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论在晚清民国的回响——兼论近代文学观念的建立

清代中期阮元及其门人对“文”观念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梳,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使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促使了文学独立,并出现了文学史观的雏形。阮元及其门人关于“文笔”的考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对“文”观念的论争,而且影响了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他们对阮元及其后学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转化,甚至有批评阮元之处。同时,关于“文”的论争也引起其他近代学者对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为民国学者进行文学史撰写提供了材料资源和观点支撑,促成了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萌发,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阮诗玮从三焦论治肾病综合征经验

阮诗玮教授基于“因人、因病、因证”结合三焦脏腑之气血阴阳变化,认为肾病综合征的发病与三焦脏腑的气血阴阳变化密切相关,三焦水道不畅,升降不通为其根本病因病机,治疗原则以祛邪、扶正为主,辅以宣发、利水攻逐,健脾、温肾、益气养阴之法。阮教授认为,上焦为主病者辨证为风水相搏证,治疗上强调宣肺通调水道,清其上而固其下矣,多选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减;风寒偏盛者,可去连翘,加紫苏叶、桂枝解表散寒;咳喘较甚者,加前胡降气平喘;见汗出恶风者,加汉防己、生黄芪益气固表、利水消肿。中焦为主病者辨证为外感湿邪证、脾虚湿盛证,分别给予六合汤加减、参苓白术散加减或升阳益胃汤加减治之。下焦为主病者辨证为肾阴亏虚证、肾阳衰微证,分别给予知柏地黄汤加减、济生肾气汤治之。临床小溲数多者,可去泽泻、车前子,加菟丝子、补骨脂固精缩尿;若见喘促、汗出者,加五味子收敛固涩;若兼有头晕头痛,心悸失眠者,可加生龙骨、生牡蛎镇静安神;若见神倦欲睡、泛恶者,可加用茯苓、六月雪等健脾利湿。三焦俱病者辨证为脾肾亏虚证、气阴两虚夹湿证、湿滞瘀血证,分别给予益肾降浊汤加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清心莲子饮加减、当归芍药散加减等治疗。

陈德文在阮籍批评史上的贡献和影响

陈德文与范钦校刊的阮籍集属于现存最早的阮籍诗文合集,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陈德文还创造性地提出阮籍“发愤”说,即阮籍愤怀禅代,情结于诗。陈德文对阮籍审美心理的揭示为理解阮诗审美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尤其是与明代复古派对阮诗研究进行对比。随着范、陈本阮籍集广泛流传,陈德文在阮诗批评史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在明清阮诗性情真伪之争中,陈德文“发愤”说具有理论资源意义,并推动了阮诗批评的发展;二是陈德文将阮籍《劝晋笺》统一于“忠愤”思想之下,激起了后世诗论家进一步以五臣注索隐比附方法阐释阮诗,并表达对颜延之、沈约、李善等旧注之不满。以上可见陈德文在阮籍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析魏晋玄学下嗜酒的阮籍与刘伶

魏晋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权与思想文化之大变局。在“食药饮酒”成风,儒学式微、玄学兴起的魏晋时期却孕育出像“竹林七贤”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名士团体。“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刘伶面对同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都选择通过嗜酒方式以达避祸、入玄、反抗等目的,都在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大人先生”形象并为之效仿。然而,两人在现实中的行动却因思想上的差异显得不尽相同,并导致两人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

阮诗玮从“四纲六目”论“厥”心法初探

中医学对“厥”的认识由来已久,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因其概念在历史的发展中多有变迁,论述较为散乱,难以对“厥”形成系统、客观的理论框架。基于此,阮诗玮教授发皇古义,融汇新知,指出“厥”的内涵主要为“四肢厥冷”“神志昏厥”二者,病机系“阴阳气血逆乱”,与现代医学的缺血性脑卒中、心源性休克等联系紧密。阮教授临证治“厥”,主张“四纲六目”。“四纲”,即“阴、阳、正、邪”,是从“阴阳”判别“厥”之真假,“正邪”评估病情整体发展趋势,具有提要钩玄的意义。“六目”,即“机、位、势、体、时、象”,是在“四纲”基础上,分别从“病机、病位、病势、体质、时令、病象”对“厥”临床辨治的具体指导。希冀对传统中医药“厥”领域的开发,并为构建中医“厥”诊疗体系有所助益并提供参考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的对冲与互补——以阮籍和嵇康音乐思想为例

