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

论文学史上“一人永占”之说的形成过程

明末清初,萃锦堂本《一笠庵新编传奇四种》虽已刊行于世,但此时的案头读者对李玉《人兽关》与《永团圆》多有批评,尚无人将此二剧与《一捧雪》《占花魁》并称。与此同时,昆剧艺人对此二剧之折子戏的不断琢磨,使得二剧盛行于舞台。乾隆五十九年,宝研斋本《一笠庵四种曲》刊行,该本将李玉原作《人兽关》《永团圆》二剧替换为冯梦龙改本,逐渐取代了李作的案头读本地位。在冯梦龙、昆剧艺人和书商的共同作用下,《人兽关》《永团圆》才能与《一》《占》比肩,“一人永占”的说法遂流传开来,并为后世文学史家所转述。

任毅散结化痰,活血通络治疗肺结节

西医针对肺结节常以定期随访为主,达到手术指征后行手术治疗,患者等待时间太长,得不到有效干预,背负巨大精神压力,易导致疾病进展,进入恶性循环。目前大量的临床经验提示中医可以多靶点、多途径、多环节治疗肺结节病。任毅教授认为肺结节为“虚”“痰”“瘀”“毒”相互搏结,阻碍气机而成的全身性疾病,以散结化痰,活血通络为大法,从整体上把握病位、病性、病态和病势等,明辨轻重缓急,随证治之,使得病灶得以稳定,避免了多次手术。

荀子与美德的统一性

从儒家伦理作为一种自主性美德伦理的批判性发展的视点来看,荀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重构来源。在荀子那里,明确关注伦理话语中的合理的一致性,特别是强调“仁”“礼”和“义”的统一性,“仁”“礼”和“义”是有别却又相互依存的概念。“道”是伦理论辩的目的,是人类良好生活概念的总称,它在“仁”“礼”和“义”中有着根本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规定。对追求“道”的承诺是对包括人类、自然和宇宙在内的广阔愿景的承诺。

宋代意象理论发展中的理学因素

在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学因素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就在于其构建起了一整套阐述“天人合一”、万物关联等基础性观念的理论体系。传统意象理论所凭依的宇宙生命秩序观念,也就在此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理学推动了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自然观念的非宗教化进程,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体上促使文艺批评更加理性化和系统化。其为意象理论构造出了一个哲学基座,由此赋予“意象”概念以“气象”的内涵,又为中国审美观念注入了“理趣”这一核心思想,形成了强调理性与情趣相统一的传统意象审美观。

朱子论《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章

《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章的歧说众多,诸家对字义、句意、逻辑结构和义理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汉唐的何晏、皇侃、韩愈及李翱之论,宋儒邢、二程与张载之说,皆差异明显。朱子敏锐地发觉,旧注都缺少一截工夫,切中了先儒的共同弊病。与前人不同,朱子以“践”训“复”,以“依”训“因”,主张通过谨始虑终的工夫,弥合信和义、恭和礼、因和亲之间的张力。他认为此章三句是并列关系、各自独立,分别指向义、礼和仁。每句内部则是工夫和效验的关系。从解释特色看,朱子以谨始虑终贯通此章,凸显出用智明理在言行交际和美德培育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出对仁、义、礼、智四德的追求。

“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民居可持续发展

目的 为使中国传统民居可持续发展,探讨了"天人合一"思想对传统民居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方法 采用因果分析方法,阐释了"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民居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后者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结果 发现传统民居保护、更新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高度关联。结论 中国传统民居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只有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对其采取开发、保护与更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才能使传统民居得到可持续发展。

儒家文化蕴涵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其现实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研究儒家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中蕴涵的深刻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对研究传统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天人合一境界中的中华法系之美

文章认为老子的法律观和审美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老子理想中的法律极有审美意义。进一步讲 ,整个中华法系都具有这一特征 ,这主要是由中国传统世界观造成的。古代中国基本的的宇宙图式是天人合一 ,这一图式又是一个审美境界 ,富于审美意义。此一特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中国法律 。

