系——基于实践视角的考察

针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否能够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这一问题,鲜有研究给予正面回答,普遍将之视作默认的事实。从社会实践的视角出发,东盟中心地位具有场域、资本和主导性实践3个维度的内涵,分别对应大国竞争关系中的特殊位置、东盟资本积累的持续转化以及“东盟方式”的外向延伸。所以,东盟中心地位的维系需满足3个条件:(1)印太权力场域内关键大国的有序竞争;(2)东盟内部资本存量维持稳定或实现提升;(3)“东盟方式”作为主导性实践不发生根本性的演进。同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具有三重维度的实践内涵。在场域维度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子场域”的创设,在创造场域区隔的前提下可能引动制度竞争,冲击东盟中心地位;在资本维度上,理想情况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够推动东盟资本积累的提升;从主导性实践维度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深入发展可能会突破“东盟方式”,其“硬性区域主义”的特征与“东盟方式”存在矛盾。显然,东盟中心地位的3个维系条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无法同时得到满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存在绝对意义上能够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实践指向。

规范抵制与东盟对地区中心地位的维护——基于“纳尔吉斯”风灾的国际援助规范之争

作为具有施动性的行为体,东盟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08年5月,在缅甸受到“纳尔吉斯”风灾的重创之后,美国等部分国家试图应用“保护的责任”来对缅甸进行强制性援助,这与东盟坚持的“基于同意的援助”规范相冲突。如果东盟无法阻止“保护的责任”的扩散,其将面临域外大国对地区事务的干涉以及自身身份认同和自尊感的危机。在此情况下,东盟在外交场合积极反对在灾后援助中应用“保护的责任”,主动协调国际援助有序进入缅甸。基于东盟具备协调灾后国际援助的能力,并且对美国的社会化程度取得可观的进展,东盟成功利用显性实践维护了“基于同意的援助”并抵制“保护的责任”。东盟在此次灾后援助中表现出的施动性表明,其具有实现自身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的能力。

东盟“中心地位”塑造:现状分析和路径探索

东盟“中心地位”塑造的基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东盟的持续发展及其与邻国建立的合作机制为它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石。其次,域内外大国如中国等的鼓励与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随着地区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东盟在塑造“中心地位”上面临内部分歧、机制冗余、大国战略意图转变等挑战。为了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强化中国—东盟关系成为必要的路径。官方路径包括深化经济贸易合作、加强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沟通与协调,非官方路径则强调多元化的民间交流活动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作用。

东盟中心地位的双重性特质——基于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视角的分析

一直以来,东盟的中心地位都被视为其在推动地区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但是,对于东盟中心地位的本体性认知,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基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的分析,本文认为,东盟的中心地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东盟通过构建地区多边合作框架等措施,体现出其中心地位在地区权力分配中的结构性特质;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博弈,建构了东盟在地区关系中的中心性身份,体现出其中心地位在关系网络中的观念性特质。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既是东盟各成员国集体利益诉求的凝结,也是地区其他国家间相互制衡的战略需要。不过在现实中,东盟中心地位也面临着来自地区内部的结构性挑战和地区秩序变动所带来的观念性挑战。

东盟“中心地位”的建构和维续——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国际组织模式

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东盟众多文件不断强调东盟“中心地位”,中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和支持是一贯的、明确的。从内涵和本质上看,东盟“中心地位”包含了东盟对内推进一体化、对外协调区域关系的两重内涵,实质上是东盟对地区事务自主性的追求。结合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东盟“中心地位”代表着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制度优势,为东盟处理与域外国家的关系提供权力资源。与此同时,东盟“中心地位”作为地区程序和规范的本质,使其维续与东南亚地区机制的变迁相挂钩。基于此,文章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用于分析国际机制变迁的国际组织模式作为分析框架,根据东盟的组织能力、谈判方式,以及其他组织的介入来探讨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维续的因素,并归为内生动力和外部干扰两个层面。在内生动力层面,有效的制度框架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优势基础,东盟的团结凝聚能够加强东盟整体应对问题的能力,“东盟方式”的践行则是通过特定的规范影响地区议题的谈判,三者是推动东盟“中心地位”自我维续的动力,共同支撑东盟在对外交流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外部干扰层面,东盟对大国关系的协调作用存在限度,域外大国竞争关系的激烈程度往往会改变地区其他组织的介入程度而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更根本地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的维续。温和的大国竞争带来的补充性制度产品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维续,激烈的大国竞争则可能会导致负面结果。东盟在应对外部干扰时通过协调一致做出的反应能对东盟“中心地位”加以巩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外部的负面冲击。

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英文)

The RCEP is a cooperation framework designed to safeguard ASEAN’s "centrality." Its objective – which is to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 by integrating five bilateral FTAs – will not be an easy task. The task will be made even more difficult by the fact that ASEAN does not intend to deviate from its approach of "putting process over progress."

