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创新的理论逻辑与改革方向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阶段性特征变化,在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需要适应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创新调控。文章从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出发,以货币政策创新为主线,将一些既内在联系又相互独立的、离散的典型事实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出理论逻辑,探讨了未来的改革方向。结果发现,中国央行从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传导等方面进行了全链条的创新,这些创新不囿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条框,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经济为目标,以构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为主线,以统筹政策创新和市场化改革为抓手,体现出货币当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改革创新精神。未来的货币政策改革仍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为核心继续推进,构建起政策工具有效、政策目标清晰、政策传导顺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非传统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稳定——抵押品渠道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债券市场微观结构和流动性负反馈循环理论,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这一准自然实验,以及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日度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ARIMAX模型,探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债券市场风险,阻止下跌趋势蔓延方面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一方面,扩容政策能显著降低债券收益率,提振债券市场整体流动性和活跃度,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损失螺旋”;另一方面,扩容政策的实施也促进了宏观流动性向下传导,优化了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总量和结构,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保证金螺旋”蔓延。这一结论解释了“中国化”制度背景下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的内涵逻辑,增添了金融市场渠道传导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带来一些启示:作为市场最后的流动性提供者,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充分利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特定局部风险时的准确和高效特点,通过灵活调整质押率更好地稳定市场。

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与消费者价格波动——基于庇古效应和超调理论的研究

首先基于价格超调理论和庇古财富效应理论,全面解析了货币政策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动态影响机制,结果发现,货币政策不仅会直接影响CPI,而且会通过资产价格的超调效应间接影响到CPI.其次,本文进一步引入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不同区制特征,并从参数时变角度测算了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和CPI的动态影响关系.实证研究表明:第一,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扩张和收缩二区制特征.第二,短期内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较之CPI有超调效应,长期看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的庇古中介效应间接影响CPI.第三,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和CPI均存在非对称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小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同时资产价格对CPI同样存在非对称性影响,“损失规避”效应明显.

“杯水车薪”抑或“雪中送炭”——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为应对内需不足的内部环境和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货币政策仍将保持低利率状态,然而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是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关切。现有对于低利率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缺少对于当前中国情景下的深入探讨,而且局部投影模型尚未应用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研究。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框架系统性分析了我国高、低利率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状态依存局部投影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高、低利率时期货币政策的时变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无论在高、低利率时期均能有效提升产出,从而实现预期的调控效果。(2)我国暂未陷入“流动性陷阱”,低利率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效应会增强,货币政策确实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常规货币政策尚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意愿,进而拉动总需求。(3)高杠杆会增强低利率时期产出和投资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但会削弱消费的响应,这是因为高杠杆促使企业减少用于缓解日常运转的资金,增加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高杠杆还会增加居民房地产投资,增强流动性约束,从而挤占居民消费。文章结论为优化货币政策有效性,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提出建设性政策建议。

调控取向测度、外生成分识别与货币政策“稳预期”效应——来自数量型中介指标的经验证据

文章首先给出M2中存在内生成分的经验事实,进一步运用内生成分剔除思想定量测度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重点刻画其对《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拟合效果和指引功效。接下来,文章识别出M2中的外生成分,运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分析货币政策的“稳预期”功效及政策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M2和经济基本面变量之间呈现出强关联走势,M2中含有经济基本面变量信息。第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的时变动态属性明显,除个别时点外,其对《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调控取向拟合效果和指引功效较好,能够准确识别和定位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微观变迁进程和瞬时突变时点。第三,货币政策数量型中介指标具有较好的“稳预期”功效,不同货币政策空间下货币政策的“饥饿效应”和“宿醉效应”不同。政策空间充足时期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明显,但由于信心的短期属性和行为主体“逆向”选择心理,政策空间不足时期货币政策存在长期效应但不稳定。

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货币政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会有明显的提高,会计稳健性的提高以及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主要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水平会抑制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非效率劳动投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多地表现为抑制劳动投资过度。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SVAR-SV模型,逐步分离宏观经济冲击和货币政策水平冲击,构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量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金融摩擦机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实物期权和增长期权机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企业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控股、中小规模和中西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成本

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是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选取2007—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正相关。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债务违约概率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债务成本的中间变量,即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企业债务违约概率,从而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及非周期性行业企业债务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表明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缓解企业债务成本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结构性货币政策要求商业银行履行传导中介的“义务”,在传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进而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A股上市的42家银行2014年至2021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且由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其实施也会对银行的长期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将银行信贷规模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绩效产生的部分负面影响是通过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而间接造成的。因此,央行应打造差异化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商业银行沟通以及完善结构化监管体系;商业银行应通过创新盈利模式、加强风险管理等方式增强竞争力。

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稳定的溢出效应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的影响和溢出效应引起诸多学者关注。本文首先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机制与渠道,然后从五个维度选取12个核心指标构建覆盖全球61个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指数,接着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稳定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资本流动、政策等渠道对全球金融稳定形成显著负向冲击;第二,扩张型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强于紧缩型货币政策;第三,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稳定的负向冲击效果强于金融危机前;第四,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实施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与美国贸易联系更紧密的新兴经济体受到负面冲击的程度更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应全面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韧性,防范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

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基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视角

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客观要求。鉴于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着“宽货币”难以向“宽信用”传导的梗阻困境,本文从银行流动性创造理论视角提炼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政策传导的典型事实,在此基础上,从流动性创造发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功能应当具备的可控性、相关性和可测性出发,考察货币政策流动性创造渠道的机理,并利用上市银行2016—2022年季度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推进,银行经营模式从存贷业务模式向批发业务模式转变、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银行流动性创造渠道会比银行贷款渠道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中央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银行流动性创造功能的重要性,并将流动性创造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体系。

