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ENT DEVELOPMENTS OF US ASIA-PACIFIC SECURITY STRATEGY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is witness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witness new developments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its domestic politics as well as of the regional situation in Asia Pacific,particularly with Republican candidate Donald

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路径探析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略导向从"依附"趋向"自主"并转向"相互支持",战略范围实现了由"近海"走向"远洋"并谋求"远近结合",战略手段由"防御"转为"威慑"又走向了"预防",战略内涵由军事安全扩充为综合安全。国际环境变更、安全困境变迁以及自身实力强化,是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韩国这一战略演变将受制于美韩联盟的协同与纷争、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一致和冲突,以及突发事件、民主化与战略周期的冲击和影响。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调整及现实影响

随着海洋安全环境的变化,韩国海洋安全战略也经历了不断调整的过程。冷战后韩国依托美韩军事同盟体系,以建设"大洋海军"为目标,通过防务改革、海军军备发展、地区合作等举措,不断推进和实施海洋安全战略调整,并取得显著成果。不过,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对外依赖较重,韩国的海洋安全战略暴露出统筹乏力、发展不均衡、自主能力有限等不足。其海洋安全战略过分依赖美韩同盟体系并倚重军事手段,这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消极影响,对妥善解决中韩海洋权益纠纷埋下了隐患。

论实现船舶抵押权的非诉程序

船舶抵押权的实现途径直接关系到实现船舶抵押权的时间成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非诉程序,适用于船舶抵押权的实现,改变了船舶抵押权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传统模式。就船舶抵押权适用担保物权实现程序涉及的主体资质、管辖权、受理与审查等相关问题加以分析。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国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观念基础与方法论

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将"海洋强国"明确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就海洋与国家发展间的关系做出总体规划。在这前后,中国"海洋强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如何落实的话题,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本质上,这也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与方法论问题。就此,本文在梳理与评述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意识基础与行为逻辑进行了分析,进而就中国"海洋强国"的哲学内涵进行概括。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是海洋意识普遍觉醒和承继传统海洋认知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和合"观念基础及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行为逻辑。因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在观念上以和平与合作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以开放为准则,而在海上竞争层面则强调对话与规则。

韩美同盟:冷战后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的障碍因素

韩美同盟是冷战体制的产物。冷战后韩美同盟关系虽然有所变化,但仍在延续。美国在朝鲜半岛以韩美同盟为基础,不仅干预半岛事务,同时也辐射整个东北亚,是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构建中最主要的障碍因素。驻韩美军及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对朝鲜半岛安全构成威胁。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决定了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冷战后韩国海洋安全战略调整的动因探析

冷战结束后韩国立志建设"海洋强国",提出的种种举措都体现出其近海求稳、远洋求拓的战略意图。本文根据现代海权理论分析框架及中等强国海洋安全战略制定与调整这一主线,论证分析了影响韩国海洋安全战略调整的三个变量因素:国家实力、安全环境、战略认知。国家实力提升是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制定与调整的物质基础;东北亚安全环境是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制定与调整的外部压力;韩国"由弱到强"的海洋观是海洋安全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因。这三个要素相辅相成,共同推动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向理念相对自主化、范围大洋化、目标综合化调整。

论半岛局势转圜下韩美同盟新动态

2018年以来,在半岛局势转圜的背景下,韩美同盟结构与功能呈现新动态。包括举行首脑会晤在内的与朝对话过程中,韩美两国保持密切政策协调。为呼应朝鲜停止核导开发活动,韩美两国采取暂停大型联合军演的应对措施。在同盟内部,韩国致力于尽早收回战时指挥权,而美国则要求韩国增加防卫费分担额。韩美两国将在强化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携手”构建国际秩序,由此更加注重对外战略的对接与合作。因此,对韩美同盟而言,其内部结构的“对称性”,将随着韩方国家综合实力与“自主性”的增强而提升,且其政治、外交同盟的功能属性亦将不断得到强化。

韩国海洋非传统安全政策新动向

近年来,韩国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构建起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事安全管理以及海上治安多管齐下的实施架构,通过多部门间的密切协作,积极打造涉海综合治污体系、优化海事安全管理系统、强化海上治安管辖能力,同时积极推进双边和多边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然而,其政策实施也面临着来自国内政治运行的负面影响、涉海力量整合对域内海洋争端的激化、区域合作机制不完善以及国家间争议不断使互信水平难以提升等阻滞性问题,致使实践效能无法得到完全发挥。