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其音乐思想作为魏晋时期的音乐典范具有众多类似之处,他们的音乐思想均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二者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二人对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观等方面对二人音乐思想进行探讨,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审美偏向与其中的内在思想。

阮玲玉自杀事件的诉讼视角、媒体钩沉及“新女性”形象建构

阮玲玉自杀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的大事件,关于其死因的探讨及引发的社会舆论长期存于中国影人的批评研究中,并呈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势。阮玲玉与张达民、唐季珊的情感纠葛及其所引起的报刊舆论风波,反映了女性个体名誉遭遇污名化的尴尬,揭示出女明星这一群体的命运浮沉与社会思潮、大众文化、市井心理等之间的深层关联。社会各界通过阮玲玉自杀事件而引发的对于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女性职业等“新女性”建构问题的讨论,揭示出女性、媒介及各方权力之间的多重话语博弈,也是20世纪3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体现。

论阮元的“节性”思想

阮元的“节性”思想在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他立足于两汉之前的儒学经典文献得出了“性”中既包含德性也包含欲望的结论,接续了戴震以“血气心知”释“性”的观点,主张欲既不可穷也不可纵,由此提出了“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节性”为基础,提出了礼治等主张,并展开了对宋明理学和佛老之学的批判,力图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性格,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

复与变:陈子昂、张九龄《感遇》组诗比较研究

在咏怀系列脉络中,陈子昂与张九龄均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学术界有关陈、张二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内容的阐述上,除了诗歌中的情感抒写以及美学意涵之外,还包括二人思想体系差异的情况,而在“咏怀祖师”阮籍对二人的影响方面未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意图将二者的作品放在阮籍咏怀诗脉络之下,探究其在题材、表现手法、结构和内涵方面的异同,以加深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阮大成古体诗用韵研究

本文穷尽式系联、分析了阮大铖所创作的166古体诗271个韵段,发现共分为19个韵部,其中:阴声韵7部、阳声韵7部、入声韵5部。阮大铖在用韵时依照明末通语入韵,但从通押情况来看,反映出明末怀宁方音的某些特点:支微部与鱼模部通押、支微部与灰咍部通押、-m、-n、-?通押、阴入通押、“浊上变去”和入声韵-p、-t、-k的混押等。

Escape as a Mode of Existence：On Ruan Ji＇ s Escapism Complex

Scholarly research regarding Ruan Ji 阮籍 has predom inantly revolved either around his five-word Yonghuai Poetry( Poems from my Heart,詠懷詩).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cape and Escapism,the paper we call the imagery in Ruan Ji's poetry,including his Fu-Poetry,four-word Poems as well as five-word poems,is escapist imagery. Ruan Ji has a kind of escapism complex which the paper talks over by case studies,i. e."Dongping fu"东平赋,four-word Poem IX and Poem XIII,and five-word Poem I and Poem LX X IX to find a new perspective to read Ruan Ji. This escapism complex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Ruan Ji's unique mode of existence.

国医大师阮士怡以“双心同调,形神并重”治疗冠心病经验撷英

基于中医学“血脉之心”与“神明之心”即生理与病理相互联系、影响的思想,国医大师阮士怡提出治疗冠心病当双心同调,形神并重。在临床中他常使用行气活血安神,软坚化痰安神,疏肝解郁、清热泻火,调理脾胃、恢复升降,滋阴养血安神,固本培元、平衡阴阳等方法调治患者,并附验案。

魏晋风度的音乐艺术呈现——阮咸琵琶的产生及其文学书写

本文首先回归并阐释晋人关于琵琶与名士的关系的命题,指出阮咸是此种士林风尚的始作俑者,同时通过阮咸琵琶的起源的考察,确认了魏晋风度中的异域文化因素,揭示了魏晋名士开放包容、善于吸纳的文化精神,也阐释了中古时期关于琵琶的文学书写的文化史意义。