印太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及美国-东盟关系挑战

2019年6月,美国和东盟相继发布了印太战略和印太展望文件,描绘了各自对印太地区秩序的构想、愿景及利益主张。表面上看,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东盟的印太展望都提出了"东盟中心地位"问题,两者似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共识。但进一步分析显示,两者的"东盟中心地位"大异其趣,在出发点、关注点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等方面,美国和东盟存在根本性不同。尽管美国和东盟在海上安全、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但是随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博弈加深和美国主导地区秩序走向的意图日益凸显,美国与东盟关系将面临新的更大挑战。

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评析

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是在东盟国家与其他国家密切接触与合作的地区架构中逐渐形成的,体现了东盟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倾向。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主要表现于政治安全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实际效果。东盟在促进与其对话伙伴合作中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维护其中心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然而,鉴于自身体制机制、实力、能力和政治意志的限度,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仍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制约着其在地区合作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支持东盟发挥区域合作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顾及东盟在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利益关切,期望东盟在促进区域合作中增强动力。

美“印太战略” 下“东盟中心地位”的重构研究

美国提出和推行“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因而对东盟在该地区的功能与作用具有特别的期盼和设计,导致印太地区秩序逐渐进入解构与重组的重要历史阶段。东南亚是连接两大海洋的重要枢纽,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关注的战略焦点。随着印太地区秩序进入深刻调整的关键阶段,“东盟中心地位”的重构对于区域合作的基本框架、议题领域、进展方向、价值规范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东盟中心地位”的存在避免了域外大国过度介入、干预本地区区域合作,对中国相对有利。我们应探讨如何帮助东盟去重构自己的中心地位,使之不仅有利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而且有利于我国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战略行为分析

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显示出强烈的进攻性,不仅对国际和地区核安全秩序构成严峻挑战,而且对东盟在地区多边架构的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威胁。美国努力维持其在“印太”地区的领导权,背离了其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削弱了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效率,侵蚀了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减弱了东盟塑造“印太”地区秩序的能力。东盟成员国之间虽然意见分歧,仍试图通过坚持自己的规范性原则,包容并消解其负面作用。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与东盟无法相互适应,双方在许多安全议题上难以趋同和达成共识。东盟宜保持战略定力,以集体行动应对来自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挑战。

莫迪政府印太外交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

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为追求世界大国地位,大胆开展印太外交。莫迪政府印太外交的重点位于印度的东方,大体可以分为环孟加拉湾区域、东盟本土区域和西南太平洋区域等三个有内在联系但并非一体的组成部分。针对不同的区域,莫迪政府的印太外交目标不同,措施各异。环孟加拉湾区域属于印度的首要利益区,印度追求主导地位,大力推动环孟加拉湾次区域一体化进程,挤压了东盟的地区事务主导权。西、南太平洋区域是印度的次要利益区,印度重视与民主政体大国的合作,谋求获得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平等地位,对东盟的中心地位起到了稀释作用。东盟本土区域是印度首要利益区和次要利益区的交汇地带,扼守印度进出太平洋的东大门,但囿于实力不足,莫迪政府在该区域主要采用有选择地坚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策略。总体来看,莫迪政府的印太外交冲击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对印度-东盟关系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系转向”视域下的符号影响力与东盟中心地位的构建

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关系转向”,国内外学者向西方主流理论仅从资源维度理解权力发起挑战,将权力的内涵扩展至关系维度。不同于西方的因果性关系,中国学者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以阴阳关系为元关系,从情感性关系角度理解权力,提出了关系性权力。作为关系性权力的符号影响力可以为东盟中心地位的构建与存续提供学理解释。符号影响力的定义是:资源弱势方通过关系网络中的符号(如机制、规范、话语等)对作用国进行的软性且有限的约束,促使作用国重新评估利益得失,逐步接受并认可这种影响,做出改变行为形成符号认同的一种关系性权力,而符号认同又为符号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应继续支持东盟发挥符号影响力,推动其外溢至双边乃至全球层面。

