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是如何证明两个正义原则的?

哲学家需要对自己的哲学理论给与证明,而证明是一件比提出理论更困难的事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而且还在于他对正义原则提供了有力证明。罗尔斯为其两个正义原则提供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证明:在《正义论》中,他主要使用“原初状态”的观念来进行论证,这种证明强调两个正义原则的理想性,并且带有契约主义的性质;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更依赖“重叠共识”的观念来提供论证,这种证明重视正义社会的稳定性和可行性,从而带有某种历史主义的性质。罗尔斯的证明不仅对其正义原则给与了有力支持,而且也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证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观利己抑或有限利他:罗尔斯的人性观及其伦理反思

人性问题不是罗尔斯《正义论》重点论述的内容,但对人性的界定与使用,却为其整个正义理论的走向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下的人性预设为两个特征:一是人性冷漠而理性利己;二是人性有限利他。这看似矛盾的人性观,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理想契约环境之下的论证需要。从西方人性传统和文本逻辑上看,罗尔斯的人性论依然倾向于自利目的的利己性而非利他性。虽然罗尔斯的利己人性观在满足分配正义的论证上有其合理性,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差别原则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因此,反思罗尔斯自利与利他两种人性设计的本义,也为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正义:“双韧性”路径纾解农民心理困境

伴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同轨纵深发展态势下,数字鸿沟在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方面造成了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诸多差距与不平等。同时,也在心理层面导致了农民由于认知、情绪、能力和观念等诸方面难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焦虑感、疏离感、相对剥夺感和无力感,具体表现为能力恐慌与技术犹疑中的心理挣扎、虚拟空间与真实情感间的心理落空、权利挤压与机会缺失下的心理冲突、数字融入与信息获取下的心理失措。针对农民的这些心理困境,可利用“双韧性”理论,通过更新数字认知基模、重塑数字融入观念、确立数字身份认同和建构数字心态秩序实现农民主体心理韧性的强固,通过打造数字治理共同体、释放数字治理效能和增强数字技术回应力来提升数字乡村治理韧性,最终实现数字正义。

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三大基础

社会工作既是基于价值的专业和理论驱动的专业,也是回应社会需要的专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构成了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三大基础,社会工作者可以且应当利用政策实践方法去实施、完善和创新社会政策。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治理的行动逻辑、价值依归与优化路向——以公平正义为视角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从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具在性”考察,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社区一样都是国家制度功能延伸的前沿场域,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还是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贴近面和乡村治理的实训场。将公平正义深嵌于农村文化空间治理实践全过程,以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的外显形式坚实党的执政基础,以“文化之治”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是实现农民文化富足、精神丰润、共同富裕的切实需要,对促进建设德治完备的农村政治空间和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具有突出意义。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探赜——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正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劳动正义,实现了正义理论的变革。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靶心”是劳动异化,劳动异化使得劳动由一种自由自觉的内在活动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劳动者失去尊严。批判劳动异化是为了实现劳动解放,而消除劳动异化的根本途径是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劳动解放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人成为“总体的人”。马克思劳动正义观的时代启示是: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勤劳致富的价值导向,积极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必须坚持绿色发展。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存在双重路径?--对艾伦·布坎南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的反思

如何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前提。艾伦·布坎南提出了双重路径的建构与阐释视角--非法权的外在批判与法权的内在批判,从而把马克思正义思想以内在批判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布坎南的建构与阐释是失败的。首先,其双重建构存在着两条路径之间的对抗。其次,其外在建构忽略了法权批判的可能性。最后,其内在建构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布坎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重路径的设想没有合理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低阶批判与高阶批判。这样理解的“双重路径”,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在构成,将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真正合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方法论支持。

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影响研究——基于科技公司的调查数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与传统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的实质性融合,员工在经历传统雇佣模式的动荡后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反应。本文以科技公司为样本,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框架,实证检验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作用机理,并考察员工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与企业组织公平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具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消极情绪在人工智能警觉与员工工作倦怠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即人工智能警觉通过激发员工消极情绪影响工作倦怠。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组织公平程度越高,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促进作用越弱。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表明,组织公平程度越高,人工智能警觉通过员工消极情绪对工作倦怠的正向影响越弱。该结论揭示了人工智能警觉对员工工作倦怠的过程机制和情境约束,对企业优化人工智能管理、缓和劳资冲突以及促进就业稳定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空间理论中城乡融合的逻辑机理与响应路径