诂经精舍、学海堂中的词义训诂教育及其价值

诂经精舍、学海堂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分别在杭州、广州创建的两所重要书院。这两所书院都重视词义训诂教育,其词义训诂教育成果体现在各自的课艺集中。这两所书院师生在词义训诂方面善于使用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文例证义的方法:通过以形索义来求得词的本义、辨析近义词以及校勘文字,通过因声求义来破通假、探语源,通过文例证义来作比较研究而求得词义确解。诂经精舍、学海堂重视质疑问难的教学方式,对词义训诂的不同观点兼收并蓄,有利于开发生徒的智慧,提高生徒独立思考的能力。诂经精舍、学海堂中的词义训诂教育价值不小,关注清代训诂学的当今学者不可忽视。

阮元尊骈抑散的三种方略及其弊病

清代骈文批评家阮元为了反击以桐城派为首的古文派对骈文的攻击和贬抑,采用了三种批评方略:一是以《文选》为根据,证明骈文为文,古文非文;二是以孔子为骈文之祖,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从根本上动摇古文派的根基;三是以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为理论依据,将古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阮元的这些理论方略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当时的骈散之争中影响很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对此,骈文批评家们作了不同程度的剖析,其中章太炎、黄侃的评论和分析尤为深刻,值得关注。

移民与寻根:琉球阮氏发展及其与福建的祖根情缘

明洪武五年(1372),中国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为确保两国朝贡活动顺利进行,明太祖不仅赐海船给琉球,而且陆续派遣闽籍舵手、船工等,这便是“闽人三十六姓”的来源。明万历年间,由于琉球王国的贸易衰退,久米村日渐萧条,明廷应琉球国的请求,准许阮、毛二姓补籍琉球。其中阮国成为久米阮氏之始祖。阮氏家族在琉球国发展成为久米村最重要的家族之一,对琉球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琉球被日本吞并后,阮氏家族在艰难发展中仍成立阮氏我华会。阮氏后裔20世纪80年代积极来福建寻根谒祖,赓续与福建的祖根情缘。

清代诗人阮元对云南大理石画的传播

清代诗人阮元任云贵总督时,接触到大理石画,认为这种天然画,颇具诗情画意,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艺术珍品,就大量选购收藏,并且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播。阮元选取唐宋诗句或自己题诗品题大理石画,揭示石画的画意诗情,当时的不少诗人文士通过阅读其石画诗才了解、喜欢上大理石画;阮元著录大理石画撰写并刊印《石画记》一书,开创了著录天然画一格。随着《石画记》的广泛传阅,大理石画也声名远扬;阮元还将大理石画寄赠给达官显贵、诗友亲朋,他们或清供欣赏,或装饰家具,大理石画才广泛成为工艺品、装饰品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为世人所重。阮元使云南大理石画超越了地域限制,扩大了影响范围,是中国古代传播大理石画贡献最大的诗人。

论阮籍的玄学“气本论”及其思想价值——兼就“大人形象”的属性问题与前贤商榷

通过对阮籍相关诗文的综合分析,发现:较之嵇康,阮籍“气”论带有更浓厚的本体论也即“气本论”色彩,在他看来,混然无形、自然化物的“元气”乃是一至善本体,它所化生的万物天然和谐,无需任何外力干预。与此相应,他最理想的社会也是无君。他所塑造的“大人形象”并不像前贤所说乃代表着主体精神的超越,而只能解为大道的化身;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气本论”创始于张载的观点值得商榷,这对阮籍是很不公允的。

论阮籍赋的主题及艺术特色——兼与前代赋对比

阮籍赋现存有《鸠赋》《猕猴赋》《东平赋》《亢父赋》《清思赋》《首阳山赋》六篇,作品虽少但文学史价值较高,值得研究。阮籍赋继承了前人赋的创作经验,同时将个人遭际及生活体悟融入其中,凸显了新的特点。阮籍的鸟兽赋摆脱单纯体物赋,融入社会性批判,推动了讽刺赋发展;阮籍的都邑赋描写普通的小城邑,改变了以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为描写对象的都城赋的写作;阮籍的述志赋融入了浓厚的抒情和玄学色彩,使得作品主题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