地区秩序转型与东盟中心地位的消解与再塑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正式以“印太”替代“亚太”,并出台了具有地缘政治大战略意义的“印太战略”,其目标就是要重构地区秩序,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以及东盟、欧盟等地区组织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印太”版本。这种变化或将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开始趋向竞争与对抗,地缘政治的张力将不断压缩东盟引领区域合作的行动空间,并从地区凝聚力、中立立场、制度效能及秩序环境等方面挑战东盟的区域合作中心地位。不过,区域内外主要国家仍然重视东盟的战略价值,纷纷表示将会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这或将间接为东盟在地区秩序转型中维护和重构中心地位创造新的机遇。

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美国挑战及其发展前景

东盟作为东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多边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区域内的多边合作,并在其中发挥功能性"中心作用"。但美国在东亚长期的力量存在及其近年来对该地区事务愈发频繁的干涉使东盟的"中心地位"面临挑战,不仅其内部团结出现了问题,在对外事务上保持"协商一致"也变得颇为困难。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亚太地区安全架构转型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为应对挑战,东盟正在努力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以确保"中心地位"的稳固。中国应继续支持东盟的这一努力,并同东盟一道推动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

东盟维护“中心地位”的表现、动因及前景

近年来,东盟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表述。东盟所追求的这种“中心地位”是指其在内部成员国之间、区域合作机构以及未来地区秩序构建中均处于核心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在东盟内部,东盟强调《东盟宪章》的权威,行使领导与仲裁权力。在区域合作中,东盟强化自身机制的作用,主导区域合作机制的发展进程。在区域秩序中,东盟强调自身意志,奠定东亚区域秩序构建的基础。东盟之所以不断强调自身的“中心地位”,既是出于推进内部一体化建设和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也是受权力欲望驱使的结果。从未来发展前景看,东盟“中心地位”的维护迎来了新的机遇,但其所面临的挑战性因素也会增多,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会陡然增加。

美国“印太战略”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研究

特朗普政府时期,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维护霸权利益,美国出台了“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东盟成为该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尽管美国反复强调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然而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印太战略”逐渐侵蚀了东盟的中立原则,冲击了东盟主导的区域机制以及扩大了东盟成员的战略分化,从而消解了东盟“中心地位”。

论新形势下东盟“中心地位”的存在和延续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与区域合作进程中,东盟始终坚持并维护其“中心地位”,这既是东盟根据自身发展状况“量体裁衣”的结果,也是对其所处国际环境综合分析后的产物。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大势趋缓,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逆全球化”事件频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盟在谋求“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区域一体化道路上的决心和意志;美国等域外大国加大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力道,东盟的团结也可能因为大国的分化变得岌岌可危;此外,东南亚内部矛盾也日益浮现,其中既有因内部差异和东盟决策机制衍生而来的内忧,又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外患,内忧外患相互交织,冲击了东盟进一步整合的进程。种种变化,既是摆在东盟追求独立性和自主权道路上的挑战,也为东盟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继续保有“中心地位”设置新障碍。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的策略选择——基于“制度对冲”视角的分析

为更好地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压力,确保自身的中立性与一体性,东盟试图在中美之间奉行“制度对冲”策略。在东盟看来,“制度对冲”策略是其稀释外部压力的“缓冲器”、处理与大国关系的中立方式、应对大国不确定行为的自助机制、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方式,更是东南亚政治文化中精英观念的自然产物。为此,东盟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视为采取“制度对冲”行为的重要机制,旨在以有利于维护战略自主权与地区利益的方式约束中美在本地区的地缘政治行为。未来,东盟的“制度对冲”策略恐难以为继。从东盟自身来看,“制度对冲”策略的可取性取决于东盟成员国的一致性意愿,而东盟仍需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从美国方面来看,通过构建由其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美国试图减少对东盟规范影响力的依赖。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反对任何势力挑拨并制造地区集团对抗,迫切希望能够与东盟共同应对地缘对抗挑战。

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大国关系缓和、各方支持以及保持战略自主性与平衡性为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但当下美国推动实施“印太战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对话”等机制更多参与地区事务,这些均对东盟中心地位构成挑战。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试图通过概念、规则与合作领域等的重构,维护自身地区主导地位。但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缅甸政局变动和拜登政府继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东盟努力的成效有限。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3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妥处大国关系、推进区域合作以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应正面回应《东盟印太展望》,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对接,支持东盟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发挥中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