韩国“大洋海军2.0”建设:战略考量、现实举措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基于强化印太框架下的同盟海洋战略协同、缓解日趋严峻的区域海洋安全压力、因应海洋军事技术的智能化发展趋势等多重战略考量,韩国持续推进“大洋海军2.0”建设,努力实现“大洋海军”从“1.0时代”到“2.0时代”的提质升级。韩国“大洋海军2.0”建设主要指向海洋军事力量编制与架构、海上战略平台、近海及远洋作战装备、智能化海军技术以及外交与海洋安全战略布局,展现了精编、威慑、均衡、智能、协同的特征。然而,这一进程深受同盟基轴与多边平衡间的战略矛盾以及海洋安全主要威胁认知摇摆调整的制约,其预设目标难以完全实现。未来,应重点关注韩国在印太框架下的海洋安全战略新布局与海军建设新动向。

中韩加强海上搜救合作研究

中韩两国开展海上搜救合作既是双方履行国际公约的需要,也是由搜救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人命和财产救助以及海洋环境保护。因此近年来中韩两国高度重视海上搜救合作并取得良好效果,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对此,中韩两国应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双方通讯沟通、资源共享、应急反应等机制,提高海上联合搜救成功率。

中国海上兴起与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极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协调

当前,国际海洋安全秩序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方面,海洋地缘政治竞争、海洋争议和全球性海洋安全等问题愈演愈烈,世界亟待建立有效的海洋安全制度;另一方面,有关海洋安全的共识、制度和规则极度缺失,整个世界缺乏一个包容各主要海上力量的秩序架构。随着中俄等后发海洋强国的兴起,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的包容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对于中国而言,自身的海洋强国建设已经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和澄清自身国际海洋秩序主张的阶段。以往的研究往往对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不加区分,宽泛讨论海洋秩序的总体设计,且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鉴此,作者从国际秩序的概念、内涵和构建方式出发分析海洋秩序,意在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海洋秩序演进的二元结构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评估中国海上兴起的程度及其对国际海洋安全秩序的具体影响。基于对中国实力、未来海上战略格局发展态势以及国际海洋安全形势和趋势的考察,中国应该积极构建以“有限多极下的新型大国协调”为基础的海洋安全秩序。该倡议的核心内涵是大国间的相互克制和相互妥协以及基于能力优势的领导作用。协调的对象并非势力范围或力量对比,而是行为规则和规范。其中,“积极的和平”“平衡的自由”和“全面的包容”应是大国协调的主要内容。

美韩同盟与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

随着中韩关系特别是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美国一直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保持警惕,而韩国则坚持以美韩同盟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这些都是提升中韩关系的深层次挑战。中韩关系要摆脱美国因素是不可能的,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也必须与中美韩多边关系框架,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地缘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为了在中美韩博弈中占得先机,中国必须对这种未来战略框架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设计。本文认为,出于中国及地区整体利益的考虑,半岛的未来既要摆脱基于冷战经验的对抗式两极格局,也不能寄希望于那种多极均势下的脆弱和平。从长远来看,只有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才是稳定与和平的长久保障。美韩同盟可以成为这一机制的起点但又必须被超越,这就需要相关各方就此达成战略妥协,就地区未来做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决定。考虑到中美间的深层次不信任,韩国应该在中美间发挥沟通者而不是均衡者也不是中立者的作用,未来中韩关系应该在这种新背景下予以重新设计和发展。

“美国优先”原则下美韩同盟的挑战与未来

特朗普执政后,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对同盟体系进行了大幅调整,并以美韩同盟为突破口,在防卫费用、盟国责任等方面向韩国提出诸多新要求,引发韩国的不满和担忧。随着美朝、韩朝关系以及美韩各自战略需求的变化,美韩同盟进入新的转换期,两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上的分歧,对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不同认知,以及美韩对自主与安全的争夺都给同盟关系带来了挑战。虽从美韩对同盟互有借重的现实出发,美韩同盟将会继续存续,但同盟内的控制与反控制矛盾将更加突出。而且,朝核问题的走向将对美韩同盟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韩国北极政策新动向:动因、框架及趋势分析

近年来,在扩大海外市场、丰富多边外交体系、拓展安全边疆的驱动下,涵括多元领域于一体的韩国北极政策呈现出全新的内容架构:以延展国家生存与发展空间、提升参与北极事务能力为诉求,以俄罗斯、东北亚与北欧国家为政策空间布局的“一体”和“两翼”,以能源开发与航线利用为政策重心,以造船、科考、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园区建设以及防疫与保健医疗等为多维政策支柱。其北极政策的子领域由单一独立发展为多元统一,从相对孤立转向与外交政策间的有机联动,“安全导向”色彩也逐渐显露。上述趋势在中长期有望得到持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