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12年1月至2016年4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汇率价差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呈正相关关系,与利差及资金存量呈负相关关系。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自身的滞后一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率之差是影响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主要因素。除此以外,资金存量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也会对汇率价差产生影响。因此,应进一步疏通境内和境外人民币流通渠道;货币当局应将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汇率价差的备选政策工具;加强对跨境流动资本的监管;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在进一步深化国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之上,培育和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客观看待人民币汇率:回顾、现状及展望

“811”汇改后汇率报价机制的变化使得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变得更为频繁,其背后的原因及下一步走势如何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关注的焦点。文章在回顾“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基础上,剖析了不同阶段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并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了展望,最后提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美元指数和中美利差的变化是引起“811”汇改后到2018年10月人民币汇率发生“贬值-升值-贬值”反复震荡的主因,而资本流动因素是引起2018年11月到2019年4月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升值的主因,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加大的市场情绪行为则是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根源所在。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的双向波动将会更加常态化,汇率的灵活性会更强,而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在长期内仍将保持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下一步,政府的着力点应该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以及尊重市场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稳定,但也绝不能轻易承诺在任何时候都放弃对汇率积极干预的态度,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操作留取一定的空间。

基于“指令流”微观市场的人民币在岸离岸汇率价差研究

外汇市场微观理论认为,指令流作为连接微观市场和宏观市场的桥梁,是外汇市场交易者获取内部信息的重要源泉,能够反映市场参与者对短期汇率的态度。选择2004年2月至2017年6月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指令流、香港人民币资金存量等月度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宏观变量经由微观变量指令流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结果显示:宏观变量会在短期内显著影响指令流,并经由指令流影响汇率价差,但汇率价差的变动受指令流的影响较小,受自身滞后二阶和人民币资金存量滞后二阶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时变影响研究——基于修正的抛补利率平价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修正的抛补利率平价模型,构建TVP-SV-VAR模型分析北向资金流动、人民币远期汇差、中美利差和中港利差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时变影响。结果表明:北向资金、人民币远期汇差以及中美、中港利差均对人民币即期汇差的短期影响最明显,中长期影响程度减弱;北向资金净流入增加、中美利差走阔和中港利差收窄会扩大人民币即期汇差;人民币远期汇差对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交替发生。鉴于此,中国央行应当持续关注北向资金流向和流量、加强外汇市场沟通以及统筹和推动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良性协调发展。

境内外利差与人民币汇率的联动关系研究

随着不断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以中国和发达国家利差为代表的境内外利差与人民币汇率也将产生一定的联动关系。运用GARCH-BEEK(1,1)模型对中美利差、中英利差、中欧利差、中日利差分别与人民币即期汇率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联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分别为2005年7月11日到2008年9月15日,2010年6月19日到2015年8月11日,2015年8月12日到2019年1月20日。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中英利差、中日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二、三时间段内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一、二时间段内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欧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三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英利差、中欧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三个时间段内均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第二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日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第二、三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与信用利差

基于开放经济框架构建了包含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内生动态系统,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三者的微观联动机理,理论分析表明,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内生联动效应,为刻画这一效应,本文选取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TVP-SVAR)模型对2010年〜2018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非线性联动效应具有较强的时变特征;央行外汇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在下降;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分别与不同期限、不同评级债券信用利差变化之间的联动效应具有不对称性.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汇率与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债券市场各方参与者防范风险提供理论支撑,也对人民币汇率调控具有一定启示.

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当前我国制定货币政策、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提供有益探索和政策建议。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分析了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8.11”汇改畅通了中美利差与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的传导机制,提高了人民币汇率自身调节功能;汇率对中美利差的影响较弱,跨境资本流动对中美利差具有一定冲击作用;中美利差和汇差都是引起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冲击作用更强。因此,建议在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应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关注资本流动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畅通三者之间的传导渠道,深化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拓宽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强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

投资者预期稳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基于离岸汇率引导的视角

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开放中的风险管控至关重要。本文将投资者预期稳定性作为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预期因素,并将离岸在岸汇差作为重要的传导变量,使用SVAR模型和TVP-VAR模型系统性地研究了预期、跨境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的关系及时变特征。研究发现:第一,投资者预期稳定性的下降显著扩大了离岸在岸汇差、降低了跨境资金净流入,进而促进人民币贬值;第二,离岸在岸汇差的扩大促进了在岸人民币汇率贬值,这一效应在“8·11”汇改后逐渐增强,且在汇率升值期较弱、贬值期较强;第三,跨境资本净流入显著促进了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一作用同样在汇改后逐渐增强。本文的研究为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防范外汇市场风险提供了理论参考。

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短期波动

本文从国际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衡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包含中美利差和体制转型因素的人民币汇率的行为均衡汇率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错位程度,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分析表明:从1997年～2007年,人民币汇率并未显著偏离其均衡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外国直接投资、贸易条件、国有企业比重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冲击,而开放度则表现为负向冲击。政府支出在长期内对汇率表现为正向冲击,而在短期内表现为负向冲击。中美利差在长期内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但在短期内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冲击。本文建议我国政府控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和速度,密切关注资产价格,并采取利率等多种政策工具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应加强对非法跨境套利资本的打击力度,以避免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造成重大冲击。

