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rove Labor Contract System, Safeguard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borers——An interview with Prof. Guan Huai of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DITOR＇S NOTE： The Draft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completed and was published for soliciting comments on March 20. In a short period of one month, 191,849 pieces of comments and opinions were received. Prior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this reporter interviewed Mr. Guan Huai, a noted Chinese expert in labor law, professor of the Law School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law advisor to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Creating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a’s Dispatched Labor

Employment is fundamental in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and social security is the source ofhuman happiness. This is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tects and improves basic human rights. It is also the policy China has adopt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it is clear evidence of China＇s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劳动关系微分化视角下网约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

在算法技术与平台经济相得益彰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关系日益呈现出微分化的演化趋势,使得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陷入了“身份不明确”的主体性危机与“权益保障难”的双重困境,不仅对传统的劳动从属基础性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现状。基于网约工群体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微分化趋势之系统理论分析,科学审视与证成微分化视阈下具有劳动从属性的网约工“第三类劳动者”之身份,并将“内在经济与人格从属程度的差距均以外在劳动量的差别为表现形式”这一从属性微分化之核心作为识别与判定标准,对具有不同强度从属性的“第三类劳动者”给予不同程度的劳动法倾斜保护,希冀能平衡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与网约工劳动权益合法保障之间的关系,为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体系提供符合数字经济内在运行规律的科学立法选择。

新时代高校劳动法治教育新探索

无论从保护、关爱高校毕业生,关注学生就业实际出发;还是从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达成高校法治育人目标;抑或是为了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高校劳动法治教育都不可或缺。高校应为学生搭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劳动法治教育体系,依托劳动教育课程向大学生普及劳动法相关内容;同时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劳动法治活动,进而帮助大学生形成劳动权利意识、证据意识以及维权意识,不断提升劳动法治素养。

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区(县)12村109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老年人社会参与实践考察与保障机制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社会参与是积极老龄化应对全球人口挑战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以社会参与理念落地为研究背景,以昆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实践考察数据为例,从老年人社会参与实践特征维度予以分析。结果显示:昆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存在缺乏理论与制度保障、就业权益缺乏法律保障、社会参与能力不足的问题。对此,应通过优化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制度、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平台建设、分类管理指导老年人社会参与工作、优化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与环境四个保障机制推进积极老龄化发展。

数字经济下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

数字经济下,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劳动关系认定的纠纷也在同步增加,这对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发现,贸然引进“类雇员”制度并不符合我国实际,为网络主播单独立法也会对现有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应当对传统的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予以调整和解释,使其与新业态用工环境相协调,进而能够适用于网络主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认定。即使不能认定劳动关系,对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也需要从违约金、竞业限制补偿金和休息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平台数字劳动的伦理困境、根源及其纾解

数字劳动是数字信息技术催生的新型劳动形态,成为与传统劳动共在的劳动范式。在数字劳动治理中,平台数字劳动是重点之一。平台数字劳动作为资本与技术相互融合的产物,由于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以及监管体系的相对滞后,在带来满足和愉悦的表象背后,消解了平台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隐含着资本对劳动自由、劳动公平等劳动伦理的侵蚀。为了有效纾解数字劳动的伦理困境,需要制定出科学的数字时代劳动法规,加强对平台算法自身的伦理构建,深化对算法平台的伦理审查和监管,提升平台数字劳动者的算法素养,进而最大化维护平台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尊重劳动者与保护投资者

尊重劳动者,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它对保护投资者是否同样有利,关系到这项要求能否得到自觉持续响应。以2013年至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尊重劳动者也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当企业所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和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时,这种效应更显著。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创新投入和缓解投资不足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尊重劳动者与保护投资者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自觉响应国家号召,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保护投资者权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业态劳动权利与企业用工权动态平衡的法治实践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智慧化、网络化及人力资本的不断社会化,新业态中企业用工权与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必然产生新的变化。分析两种权利的变化及冲突、探究矛盾的调和策略、补充新业态劳动用工制度、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迫在眉睫。同时,公共社会保障也应从覆盖“全体国民”到覆盖“全部工作任务”,加快基于自然人的工作交易平台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企业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的平衡,让企业和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

数字时代算法用工管理对劳动法的挑战及应对

数字时代算法用工管理兴起,而劳动法却规制失灵。数据收集的过度依赖、算法处理的解释难题、结果评估的责任规避,是算法管理技术的固有缺陷。算法用工关系的界定、算法选择中就业歧视的责任认定、算法调度中劳动基准权益的减损、算法评价中劳动关系变动的保护削弱,构成劳动法的适用障碍。问题根源在于,传统劳动法所依据的事实前提与核心假设在数字时代受到挑战,即劳动过程的事实由工厂制垂直管理为主向数字化组织的水平协调发散,劳动者不是商品、从属性的基本地位与雇佣威胁人性的核心假设受到冲击。革新传统劳动法的理论基础和调整模式是支撑数字时代劳动法焕发生机的关键。具体是,劳动法的调整功能由倾斜保护转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范围由从属性劳动关系转向五维度工作关系,调整方式由根据劳动权利有无的一体调整转向依照劳动权益位阶的分类调整。以此为支撑可以提炼出劳动法规制算法用工管理的理念与路径,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下实现目标公平安全、方式可解释与结果负责任。

