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武解元任作梅考

文章采用访谈法、文献法、田园考察法等方法,对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贵州武科乡试解元任作梅的生卒年、籍贯属地、武举乡试情况,以及任氏庄园景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任作梅其人史书有载,三十五岁由文科改试武科乡试中式,成为贵州科举史上最后一位武解元。他见证了清末武科走向消亡的历史,其主持修建的任氏庄园成为研究古代武举制度的“活化石”。

袁仁《毛诗或问》诗学观及释经特色探赜

袁仁是明代经学家,《毛诗或问》是其阐释《诗经》的学术著作。《毛诗或问》基于明代中晚期汉学复兴和袁家的学术传统,表现出明显否定朱熹“淫诗说”和认同孔子“思无邪”的诗学观。袁仁在明中叶学术研究转向之际,主张尊崇汉儒《诗序》而贬抑朱熹《诗集传》,于疏通经意中呈现出明显的汉学取向,对明中晚期至清代的汉学运动有推波助澜之功。

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赵元任对社会语言学的贡献

赵元任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大师,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文章论述了他在社会语言学基本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等方面所作出的许多开创性的研究。

元代水利专家任仁发及其《水利集》

元代由于国运短祚,许多资料又不注意保存,所以,有关元代的水利专著不多。上海师大馆藏明抄本《水利集》是研究元代水利,尤其是太湖水利的重要著作。然而至今还没有人对这本书做过介绍。本文主要介绍这本水利著作,以期人们对这本书的价值有所了解。

甬上宋元五家之一--任士林字号、籍贯考

生活于宋元易代之际的浙籍儒士任士林,被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称为“甬上宋元五家之一”。虽饱读诗书,博学能文,却命运坎坷,一生未曾登科、出仕。晚年通过好友赵孟頫及当时任浙江儒学提举郝天挺的举荐,仅得湖州安定书院山长,且未及赴任就因病去世。由于史料匮乏,学界对其关注不多,且对其姓名、字号和籍贯表述多有不确。经考证,任士林,字叔实,号松乡。凡作“任仕林”“任士村”“任士材”;字“叔寔”“叔宝”“叔刚”;号“松卿”者,皆误,并对其籍贯的不同表述进行了考证和分析。

周作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

周作人崇拜陶渊明,他在著作中不断征引和评价陶渊明及其作品。他认为,陶诗意诚而辞达,陶文则思想宽博,文辞恬淡,陶渊明是"独一无二的圣手"。周作人在解读陶渊明诗文或论证陶渊明的观点时,常把颜之推、韩愈分别作为正反两种论据进行对比论证,以此深刻诠释自己的人本主义文学价值观。与此同时,周作人在狱中思陶、咏陶,从陶渊明那里汲取了生存智慧,安顿了心灵,洞开了心路。

任渊《黄陈诗集注》与江西诗派

宋代学者任渊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以俗为雅"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很深,在《黄陈诗集注》中,他通过对黄庭坚、陈师道所用大量典故的分析,展示了黄、陈对上述理论的运用之法,在宋代诗歌注释中有较高声誉。

赵元任语言意义研究中的语用学思想

赵元任是中国语用学思想发展史上很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在当代语用学的开拓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主张更多关注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研究,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他的语用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其对意义的研究中,体现在对意义即语境、语境的定义与层次、意义的分类等相关论述中,这些依然是当代语用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从“仁”和“性命”之解说看阮元的理学思想

阮元是清代中叶的汉学领袖,但在理学上,他也有卓越成就。本着“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理路,他从古训入手,通过语义分析求文字本义,对理学核心范畴作了一系列精辟阐发。他之论“仁”,是以“相人偶”为解,认为“著于行事,始可称仁”,批评理学家“闭户斋居,瞑目静坐”的体仁之方。他之论“性命”,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性不能“绝”,只能“节”;规范的标准在于礼治。他对唐代李翱的“复性”说提出尖锐批评,指出李翱把“性”“情”对立起来,以为只有破除情之蔽,才能恢复“本性清明”,这是“杂于二氏”、“由庄入禅”的谬见,不能作为发展儒家义理的依据。阮元的理学思想颇有独到之处,尽管某些结论可能有一偏之失,但就整体而言,可为义理之学开出一片新天地,是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赵元任与中国符号学研究

