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与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使用OECD-TiVA数据库,探究2000~2020年66个国家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地位对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枢纽地位对数字行业最终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和出口国内增加值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具有数字行业类型、贸易协定地理区域分布、贸易伙伴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且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对数字行业价值链贸易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RTAs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网络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和缩短前向价值链步长两个渠道促进数字行业发展。

“数字鸿沟”对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发展的影响:从“信息鸿沟”到治理壁垒

RTA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正在快速发展,且呈现非均衡性特征。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内涵不断扩展和延伸,逐渐由有形的“信息鸿沟”向无形的治理壁垒扩展,并深刻影响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框架下各经济体间的依赖度和相互影响力不断增强,使得数字贸易规则中的结构性力量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对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在数字贸易规模和数字技术水平方面呈现“马太效应”,在数字治理方面具有同配性。网络内生结构方面,网络的偏好依附和连通性均会影响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的关系形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数字治理存在壁垒,发展中经济体仅发展数字贸易和数字技术是无法促进其参与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经济体双方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上的差异越小,达成RTA数字贸易规则的可能性就越高。进一步的机制研究验证了网络内生结构在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关系构建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网络内生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网络形成中的“马太效应”和“同配效应”。多层ERGM分析显示,各因素对不同规则条款网络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同时各规则条款网络间存在聚类效应,关系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

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基于数字内容App层面数据分析

基于“频注法”对涉及全球18个出口经济体与45个进口经济体的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进行测算,并结合data.ai数据库对2014—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在此基础上,使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RTAs框架下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提升会显著促进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并且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版权条款、数字商标权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均会对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保护条款的影响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能对大规模企业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小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激发产品创新”促进数字内容App贸易的机制也得到了验证。

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与全球数字价值链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是国际贸易规则领域的核心议题,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全球价值链倡导的多边贸易体系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特征构建数字贸易规则指标,研究其对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壁垒和完善数字贸易网络机制显著提高了各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增加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显著的区域主义特征,呈现邻近偏好,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价值链。本研究对我国加快推动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价值链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数字贸易规则对“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规则是驱动“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2000~2023年间123个国家的双边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的变化,并构建了衡量其广度和深度的指标。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主要通过缩小境内监管质量差异、降低境外贸易成本等渠道改善数字贸易环境。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规则特征层面,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效应更为显著;在贸易关系层面,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贸易关系疏远国家尤为有利;在网络节点结构权力层面,缔约国度数中心度强化了数字贸易规则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随着缔约国数字基础设施差异扩大,其效应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牵制”的轨迹。本文丰富了“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思想的理论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加快ICT产品发展提供了实证参考和政策启示。

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测算、特征与发展方案

明确中国区域数字规则深度并推动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升,对于促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在梳理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基于TAPED数据库对中国已签署的16个(含升级)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样本进行了深度测算,总结发现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拓展、贸易促进条款是重点内容、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仍有一定差距的特征。最后本文从加深中国已签订RTAs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构建适应国际数字贸易发展需求的国内法律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发展方案。

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在考虑协定深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结构特征,并采用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方法对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无权和有权网络密度总体呈增长趋势,反映了网络中各国的参与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提升,欧盟、美国、新加坡处于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中心地位;第二,欧盟所在子群与其他子群间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美国所在子群与中国及部分东盟国家所在子群之间联系紧密,表明美式规则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影响力;第三,基于TERGM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网络传递性在推动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形成中的作用,这为中国积极应对美式和欧式FTA规则传播,加快形成中国FTA数字贸易规则范本并积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提供了政策依据。

基于RTA研究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特点与中国方略

数字贸易在全球发展如火如荼,其合规问题凸显。剖析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过程,对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1—2020年各国向WTO通报且含数字贸易条款的有效RTA为主要研究内容,厘清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脉络。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规则合作愈发密切,数字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但也存在规则主导权过度集中等不足。中国应借鉴美新欧成功经验,输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补齐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短板,夯实数字贸易规则基础;补齐现有数字贸易规则短板,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提升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数据本地化立法与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

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是当今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而数据本地化问题又是其中的焦点.2013年"斯诺登事件"曝光以后,各国数据本地化的立法数量大大增加."本地化"包含了"服务本地化"、"设施本地化"和"数据本地化"三重含义,这些也体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应章节中.在国际上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国家中,其立法和政策主要分为:要求数据在本国数据中心存储,并阻止数据被发送到国外;在数据跨境传送时要求数据主体的事先同意;要求将数据复制在本地存储,但并不阻止其传出境外等几种类型.减少数据本地化规则、进行数据跨境流动的合理限制,是未来国际多、双边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国际规则与国内立法方面达到协同,更有效地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各国立法者和监管者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与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协同演化——基于SAOM跨网络效应的研究

协同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SAOM)探究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与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协同演化。结果表明,经济体间的高标准规则关系与数字服务贸易伙伴关系能相互促进;仅有数字贸易规则网络明星节点能吸引其他经济体与其成为数字服务贸易伙伴;在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拥有共同第三方的经济体间更易成为数字服务贸易伙伴,在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拥有共同第三方的经济体间更易建立高标准规则关系。拓展分析表明,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保险与养老金服务贸易网络的跨网络效应更突出,而个人文娱服务贸易网络对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跨网络效应更突出。经济体政府治理能力、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在两类网络协同演化中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之美国数字贸易规则初探