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实证研究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就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者权益成为当前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检验人工智能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改善劳动者权益,且人工智能通过增加工资收入以及改善社会保险促进劳动者权益的提升,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个体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对女性、45岁及以下、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权益的改善作用更显著。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对劳动者权益的改善效应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和有工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行业层面分析显示,高端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者能与人工智能达成“人机互补”,获取更大程度的劳动者权益增益。(3)人工智能通过任务分配与技能适配机制影响劳动者权益。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下劳动者拥有更多机会执行非常规工作任务,通过“人机协同”实现劳动者权益的提升;二是人工智能致使新岗位创造与劳动者技能升级共同作用,提高了技术技能适配度,进而改善劳动者权益。因此,在推广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有必要把握人工智能的任务偏向性与技能偏向性特征,为劳动者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技能训练,提高劳动者技能与人工智能技术适配度,使劳动者持续从技术升级中获益。

我国劳动者隐私保护制度构成及其改进措施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可合理收集、利用劳动者的隐私信息,但受到经济利益因素考量往往会突破正当目的和必要限度的边界,导致侵犯劳动者隐私的现象发生。劳动者隐私保护制度在主体构成上需对多方主体内涵进行适当拓展,在客体构成上需区分劳动者隐私权和劳动者个人信息利益,在保护机制上需凸显国家指引和集体协商作用的发挥。未来可采取扩展劳资双方主体范围、健全工会集体协商形式、完善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实施软法保护机制,以及引入数据保护官制度等完善举措。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平台守门人监管模式的引入及规则构建

现有的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则难以有效兼顾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双重目标。欧盟和中国在数据与竞争法领域实施的平台守门人监管模式,为监管大型数字平台提供了新思路,其核心要义是对平台分类分级监管,并适当加重超大平台的义务。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引入平台守门人监管模式,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构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平台守门人义务的规则,应确立合理的平台分类分级识别标准,识别平台守门人,并赋予其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加重义务,同时规范平台守门人第三方劳务公司的合规义务,平台守门人的加重义务也不能过泛而应加以适当限制。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现实困境及突围之策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变革了劳动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智能化的机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增强了资本的增殖能力,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有力手段。在资本控制下,人工智能非但没有改变劳动者的地位,反而成为对劳动者加强剥削的新手段,当下的劳动者面临着人工智能对工人劳动的替代所造成的失业危机、技术偏向性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智能落差”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相关法律政策相对欠缺所造成的权益保障困难等一系列现实困境。人工智能本身并不会造成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马克思指出要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因此,我们亦应把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加以区分,从根本上限制资本的无序发展,避免资本对人工智能的垄断;激发人工智能的技术红利,规避劳动者的技术性失业;倡导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各国之间协调合作,促进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关切劳动者权益,着力完善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

共享用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争议、焦点与抉择

共享用工作为一种新兴的灵活用工模式,逐渐在各行业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如何切实维护共享员工的劳动权益,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议题。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选择“一重劳动关系”还是“二重劳动关系”作为构建共享用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的基础。为妥善处理这一问题,需拓宽研究视野,探究劳动关系的历史演变,把握共享用工的时代特性,全面考察“一重劳动关系”向“二重劳动关系”转变的内在规律,进而结合共享用工中的实践难题,提出动态化、二重性的共享用工劳动权益保护的路径与模式。

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适用研究

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纠纷是劳动人事争议中的重要案件类型,妥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落实。审判实践中,存在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性质认定不一、工伤认定难、缴纳社会保险难等问题。面对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纠纷裁判规则可作出如下调整:首先,此类劳动者在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待遇等方面适用劳动基准。其次,《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仅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最后,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终止劳动合同,不承担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应否支付经济补偿可视其是否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情形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和裁量。

我国劳动保障监察体制改革发展与未来展望

劳动保障监察是贯彻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重要保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是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关键。以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重要节点为依据,可将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发展划分为初步建立、恢复发展、建立健全、规范发展、改革完善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包括了制度建设、职能配置、监察机构、队伍建设四个方面的内容。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建立健全了劳动保障监察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创新了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制,提升了执法效能,切实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面对新形势的要求,未来劳动保障监察体制要继续改革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体系,强化劳动保障监察职能,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建设,完善劳动保障监察长效机制,规范劳动保障监察队伍管理。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特征及就业质量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全景式呈现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特征、劳动供给水平及其就业质量。研究发现,在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初期,劳动者主要从事送快递/外卖、开网店和开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中男性显著多于女性、从业者年龄集中在29~39岁之间、低学历者更多。从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供给水平来看,多数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每天的工作时长为7.29~10.71小时,但也有相当比例的从业者工作时长仅为0.45~3.87小时;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年度工作天数大于191天;女性、35岁以下的青年以及高中以上学历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供给水平偏低。劳动者的从业回报、劳动强度、劳动权益保护和主观福祉水平参差不齐,其影响因素包括年龄、自身健康状况、所在经济区域、从业类型以及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质量整体有较大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