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利己抑或有限利他:罗尔斯的人性观及其伦理反思

人性问题不是罗尔斯《正义论》重点论述的内容,但对人性的界定与使用,却为其整个正义理论的走向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下的人性预设为两个特征:一是人性冷漠而理性利己;二是人性有限利他。这看似矛盾的人性观,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理想契约环境之下的论证需要。从西方人性传统和文本逻辑上看,罗尔斯的人性论依然倾向于自利目的的利己性而非利他性。虽然罗尔斯的利己人性观在满足分配正义的论证上有其合理性,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差别原则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因此,反思罗尔斯自利与利他两种人性设计的本义,也为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罗尔斯以契约论建构制度正义的普遍价值和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运动提出的社会正义制度建构的深刻问题。他以原初状态下的原始契约来论证正义原则的合理性,并对功利主义作了深入的批判,从而复兴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契约论是一种假想的前提,它作为一种解释手段,在理论阐述上成了论证自然权利、正义原则等基本政治法律观念的出发点,具有普遍性的品格。社群主义者批评正义的平等自由原则所适用的订约的个人是不受目标约束的自我,但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把自我当作完全独立于目标的独来独往的自我,而是指出自我优先于目标,永远是自我与目标的关系中能动的方面。罗尔斯先验制度主义的进路深入阐述了正义制度的构成和建立,通过立法将其建立并付诸具体实施,显出其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

“正义两原则”的增长预设及其在社会危机状态中的局限

罗尔斯提出的“正义两原则”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分配理论。该理论把一个资源恒定增长的社会当作其理论预设,却没有意识到局部、潜在以及阶段性的社会危机是如今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没能看到“正义两原则”及其各种变种分配正义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争议。罗尔斯式分配理论与社会危机状态的不适切并非偶然:社会危机状态伴随着资源或资源预期的减少,不存在发展社会模型下以时间维度的发展换取空间维度的平等的可能性。社会危机状态超出了“正义两原则”得以成立的基本逻辑前提,自然无法必然地类推适用“正义两原则”,强行适用则甚至可能会在现实中造成巨大不公。更大的问题在于,建构主义分配理论必然要以某种方式简化复杂社会,才可能找到建构主义的起点——关于政治正义的普遍共识,但这必然会现实地或潜在地与复杂社会冲突,而且简化本身就已然丧失了客观立场。所以,仅凭罗尔斯的思路不能建立自足的分配理论,更适切的分配理论必须要基于后果论对现实共同生活展开诠释。

科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平等主义考察及其局限性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原则对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影响深远,却颇受争议。在科恩看来,平等是正义的前提,差别原则试图在允许不平等的前提下达至正义是不可接受的,进而从这一原则不相容于共同体、存有逻辑矛盾、适用范围受限、包含道德任意性等角度加以批判。在此过程中,科恩再次明确自身平等主义立场,认为正义的社会不仅需要制定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还需要在家庭、市场与国家中积极培育平等主义的社会风尚。但是,科恩在批判罗尔斯的同时并未提出现实的实践策略,使得其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主张止步于抽象思辨,困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思维窠臼之中。

教育公平的三维视角——基于效用、基本善与可行能力的理论解析

教育公平有多重内涵,相应地,教育公平的理论应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复合理论。从对象、内涵与原则3个维度,整合梳理“效用论”“罗尔斯式公平”与“可行能力理论”3种公平理论,可以发现其内涵主要包括教育公平理论对象上的群体与个体的不同取向,教育公平内涵上的权利平等、资源配置公平、机会均等的内在多重性,教育公平原则上的效用原则、罗尔斯正义原则以及可行能力原则的实践殊途。基于此,可以尝试构建多元教育公平理论观,即兼顾群体平等与个体平等的取向、教育公平内涵更深层次的推进、多元原则的辩证互补。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形成经历一个过程,从《作为公平的正义》到《分配的正义》再到《正义论》,逐渐摆脱了功利主义影响而走向规范主义。其思想精髓在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两个正义原则(自由平等原则和公正原则)的证明;自由的优先原则、正义的优先原则和正当对善的优先原则。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维护代际正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利己与利他均衡点的求索——解决斯密难题的罗尔斯方案

斯密难题是一个人性假说难题,展现了利己与利他难以调和的矛盾,预示着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道德困境,在理论上表现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不兼容性,在实践上表现为现代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并存的趋势。在伦理学上,斯密难题成为古典功利主义容易受到攻击的最大薄弱点。作为古典功利主义的有力批评者,罗尔斯以康德式道德主体性建构理论为前提,把对于利己和利他均衡点的寻求,转变成对于公平与效率互惠点的演算,描绘了一幅良序社会的美好蓝图,提出了解决斯密难题的最终方案。然而,罗尔斯并未充分解读斯密的道德哲学。斯密与古典功利主义的关系,斯密与罗尔斯的潜在关联,关乎解决斯密难题的不同方案。斯密主张不要轻易否定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充分肯定其在增进社会财富、解决贫困以及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充分阐释斯密难题,明晰利己与利他的分歧所在,评估罗尔斯解决斯密难题的方案,揭示均衡发展的可能性,将为解决当前社会基本问题提供实践指导。