城乡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关系。基于空间理论蕴含的“生产—正义”思想,立足我国城乡社会的历史底色及其时代特色发现:城乡社会变迁是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有机统一,城乡关系是基于城乡社会基础差异的空间关系,而城乡分异表现为城乡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的疏离乃至断裂。新时代城乡空间融合需坚持空间正义的价值取向,通过物理空间整体规划形塑物理空间共同体、制度空间高效互动筑牢制度共同体、文化空间差异融合塑造文化共同体、数字空间一体搭建数字共同体以及治理空间共建共享共筑治理共同体等途径打破城乡空间壁垒,助推城乡高质量空间融合。

罗尔斯以契约论建构制度正义的普遍价值和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运动提出的社会正义制度建构的深刻问题。他以原初状态下的原始契约来论证正义原则的合理性,并对功利主义作了深入的批判,从而复兴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契约论是一种假想的前提,它作为一种解释手段,在理论阐述上成了论证自然权利、正义原则等基本政治法律观念的出发点,具有普遍性的品格。社群主义者批评正义的平等自由原则所适用的订约的个人是不受目标约束的自我,但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把自我当作完全独立于目标的独来独往的自我,而是指出自我优先于目标,永远是自我与目标的关系中能动的方面。罗尔斯先验制度主义的进路深入阐述了正义制度的构成和建立,通过立法将其建立并付诸具体实施,显出其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

阿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方法论的批判

阿马蒂亚·森把罗尔斯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论称为先验制度主义,并在理论构建和实践维度上对这种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森认为,先验制度主义选择的正义原则的非唯一性构成了其理论的不可行性;按照先验制度主义的要求,人们在作出公正判断的过程中根本不考虑任何焦点团体之外的观点,这种具有封闭性的判断有程序上的褊狭性、焦点群体的可塑性和排他性;先验制度主义方法本身并不能对各种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公正的方案进行比较,对于令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而言,先验制度主义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从森对先验制度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中可以看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唯一性的相关回应并不能反驳森的相关质疑;用《万民法》中的理论亦不能成功破解先验制度主义具有的封闭性难题;用先验制度主义的方法对公正社会的设计,与现实社会中与正义问题相关的政策、战略或制度选择迥然不同且相距甚远。森对先验制度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推进现代正义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全球正义问题以及正义原则多元性与唯一性的再思考。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之省思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量刑建议的效力延展至审判阶段,约束庭审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由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扩张适用,其对程序公正与量刑公正均产生了连锁影响。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牺牲了被告人量刑听审与量刑辩论权利,加之检察官担当审判之前的量刑法官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力,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刑事程序公正有一定的反向阻力。同时,由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尽责尽职进行量刑调查,更难以全面考量兼顾所有的量刑因素,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很难完全体现刑罚公正。法院在个案中应当启动必要的庭审公诉审查,庭审阶段也应赋予法官充分的变更起诉罪名与量刑权限。设定科学的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合理赋值等改革举措,有利于回归诉审制约与实现量刑公正。

差别原则与共同富裕:罗尔斯与马克思的正义观之辨识及融合

天赋与出身、运气与努力的区分已成为贫富差距研究的基本前提,消除后天社会运气的影响,承认天赋差别的合理性,建构敏于努力、钝于运气的社会正义观念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由此审视罗尔斯与马克思正义观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两者之间的深层关联。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旨在调整个人天赋差别导致的不平等,建构影响个人选择和努力的公平社会结构。马克思的共同富裕理想聚焦于改变资本主义阶级差别的不合理性,同时承认社会主义基于天赋差别之上的按劳分配原则的限制。罗尔斯和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论都关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利益,体现了平等主义的价值承诺,蕴含着个体之间基于互惠合作关系形成的命运与共的人类共同体观念。