人民币在岸—离岸汇率波动性问题研究:特征、诱因与对策

控制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在合理水平是保障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本文采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研究了人民币在岸—离岸汇差波动的区制转移特征、境内外影响因素及脉冲响应。实证结果显示:1、人民币在岸—离岸汇差波动呈现丛聚性,在"811"汇改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2、在汇差"高波动"状态下,中国汇率政策通过境内外因素影响人民币在岸—离岸汇差波动,在汇差"低波动"的状态下,只有汇率政策能够影响汇差波动。3、对人民币未来走势的预期始终与在岸—离岸汇差波动负相关。同时,人民币在离岸汇差存在自动收敛趋势,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一体化已经初具雏形,但人民币在离岸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仍较低。

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性管理——基于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价差的视角

控制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在合理水平是保障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本文以香港人民币市场为代表,运用时变转移概率Markov模型研究了2011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区制特征和区制转移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汇差表现出显著的区制特征,在大部分时期内,汇差处于"正汇差-低波动"区制,这一差值可视为资本管制和内地与香港人民币市场结构差异对入境资本征收的"托宾税";在考察期的其他时段,汇差则处于"负汇差-高波动"区制;(2)汇差在区制间转移的概率受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境内外利差水平的影响,其中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境内外利差扩大会促使汇差扩大,保持或转入"正汇差-低波动"区制的可能性提高。货币当局可以将影响人民币预期与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境内外人民币汇差、稳定人民币币值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备选政策工具。

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GARCH-MIDAS模型

源自心理学的有限关注理论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金融研究,其基本思路是:金融市场产品种类繁多,由于存在信息成本,个人投资者的关注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于是更倾向于交易关注到的产品,进而影响价格。该理论在证券市场已得到大量的实证支持,因此对外汇市场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基于谷歌搜索量指数构建的人民币关注指数,以2011年6月27日至2016年7月29日为研究区间,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实证检验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价差波动率的影响。特别地,利用基于已实现波动率的GARCH-MIDAS模型将波动率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并分别进行回归,考虑了价差波动的结构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能够显著增大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货币当局可适当引导进而达到收窄价差、抑制套利的目的。与波动长期成分相比,投资者关注对波动短期成分的作用更强。加入央行干预、利率平价、流动性、预期等控制变量后,投资者关注对汇率价差波动率的预测能力依旧显著,表明其所包含的信息并未被已有变量覆盖。稳健性检验中,将4个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基准模型并考虑关注与控制变量之间的耦合效应,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仍然具有独立的解释能力,且在长期内会通过影响控制变量的作用间接影响价差波动,作用机制与短期有所区别;直接利用基于月度投资者关注的GARCH-MIDAS模型对波动进行分解,通过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验证投资者关注对波动长期成分的作用;分别将在岸和离岸汇率波动率直接分解后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投资者关注效果同样显著,且综合效果与原检验基本一致。通过探讨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的解释能力,拓展了基于谷歌搜索量指数测量的投资者关注在外汇市场的研究,为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提供了新思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货币当局和外汇投资者可以构建人民币关注指数,以此作为参考来实现有效汇率管理或风险控制等多重目的。

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升贬值预期与资金存量

本文采用VEC模型研究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资金存量与升贬值预期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发现资金存量因素是影响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主要决定因素,近些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升值预期,而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变动对于升贬值预期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对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研究必不可少,升贬值预期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具有关键作用;应进一步寻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以应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情况;应加强对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监测分析。

人民币兑美元在岸离岸汇差波动的时变特征分析与混频宏观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文系统研究人民币兑美元在岸离岸汇差的波动及影响因素,利用2011年6月至2019年1月的月度和日度混频数据,通过构建GARCH(1,1)模型和ADL-MIDAS模型来分别研究汇差波动的时变特征和混频宏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香港人民币资金存量、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以及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与该汇差是负向关系,中美利差和该汇差是正向关系,此为主要因素;外汇储备、国内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以及人民币两岸汇差的滞后一阶与人民币在岸离岸汇差呈正向关系,此为次要因素。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增强离岸市场流动性,灵活运用中美利差对汇率的调节作用,推动离岸市场发展的同时也要强化对该市场的监管以及增强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等对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利率联动机制分析

本文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净额作为研究汇率与利率之间互相作用的中介。利用2005年7月至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构建包含人民币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及中美利率差为内生变量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资本净额变大会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但会使中美利率差加大;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会使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和中美利率差下降;中美利率差上升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而使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变小。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而利率对两者的影响并不明显。

人民币离在岸价差及其波动行为:逆周期因子的视角

本文基于离在岸汇率传导机制,阐释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离在岸价差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离在岸价差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逆周期因子通过影响商业银行外汇资产配置影响人民币离在岸价差,逆周期因子在有效抑制人民币离在岸价差的同时显著降低价差的波动幅度。在中美贸易摩擦等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冲击影响下,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离在岸价差的调节效果依然稳健。值得注意的是,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离在岸价差的调节具有显著的非对称特征。人民币贬值情况下,逆周期因子显著缩小了人民币离在岸价差和波动幅度;人民币升值情况下,逆周期因子无助于抑制人民币离在岸价差,仅能降低价差波动幅度。鉴于此,建议我国央行进一步强化逆周期因子政策的规则化和透明化,切实发挥逆周期因子的预期引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