从无知之幕到分配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哲学—历史”逻辑演进

罗尔斯正义论体系分为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次序"或"优先性"是衔接两部分的关键,它赋予正义论体系最鲜明的逻辑特征。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内蕴着一种历史的观念,是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制度正义连接正义原则和分配正义,是体现逻辑和历史交汇的核心地带。随着正义原则由社会基本结构进入现实分配领域,不完善的一般性继续进化为合理的一般性——一种历史的理性。至此,从原初状态开始的哲学和历史结合的逻辑基本实现了它本身的发展形式,即从逻辑一般到现实历史。

罗尔斯正义论视域下探讨高值药物医保支付机制公平性原则

高值药物医保支付提升了患者药物可及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涉及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当代社会公平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于高值药物医保支付机制公平性的完善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罗尔斯正义原则视域下,相关部门及利益方须在高值药物医保支付所涉及的药物遴选、谈判定价、使用管理等环节把握公平与效率平衡原则,同时多方联动保障"最少受惠者"切实享有相关的"政策福利"。

论罗尔斯对古典契约论方法的创新性继承

古典契约论者以人性论、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假设为方法论前提构建自然状态理论模型,他们借助历史事实或逻辑思维,以"国家是如何产生"等为理论目的,历时态地展开了国家合法性的论证。当代契约论者罗尔斯继承这一假设构建方法,创新性地把它当作是获得社会正义原则的一种纯粹正义程序,并在契约的逻辑起点、契约订立的动因、契约推理的根据等方面对之进行了修正和批判,使之上升到一种更为抽象的水平。

当代两种不同的正义模式论析——罗尔斯与诺奇克的正义思想评述

罗尔斯和诺奇克分别提出了公平正义论与权利正义论。这两种不同的正义模式既有分歧,又有相通性。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者的罗尔斯和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诺奇克都旨在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发展方案。重视和研究当代这两种不同的正义模式,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观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论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讨论

社会的根本问题均可归结为社会基本制度问题,而社会基本制度问题的核心则是正义问题。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必须建立在正义对效率的优先性和自由对利益的优先性原则之上。在罗尔斯看来,正义的优先性是一个关乎人们的尊严与价值以及社会合作的可能性与有效性的条件。

全球正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国际拓展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产生之时并没有考虑国际关系在内,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试图把他的理论运用于国际法领域。从1993年的《万民法》一文到1999年的《万民法》一书的努力,可以说就是这种理论扩展的结果。但是罗尔斯的《万民法》揭示出他的国际理论实际上是非常不完善的,他提出的全球范围内的正义实现仍然存在诸多的现实挑战。

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及其批评者——兼论“分配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作为公平的正义"表达出罗尔斯对于平等的特别关注。在罗尔斯之后,诺齐克、桑德尔、阿玛蒂亚·森分别从"持有正义"理论、社群主义立场,以及能力、权利、发展与自由的关系等角度,展开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和讨论。总结不同学者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有裨益。

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罗尔斯政治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领域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在斯退士的直接影响下,摆脱基督教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和概念提供了精细的方法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的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了他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所谓"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

论课堂公平

课堂公平是在课堂的特定时空场域内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微观层次和实践起点,目标指向是促进每个学生的充分发展,主要体现为一种基于对每个学生的关怀和关爱的价值性公平。按照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所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及其优先原则,课堂公平的核心原则集中体现为课堂权利平等原则、课堂机会平等原则和课堂差别对待原则。

马克思与罗尔斯:思想资源及其融合的可能性——访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罗德尼·佩弗教授

罗德尼·佩弗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最活跃的学者之一。2018年6月,北京大学李旸博士对佩弗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佩弗描述了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思想资源及其特征,并且通过正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相交融的学术现象,阐释了自己通过借鉴罗尔斯的方法论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具体尝试,进而提出了一种既包含规范理论、又包含经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路径及基本原则。

罗尔斯与作为公平的教育正义理论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包括两个核心原则,一是"最广泛的平等基本自由原则",二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以及"差异原则"。它们并非处于平等地位,而是具有优先性关系。其中,"最大的平等基本自由原则"优先于"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异原则"。罗尔斯正义理论在与"自我所有权"平等、福利平等、能力平等等观点的论辩中,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其理论特色、存在的主要缺陷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及其当代意义

平等与自由密不可分,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却往往是矛盾的。罗尔斯致力于正义理论的建立,正是为了探寻缓和、解决这对矛盾的良方。他的思想深深植根于美国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之中。他提出“差别原则”,是为了给现代民主社会经济财富和收入分配提供一种应当遵循的规定和原则。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特别是“差别原则”,对于我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附民赔偿影响量刑之正当性——和谐司法视角下的被害人谅解制度

被害人谅解制度在实体和程序理论上有其依托。承认被害人的法益是其谅解得以影响量刑的根本。被害人谅解制度也呼应了恢复性司法的浪潮,有助于修复和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弥补犯罪行为给各方带来的损害;并由于其行使的自由性、主动性和作用的有限性,利于被害人得到足额的物质赔偿或补偿,削弱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其重返社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