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评级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势力与技术创新

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但鲜有文献从市场势力视角研究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激励。为此,基于创新决策模型解释企业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008—2021年农产品加工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LW市场势力测度方法,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市场势力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2SLS方法处理内生性后,该促进作用依然显著;第二,市场势力通过溢价效应和成本效应等机制共同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第三,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交通便利度、企业产权属性等不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需要从培育领军企业、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国有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从而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减排影响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来自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运用我国29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且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横向来看,不同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更强,中西部、京津冀等地区相对较弱。纵向来看,2015年以来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持续收敛,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未来持续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能源效率提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四化”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机制、特征和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及各维度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总体效应为正,其中产业数字化促进作用最强,且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门槛,呈现中间波动但总体促进的“N”型特征;(3)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能源效率,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跨越数字经济的第二个门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共赢。

管理者长期主义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厘清管理者特质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以2010-2021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管理者长期主义指标,进而探究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中介路径实现;数字化转型力度越大,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即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长期主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在企业给予管理层股权激励以及外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情境下更加显著。

制度组态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协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制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兼顾“绿色”和“创新”内涵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组态视角分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发挥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单个制度因素并不构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必要条件,但社会监督在促进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上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其次,存在“市场—社会推动型”“政府—社会监管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种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制度组合;最后,在缺少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充分发挥了监管和支持的作用,也不能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说明政府制度发挥作用存在限制条件。这些发现对于推进我国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分析

以黄河流域各省份2011—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熵权法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进行测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考察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各个省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一一对应。(3)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促进关系,且影响效果显著,即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带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目标。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市场正面预期,而且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实证结论可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双碳”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效应——基于新疆14个地州市的探讨

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驱动力,在“双碳”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对于新疆严控能源消费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使用2001—2020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有效的MS-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新疆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费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关系,结果显示:新疆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消费,但是在不同的区制之间仍具有差异。在“快速增长区制”,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费呈负相关关系,绿色技术创新减少了能源消费。在“平缓增长区制”,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费呈正相关关系,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能源消费。该结论为新疆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有关部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一定的启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选取2010—2021年省级数字经济指数以及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增加控制变量、缩尾处理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数字经济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地区发展方面,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内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企业性质方面,数字经济对成熟期、国有、高密度人力资本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数字化升级、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建议,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

基础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企业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中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视角研究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掌握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规律,制定有效的科技创新政策。本文从科学关联度、专利引文时滞、科学循环周期、学科多样性等角度构建分析指标,并以上市公司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吸收较少;②领域内龙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显著;③科学关联度越高的产业领域,基础研究成果向技术创新转化的速度越慢;④基础研究向技术创新传递知识的速度逐渐加快;⑤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学科多样性高于其他传统产业领域。

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非线性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污染和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基于2011—2021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参数与非参数方法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分析能源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同时探讨环境规制、科创支持、市场化程度和公众关注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呈显著倒“U”型关系;②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倒“U”型关系仅在非资源型城市、低碳试点城市和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体现明显;③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既能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又会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增加碳排放;④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关注、科创支持和市场化程度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倒“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使倒“U”型曲线更陡峭,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倒“U”型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使倒“U”型曲线更平缓。据此,提出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加强政策配套支持、完善市场机制、构建政府公众共治体系等建议。

数字经济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我国实行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是否能够切实推动实质性技术创新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研究提供了来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证据。本文以2011-2019年的35个城市为样本,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相比,数字经济对发明专利的促进效果更明显;(2)在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数字经济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非试点城市具有负向影响;(3)数字经济对电池、电机、电控的技术创新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电池技术正向影响最大,电机技术次之,电控技术创新最小。本文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视角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了吗?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动力,绿色信贷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进行量化衡量,旨为绿色信贷政策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理、归纳近些年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典型事实后,基于2007~2019年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以受政策支持的绿色企业为实验组,未受支持的非绿色企业为控制组,利用PSM-DID模型开展准自然实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促进作用是通过信贷规模与融资成本两种渠道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分别细化了政策因企业区位、企业所有权、企业规模的促进作用程度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8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进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上市企业为处理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比较分析企业在遭受美国出口管制前后技术创新投入的差异,实证考察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被管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显著抑制了中国被管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该影响持续体现在制裁实施后的第二、三期,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并在第五期转为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杠杆率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受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通过加剧被管制企业的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颠覆性技术创新治理研究与启示——以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局建设模式为例

为巩固全球科学超级大国地位,2022年以来英国陆续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支持成立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局,并将其作为法定机构进行治理。本文首先通过分析ARIA相关的法律内容与政策举措,梳理其最新进展;随后分析了ARIA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的区别;最后提出了探索成立法定机构来支持颠覆性技术发展和强化创新主体非常规科技创新活动治理能力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6—2020年新三板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减少企业融资费用、降低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提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东部地区和“专精特新”企业中效果更明显。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与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精准度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效力测度与执行效果评估

为切实激励我国企业主动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2011—2021年,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颁布了140项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按照政策目的可划分为动力型、环境型、保护型三类。从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力度和政策反馈四个维度构建政策效力测量模型和政策效果评估模型,可准确测度和评估技术创新政策的效力与执行效果。研究发现:2011—2021年,引导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发布数量及效力呈同向变动且整体波动较大;受政策目标、政策力度和政策反馈效力得分较低的影响,政策年均效力水平不高,但政策效力对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了显著影响;不同类型政策因为作用对象的差异,效力水平及执行效果均呈现出显著差异,动力型政策最优,保护型政策次之,而环境型政策最弱;在政策的四个维度中,政策措施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最大,政策反馈、政策目标次之。因此,政府应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政策的整体规划和协同引导,并从政策措施、政策目标、政策力度和政策反馈四个环节提高政策的综合效力及其执行效果。此外,应积极开发更加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类型,加强协同互补性政策工具的组合,减少或弱化竞争性政策工具组合,从而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