“仁义礼智信”: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代表性符号。其中所包含的"立己立人"的仁道思想、"公正合宜"的道义思想、"有礼则安"的明礼思想、"尊德问学"的明智思想、"忠信为宝"的诚信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仁义德行的结构——《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章的道德哲学问题探析

《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章的仁义关系是具体的仁义德行之间的关系。从德行现象来看,父子不相夷,是德行"仁"的基础,父子伦常中的仁与义,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并且,仁义之间,仁是主导。从德行的本体论基础来看,落实在日常生活伦理关系的行为中的具体结构,即是基于"仁包四端"的仁本体的仁义相反相成的结构。总体而言,仁义相反相成的本源、本体就是仁,仁自身的行为限度,决定了义的存在、持续和施行方式。而仁的行为限度,取决于相应的伦理关系中双方的情感反应。

试析仁义内外之辨

后世学者多用“人心内外”来解说告子的“仁内义外”。认为告子主张“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义)由乎外”;而孟子则相信“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因此,孟告争论的焦点是道德情操,特别是“义”德的发生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判。告子所持的仁内义外说,不是说仁出于内心,义起于外物,不属于道德发生论的范畴,而只是叙说了仁义的施行范围之别。

“仁”的起源、本质特征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影响

"仁"是先秦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但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甲骨文无"仁"字。其中,最具关键性的意见是认为"仁"字形右侧之"二"实为"卜兆次数"。但根据卜辞序数刻写的规律和习惯,此说是值得商榷的。金文中的"仁"字,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簋器铭》、春秋早期的《鲁伯俞父簋铭》、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其结构形态可谓一脉相传。"仁"源于东夷风俗。"仁"的本质特征是"相人耦"(人相偶)即人与人相互对应匹配。周人在殷人"相人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德"的观念。孔子则将"人相偶"提升为"人己和"的新道德。自此"仁"升华为君子必备的优秀品质和美好社会的理想。"仁"在血缘群体中体现为"孝悌",在超血缘群体中体现为"忠恕"。"仁"所具有的对偶式思维模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实践活动施以巨大影响,成为推动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杠杆。

从“天人合一”的理想看我国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认为“天人合一”的理想对传统民居的发展有深刻影响，体现在与自然谐调共生的营建思想、中庸适度的发展目标、经验为本的承传模式三个方面。实现当今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可以从以上相应的三个方面着手。

在德育目标设计中融入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可以从仁义礼智信这套中华传统五德体系的道德内涵视角来分析。以仁义礼智信五德内涵视角来分析和反思德育目标,有助于深化理解课程标准中的德育目标,同时也能为未来德育目标的改进提供参考。重视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分析视角,启示了德育设计中应该重视纲举目张、举一反三的思路,德育衔接应该把握住德性内涵的一致性。

仁义礼智四位一体——论孟子伦理哲学思想

在儒家思想史上 ,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 ,所谓“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 ;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 ,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由此 ,他从行为的节制和形式的修饰、道德的认知和意志的保障等意义上确立了礼与智在道德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位置。最终 ,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相依互补 ,恰成一完整的范畴系统 。

《周易》圆道与任督循环探析

运用《周易》圆道的基本原理,探讨了任督循环的圆道特征。根据"乾为首,坤为腹"和"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的规则,认为任脉属阴爻,督脉属阳爻,任督二脉犹如乾坤二卦,为十二经脉之父母。任督二脉在交接上构成顺畅的、合抱型、封闭式圆道。在循环走向上既存在任升督降(正)的营气循环模式,也存在着督升任降(反)的元气循环模式,构成正反振荡的太极模式。任督还是生命起源之基础,谷气二道之要隘,气机升降之动力,三焦命门之纽带。其生理、病理与养生、治疗等意义均居十二正经之上。

正义原则的功能及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现——一个比较研究的案例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正义被认为是政治的核心价值,是平衡共同体成员的平等与差异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虽然不存在类似正义的概念,但仍然通过"仁""礼"和"义"三项原则的相互支撑形成了一套解决人与人之间"分"与"和"的关系的基本框架。与西方主流思想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把正义作为最高的政治追求,真正的理想社会是超越了正义原则的"大同"之世。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