结构性需求冲击、政策独立性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结构性需求冲击非对称地影响不同生产部门产品需求。本文研究此类负向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实施及配合才能实现“稳就业、促消费”目标。本文建立了区分直接和未直接受冲击部门的DSGE模型,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及政策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消费和对企业补贴适用于稳定就业;对家庭转移支付和降低个人所得税适用于促进消费;利率工具比法定存准率工具更有效。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发挥作用。

货币政策、收入结构与财富不平等——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当局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微观个体异质性的作用下具有潜在的财富分配效应。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防止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带有初始财富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机制,讨论如何调整货币规则以提升福利公平。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将显著提高财富与收入基尼系数,且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家庭收入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由财富存量决定,货币政策首先通过收入结构差异加剧收入分化,随后借助家庭消费与资产配置行为放大财富不平等;中央银行应允许通胀与产出缺口小幅波动以防止消费差距过度增加;纳入家庭消费分布二阶矩的泰勒规则能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减小福利不平等。

货币政策支持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

使用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19—2022年债券发行月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探讨货币政策支持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实施显著收窄了债券信用利差,且实施效果在不同资产规模、发债规模、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下具有一定异质性;将信用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利差与违约利差后,发现其主要通过降低违约利差来收窄信用利差。进一步对观测期内具体货币政策工具操作进行短期事件研究发现,下调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与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对信用利差的收窄作用呈现国有企业与高信用评级“偏好”,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引起的收窄作用并未有明显差异。为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直接融资市场调控的功能,应着力完善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结构的影响框架,加快构筑市场风险协同监测机制。

灵活动态调控取向测度、拟合效果检验与货币政策真实有效性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大量货币政策市场松紧状态反映变量数据,通过MI-TVP-FAVAR模型定量测度中国灵活动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并基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检验其拟合效果和前瞻指引功效。进一步地,本文基于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与产出和通货膨胀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时变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LP法分析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和价格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灵活动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的时变属性和动态特征明显,对《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静态调控取向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同时能够准确揭示出货币政策松紧状态的微观变迁过程。第二,样本区间大多数时期内,灵活动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与经济基本面变量之间具有稳定的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第三,样本区间内,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和价格效应明显。不同松紧状态下,货币政策的“饥饿效应”和“宿醉效应”存在差异。

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宏观经济效应:兼论流动性监管的作用

面对逐渐升高的经济不确定性和预期转弱压力,通过强化预期管理来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变得更加重要,同时考虑到流动性监管对货币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实证和理论角度探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兼顾考察流动性监管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SVAR模型的经验证据表明,货币政策预期冲击表现为正向需求冲击,刺激宏观经济的同时引起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响应,流动性监管冲击具有相似的效果。进一步构建NK-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货币政策预期和流动性监管,利用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和贝叶斯方法估计该模型,研究发现:引入预期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未预期到的成分仍较多;流动性监管能较好地防范流动性风险,稳定宏观经济,但监管带来的流动性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本文的结论对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推动货币政策与流动性监管协同发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央行数字货币与货币政策传导

央行数字货币正在登上大国竞争的角逐场,为了适应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势必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央行数字货币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发行不计付利息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一方面提升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约束能力,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银行贷款渠道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推动了商业银行数字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使得金融中介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从而降低贷款的融资溢价。基于政策效率、社会福利和经济波动三个角度的定量研究发现:在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背景下,采用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牺牲率相对其他制度安排更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会起到增进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中央银行需要适度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从而避免银行贷款过度扩张引发的经济波动。本文的研究成果为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的影响

近年来,货币政策工具在发挥总量调节功能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2013年起,为加强对“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金融信贷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精准释放流动性,以期达到优化调节经济结构的政策目的。本文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间的关系出发,尝试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效果进行评价,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且在不良贷款率较低、地区GDP增长率较高的金融机构中具有更强的政策传导效应,更能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贷款增量扩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加强货币、财政、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改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效能。

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与工业企业杠杆率关系再研究

本文以2001-2022年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频域谱分析方法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波动关系和动态影响两个角度,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与工业企业杠杆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的次波动周期与工业企业杠杆率的波动周期接近,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工业企业杠杆率存在着兼顾的可能。且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变动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均滞后于工业企业杠杆率的变动,说明工业企业杠杆率的变动对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具有一定先导性。(2)数量型货币政策与工业企业杠杆率之间是一个双向影响的动态过程,但数量型货币政策变动对工业企业杠杆率的影响要小于工业企业杠杆率变动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影响,说明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工业企业杠杆率的传导渠道依然存在,但作用却在减弱。(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行业类别、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条件下,数量型货币政策与工业企业杠杆率的互动效应以及工业企业杠杆率的自强化效应存在差异。

全球金融周期更迭与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基于“量-价-率”分层共振与分层传导的视角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迅速产生强烈共振,牵引全球金融周期在扩张与紧缩之间交替更迭,引发学术界和货币当局广泛关注。本文选取来自全球33个样本经济体包含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的3个组别9类金融序列数据,运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全球金融周期进行测度和解构,并构建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分层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在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波动之间存在分层共振,其中杠杆率共振与全球金融周期的协同性最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政策是直接牵引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主要力量,并会通过影响全球杠杆率共振间接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牵引作用;杠杆率组别金融周期在全球金融周期分层扩散和传导中最为突出,既能够对其他两个量价组别金融周期产生同层扩散,也会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跨层传导。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中国宏观金融调控、防范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