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网络加速扩大,新技术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科技竞争异常激烈;当下世界各国均着眼提高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上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我国定义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构造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贸易壁垒、RTA规制融合与服务业价值链升级

随着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壁垒成为一国服务业价值链升级新的掣肘因素,RTA数字贸易规则的有效制定是突破边境内政策壁垒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OECD-DSTRI、TAPED和ADB-MRIO数据库提供的跨国行业面板数据,考察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机制以及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壁垒阻碍了一国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从具体机制来看,贸易成本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和网络互联互通效应是数字贸易壁垒负向影响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渠道。多维异质性检验显示,知识产权和跨境支付领域政策壁垒的阻碍作用较大;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的负向影响在遵循“限制型”和“条件型”数据监管模式以及高监管政策分歧水平国家中表现更强,在“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和“国外数字要素投入驱动型”行业表现更显著。拓展性分析表明,通过对外签署RTA数字贸易规则并提高规则条款深度水平而非广度水平,能够削弱数字贸易政策壁垒给本国服务业价值链升级造成的负向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边境内规制融合效果,其中贸易促进类条款深度水平提高所产生的规制融合效应更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数字贸易扩大开放、推动服务业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依据。

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文章基于网络分析视角,利用区域贸易协定(RTA)文本量化数据构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并基于2010~2019年53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研究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节点国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其数字服务出口。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中心地位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并未在当年充分体现,具有一定时滞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南-南贸易与南-北贸易受网络地位提升影响较大,而北-北贸易与北-南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弱;节点国网络地位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管理、咨询等)以及知识产权服务这些知识要素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出口;同时,由网络形成的“朋友圈”效应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出口。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主要通过制度改善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数字服务出口。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基于规则网络结构权力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达成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机制分析显示,共同的第三方贸易规则关联对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存在促进效应,但该影响随着与第三方经济体构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数量的增长逐渐减弱;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关系的结构权力会推动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增长,而网络节点的结构权力会稀释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异质性分析揭示,规则条款和规则模板的不同对增加值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随着规则广度的扩张和深度的强化,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基于以上结论,中国在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时,不仅需要关注规则的深度,还要注重伙伴关系的选择,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

欧洲“数字贸易限制指数”分析

当前,数字贸易飞速发展,国际贸易规则面临变革,与互联网管理、网络安全相关的政策成为各国博弈焦点。“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提出了“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试图建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力,但有明显不足,对中国的评价有较多谬误。论文对“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全球数字贸易政策与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渗透,数字贸易规模迅速增长,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与此同时,数字贸易的发展对现有贸易规则及政策形成冲击,也对各国的数字治理水平与监管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陆续出台和完善了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旨在不断提升国内数字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RTA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出口——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视角

本文根据区域贸易协定(RTA)不同类型数字贸易条款的规则属性,构建了条款异质性指数,并对其深度进行量化,基于2005—2018年全球72个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实证检验RTA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RTA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高显著促进了参与国的数字服务出口,且不同类型条款存在异质性影响,数据相关条款(自由开放型)深度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贸易促进条款(环境便利型),最后为隐私保护条款(保护平衡型)。同时发现,RTA成员方的国内监管质量差异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高带来的出口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两国间的国内监管质量差异控制在一定水平时,RTA数字贸易规则才能有效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出口。这表明,对国内监管质量水平相对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和"干中学"的过程,与一味追求签署"最高标准"的深度规则相比,改善国内数字贸易监管治理水平更为重要。

美欧中RTAs数字贸易规则的测度研究

数字贸易规则测度作为数字贸易谈判的“指示牌”和数字贸易发展的“听诊器”,已获学界与政府的密切关注。文章将数字贸易内涵纳入贸易规则异质性框架内,首次引入争端解决机制,从更符合经济含义的角度,修正了约束深度的赋值,测算并比较分析了美欧中RTAs数字贸易规则的水平及发展特征。研究表明:美欧中数字贸易规则的广度与深度水平均呈增长态势,但不同经济体的整体水平以及增长幅度表现出较大差异。其中,美国最强,欧盟次之,中国在2020年前暂居第三,但2020年签订的RCEP反映了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巨大变革,其广度与深度水平仅次于迄今为止代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最高水平的USMCA;对比发现,美欧侧重贸易对象数字化,中国则更侧重贸易方式数字化。

区域与双边视角下数字贸易规则的协定模板与核心议题

在全球数字治理进程中,区域与双边贸易协定已经成为推动构建数字贸易新规则的重要方式。本文在梳理全球数字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FTAs/RTAs)网络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与比较了“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中式模板”和“南太平洋模板”协定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体现的理念、内容与特点。论文还重点剖析了主要国家在数字产品类、数据流动类、知识产权保护类和隐私安全类四大议题中存在的主要分歧及其背后的战略目的与利益。最后,结合“中式模板”协定的现状为中国提出了参与全球数字规则构建的策略与建议。

RTA数字贸易规则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WTO框架下建立统一数字条款的努力遭遇挫折,区域贸易协定(RTA)中的数字条款不断繁衍成为国际数字条款的风向标。基于TAPED数据库与UNCTAD数据库,选取2005-2015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实施的54个RTA为样本,在测算协定中数字条款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RTA数字条款显著促进了缔约方的服务贸易,且其结果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