赵元任1926年发表的《符号学大纲》不仅提出了建立普通符号学的必要性,而且构建了清晰的普通符号学学科体系。在此后的相关文献中,赵元任应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了汉语语言系统。这说明无论在世界普通符号学的研究史上,还是在建立真正的中国符号学体系方面,赵元任都是不应被忽略的先驱。

“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语法研究应与韵律结合——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读后

“韵律句法学”创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但早在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中就蕴含着语法与韵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思想。这部书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描写与分析,揭示了韵律和语法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语法研究必须结合韵律因素。

赵元任对语言意义程度的研究

赵元任对语言意义程度的研究可以概括为:语言形式的长短是衡量意义程度的一般标准,这种正比关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语言形式越多样化,意义越丰富;重复和冗余会减少语言的意义;语言使用的频率越高,意义越少。赵元任认为翻译时不可忽视意义程度的影响因素,尤其是频率对意义程度的影响。

《文章缘起》的真伪问题

四库馆臣说《文章缘起》为伪作的四条理由均不充分,后人因之附会的一些理由更不能成立。山堂考索本《文章缘起》是张绩的增补本,张绩对《文章缘起》作过个别注释,并可能从梁代的物原论中补入了三十四种文体。除非能够举出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文章缘起》中的大部分内容仍可认定为任昉所作。

钱钟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黄山谷诗补注》一篇,针对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进行补正,其中以任渊注为重点。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方面。钱钟书先生对文献典籍的征引详实而浩繁,考证更是精辟非常,他的补注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诗学价值,对黄庭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 学贯中西的文化修养——析赵元任艺术歌曲创作特色

赵元任先生是我国“五四”时期“新音乐”的代表人物 ,他所创作的艺术歌曲成为 2 1世纪艺术歌曲的经典之作。本文介绍分析了赵元任先生艺术歌曲的创作特点 。

周作人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

周作人的人生与文学创作都深受其偶像陶渊明的影响。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古圣徒""千古旷达人"。周作人对陶渊明的双重文化定位,凸显了他以儒为名、以道为实、儒道表里的复杂文化心理和外儒内道、无为而为、以释补儒的带有"出世"倾向的人生观。虽然周作人学陶,某些方面也似陶,但二者质性迥异,这种差异源于两人对儒家理论的不同态度。

新发现四库底本《望云集》考略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清抄本《望云集》,书中钤有"翰林院印"满汉合璧方形朱文方印,且多处有四库馆臣朱、墨笔删改涂乙及抄写格式要求,并有墨笔校签,是一部稀见的四库底本。此抄本为乾隆年间浙江藏书家鲍士恭进呈之原本,后又流入清道光年间翰林院编修袁芳瑛之手,故免遭庚子(1900)事变得以幸存,甚为难得。其保留了大量四库馆臣纂修《四库全书》的原始痕迹,为"四库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静嘉堂所藏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的文献价值

《松乡先生文集》是元代文人任士林的别集,国内藏有九种版本,均为明清时期的刻本或抄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有元刊本,这是现存于世的最早的版本。该本曾经王闻远、金檀、汪文琛和汪士钟父子、郁松年、陆心源等著名藏书家辗转收藏,更显其弥足珍贵。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为研究任士林及元中期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文化活动,元中期江南士人对亡宋的复杂心态,以及元中期江浙地区道教的流传等问题,均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具有很高的文献校勘价值。该本刊刻于元顺帝至正四年。

赵元任与民国时期的播音教育

赵元任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他不仅将科学原理和方法引入汉语言学研究,建立了科学的汉语言学,而且通过广播等先进技术手段在最大的范围内将自己所擅长的语言学知识和科学知识向民众普及,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国语统一运动,同时,也促进了民国时期播音教育的发展。他编撰的《广播须知》是民国时期教育播音的指导性用书,对中国早期播音教育和广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