罗尔斯人权观的扩张主义属性:基于对《万民法》的分析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阐述的人权观几乎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权理念绕不开的理论。他的人权观在道德权利的推理中可能导向现实的乌托邦,在实践权利的逻辑下可能导向扩张主义。扩张主义是诸社会不情愿接受的一种结果,但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扩张主义的产生既有人权观内在张力的作用,表现为道德上人权的认同度、中立性及相互尊重在政治性上的不合理运用,在现实依据上是人权在域内和域外社会的地位的变化以及缺乏维护人权的实质性惩戒;又有作为达成人权一致性的宽容原则本身的难度以及宽容的限度所产生的弹性空间。分析表明,扩张主义是延伸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范围并维系自由主义主导性的一种手段,在理论和现实中都可以找到证成的依据。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是实践发展与历史文化结合的产物,该观点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和改造各类文化。罗尔斯作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有关正义理论的论述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罗尔斯对国际正义理论的论证在话语体系和观点表达上潜在地遵循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万民社会的划定、万民法的证成以及非理想状况的解决中都始终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不仅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还为西方社会的国际特权与国际霸权提供了辩护。鉴于此,当前的国际正义理论亟需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结合关系平等、行为判断、动态分析三个维度的内容可以有效增强国际正义理论的可信度与可行性。

罗尔斯正义两原则的均等主义悖论

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由于把“不均等”与“不义”混为一谈,将自愿自律地提倡高尚德性的差别原则当成了与自由原则相类似的强制他律的正义原则,结果落入了用德性压倒正义且由此导致不义的均等主义悖论,这集中体现在他认为从自然禀赋等偶然运气中获益是道德上不应得的见解上。由于隐约察觉到了这种悖论,他晚年拒绝把差别原则推扩到“万民法”或全球正义领域,但依然不肯纠正正义两原则的致命漏洞,结果陷入了自败困境。

共同富裕理论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超越

面对贫富差距、经济发展问题,分配制度既要做到公平的分配,也要做到效率的提升。罗尔斯正义原则和共同富裕理论均体现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有益探索,两者措施有相同之处。同时,共同富裕理论又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注重贫富差距、注重精神财富、注重共商共建共享四个方面超越了罗尔斯正义原则。对两者辩证地加以分析以有助于认识当今国家关于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司法学建构及其基本理论阐释

自主知识体系是文化主体性的表现,它以自主标志性概念为基础,形成一套具有逻辑关系的概念体系,并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将我们的文化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和话语优势。司法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血脉,凝聚着中国古老的司法智慧,以自主性的概念体系打造具有“中国风”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为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引领、学术支撑和制度优化。它以儒家传统的“仁道”“中道”和“公信”等为核心概念,并形成了以“仁道司法论”“中道司法论”“司法公信论”等为核心理论,以民间司法论、民本司法论、伦理司法论、协和司法论、司法改革论等为基本理论的理论体系,从而初步形成了司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机会平等的核心理念、证成与现实争议

机会平等原则要求人们在受教育、兴办企事业、就业、获得晋升、担任政府公职等方面的机会同等,不能因为人的性别、出身、家庭背景等非业绩因素而区别对待。对机会平等的证成是道义论和权利论的,立足于人是目的的道德公设,从而需要给予每个人同等的发展机会。罗尔斯主张,人的天赋、家庭背景等非业绩因素是随机获得的,因而不应认为是应得的。但自由至上主义者则认为,个人拥有其身体及寓于其中的天赋、才能等特质,在此基础上依据正当的程序取得的成就便是其应得的。围绕机会平等理论的争论与众多社会政策和立法密切相关,以族群多样性的理由调整竞争性机会平等,积极行动计划等补偿措施也引起了司法诉讼,美国高院近期关于高校招生不考虑种族因素的判决反映了对竞争性机会平等的新认知和再调整。

论努斯鲍姆多元能力理论的得与失

玛莎·努斯鲍姆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女性哲学家。作为平等主义理论中可行能力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适用对象有限,忽视了现实中的人际差异性。在批判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努斯鲍姆提出了她的多元能力理论,以囊括十项核心能力的能力清单为主要内容。在开列能力清单之外,努斯鲍姆划分出基本能力、内在能力、混合能力三种能力类型,将残疾人士、动物、贫困国家纳入到正义理论的关照之中。相较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努斯鲍姆的多元能力理论在贯彻博爱原则、尊重个体独特性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理论仍有不足之处,例如:罗尔斯并没有如努斯鲍姆所批判的那样将残障人士完全弃之于正义理论之外;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人们可能无法就能力清单达成“重叠共识”,像这些问题仍有待多元能力理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