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科技金融发展与投融资体制变革

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尤为关键。当前,中国科技金融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存在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耐心资本短缺、金融服务创新不足等问题。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寻找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与科技型企业创新之间的最佳契合点,以壮大耐心资本为核心,服务初创期及中小规模科技型企业为重点,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科技型企业的投融资体制变革。未来,要着力构建“股贷债保”联动、覆盖全生命周期、全链条、接力式的科技金融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体制机制与未来图景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是在生产力理论发展演进中形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生产力理论的早期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建立提供了有益借鉴,马克思对生产力理论的系统阐述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新质生产力的运行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才能实现,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是更好实现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二是健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保障;三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图景必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展现。因此,要促进数实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要引领产业变革新浪潮,持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积极开辟发展新赛道,推动未来产业蓬勃发展。

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华北克拉通新太古代晚期岩浆作用:对构造体制和克拉通化的启示

在对华北克拉通太古宙基底作简要介绍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华北克拉通新太古代晚期(主要为2.55~2.5 Ga期间)岩浆岩的锆石年龄分布模式、地球化学和Nd-Hf-O同位素组成特征。华北克拉通新太古代晚期变质基底的主要特征如下:(1)新太古代晚期岩石在华北克拉通广泛分布,但许多地区都存在中太古代晚期—新太古代早期地质记录。(2)岩浆锆石年龄主要变化于2.55~2.5 Ga,年龄峰值约为2.52 Ga。(3)与新太古代早期以前(>2.6 Ga)的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TTG)相比,新太古代晚期英云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比例明显增大。富钾花岗岩、闪长-辉长岩(包括闪长岩、辉长岩及两者之间过渡岩石)、赞岐岩(Sanukite,主体为富镁闪长岩)分布范围和规模也明显增大。大规模富钾花岗岩主要分布于华北克拉通东部,构成新太古代晚期双岩浆岩带的富钾花岗岩带。(4)在新太古代晚期变质基底分布区,几乎都有变质表壳岩存在。它们以较小规模存在于TTG和富钾花岗岩中。岩石类型包括变玄武质岩石、变质安山质-英安质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和变质碎屑沉积岩。一些地区存在变质超基性岩。(5)总体上,新太古代晚期地质事件存在如下演化规律:首先是表壳岩形成,然后是TTG侵入,最后是变质变形和富钾花岗岩形成。2.6~2.55 Ga为华北克拉通岩浆构造的“寂静期”。(6)新太古代晚期TTG岩石的Sr/Y和La/Yb比值存在很大变化,中-高压TTG岩石大量形成表明新太古代晚期陆壳规模、厚度发生了明显增大。至少部分富钾花岗岩在形成过程中有沉积物参与。(7)不同类型TTG岩石具有类似的全岩Nd同位素和岩浆锆石Hf同位素组成,Nd-Hf同位素亏损地幔模式年龄主要分布在3.0~2.5 Ga,与中太古代晚期—新太古代早期岩石的模式年龄相近或稍偏年轻。富钾花岗岩Nd-Hf同位素组成特征受物源区早期形成演化历史制约。岩浆锆石O同位素组成与全球太古宙岩浆锆石类似,但显示更大的变化范围。结合其他研究,上述证据表明:(1)中太古代晚期—新太古代早期是华北克拉通陆壳增生最重要时期,这与全球其他许多克拉通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华北克拉通遭受了新太古代晚期构造岩浆热事件强烈改造;(2)在华北克拉通,类似于现代板块运动的构造体制在新太古代晚期开始启动;(3)规模最大的BIF(条带状铁建造)沿华北克拉通东部古老陆块西缘的双岩浆岩带分布,鞍本和冀东之间、冀东和鲁西之间是BIF找矿重要靶区;(4)华北克拉通在新太古代晚期完成初始克拉通化。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谋划

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谋划宜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以着力破解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主攻方向。第二,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所作出的一系列改革部署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为逻辑起点。第三,首先盯住相关行为主体关切,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稳定相关行为主体预期、激发相关行为主体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上。第四,承继历史传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当“先锋官”和“突击队”。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基本内涵、适用范围与构建思路

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支撑和必然要求。其中,构建和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本文认为,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进一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把握以下重点:在基本内涵上,理解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是同时抓住“举国”这个原内核和“新型”这个新内核,正确认识两个内核的关系;在适用范围上,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的前提是提出需求明确、仅靠市场竞争难以突破的战略科技任务,并注意适用范围的动态演化性;在构建思路上,要围绕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以系统化思维推进相关改革,强化中央层面的决策指挥体系,完善技术攻关组织管理体系,建立适配新型举国体制的政策体系;在推进实施上,应根据事项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等因素,确定当前重点。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本文拟在理解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围绕财政管理体制、税制和预算制度三个方面阐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体来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具体来看,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包括建立健全中国式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税制和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预算制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该能够较好地落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健全。

新型举国体制:中国政治领导层力图完成重大变革的任务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重要新概念,代表了中国政治领导层对于实现某种目标和改革施政方式的决心,因而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实践性。但是,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形态仍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鉴于这个概念具有可能超出人们目前想象的重大意义,学术界有必要超越政策解读阶段,把相关的讨论推进到理论阶段。为此,文章从历史经验概括出“举国体制”必备的核心特征,从中国当前遇到的重大挑战和新的制度安排演进的边界条件等方面证明,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政治领导层力图完成重大变革的任务体制。

迈向教育强国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价值指向、主要任务与推进策略

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体制机制改革尤为关键,通过制度的创新优化应对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沉疴,最终指向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效率、提升教育效能和激发教育活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统筹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以及加快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在推进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型与治理型改革、过程性与终结性改革、单项与整体改革、内部与跨部门改革等几个层面的辩证关系,以确保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有序开展和预期效果达成。

审计委员会背景下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改革思路探讨

在各级党的审计委员会组建以后,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地方审计机关的报告关系、审计委员会的领导内容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对于审计委员会背景下审计机关的报告关系,有双重报告模式、监察委员会模式等五种不同方案,相应地,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也有所不同。相比之下,借鉴监察体制改革的做法,审计机关由人大产生、在党委审计委员会和上级审计机关双重领导下实施审计监督,是一种较优选择。同时,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及其对审计机关的具体领导内容和形式也要依据上述定位加以明确。这一研究,可以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审计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创新体制机制,使高校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江苏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而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关键在体制机制。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业务梳理、结构困境与模式设计

街道—社区场域基层应急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共安全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路径。基层应急管理机构改革“断档”制约治理效能的整体性释放。科学梳理应然状态下“区—街道—社区”应急管理业务范畴,对于规避权责交叠风险、再造应急管理业务流程和疏通国家治理重心下移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解构基层应急管理实践场景发现:组织机构的缺位导致街区场域中多元组织关系的混乱与无序,带来了压力型体制下的“内卷式”工作模式、基层治理结构与承载功能匹配失衡、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承载衔接偏差等结构性困境。未来可通过“块属式”“条属式”或“嵌入式”三种体制改革选择方式,打通多元组织关系节点,构建结构清晰、功能完善、权责分明的新时代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增强基层应急管理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国家创新体系的全域建构与科技体制改革

国家创新体系是在一国科技创新制度环境下,各类创新主体利用创新要素、开展创新活动,相互作用、关联互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本质上是“域”和多元“域”组成的系统。经济理性、制度结构、文化价值等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质态和演化方向。科技体制改革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推动其持续演化的重要动力,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创新体系的域观特征,应对域际融通、域中有域、域内协调等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基本按照三条脉络展开,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域观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解决制度障碍和约束问题。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内外部形势需求的变化,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应以国家创新体系整体能力提升为导向,超越国家创新体系这个科技域的局限,站在更宏大的域观视角,强有力地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制度优势。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态的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新型举国体制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创新形式,是新型生产关系的体现,二者共同助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创新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资源配置、创新主体、支撑载体上的协同创新作用。因此,要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应从组织创新、研发创新、产业创新出发,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美丽中国建设,对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美丽中国建设将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以新型举国体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我国高科技企业受国外限制的事件频发,充分暴露出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短板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卡脖子”制约成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中之重。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利用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举国体制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然而,传统科技举国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和风险,新时代下应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框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统筹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和物质激励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建议

本文从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后土地财政”时代来临三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归纳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及面临的约束条件,提出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改革措施建议。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转型,在国家竞争日益加剧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型举国体制成为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的重要抓手。如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方式,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军民融合等重大战略领域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已成为当前亟需回答的重要课题。鉴于此,在深入分析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创新要素基础上,从组织体系及实现机制两个层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军民协同推进新冠疫苗研发的全景式回顾进行案例探索,揭示新冠疫苗研发的中国经验——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制度优势,以定位“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前提,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军民融合的战略支撑作用,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中国方式。

终身教育视域下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并逐渐树立起终身教育的观念,以保证能够具备终身发展的能力与素质。作为学习与工作两者间切换和衔接的重要阶段,高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当前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存在教育管理理念相对滞后、教育管理方式单调僵化、教育管理缺乏监管机制等不适应终身教育发展的问题,必须通过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提升教育管理透明度、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完善高校终身教育体系监督机制等措施,促进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以期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