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虚假贸易的规模测算及对策研究

本文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与32个国家的虚假贸易规模，结果表明，虚假贸易规模从2000年的15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565．9亿美元，超过贸易总规模的10％，其中进出口伪报规模呈现“U”型特征，复进口以及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虚假贸易规模呈现逐步上升趋势，这与国内利率汇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资本项目不完全可兑换以及其他因素有关，并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转变监管方式，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数据统计机制，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额度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幅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减少虚假贸易规模。

中间人、转口贸易与加工装配活动关系研究——基于香港与内地的经验

内地加工装配活动对香港中间人的依赖有其历史原因,也与加工产品进出口市场存在不对称信息有关。中间人理论认为,只有存在不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的市场才需要中间人,中间人必须具备鉴定产品质量的资格和能力,必须有良好的信誉、较低的交易成本并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通过对香港转口内地产品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进口方的GDP、内地与有关经济体政治关系等是影响香港中间人地位的主要因素。分析表明,内地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增进市场信息的流动,减轻对中间人的依赖,但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仍将存在,内地开展的加工装配活动仍离不开中间人。

中美贸易赤字问题探析

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迅速发展。从1979年双边贸易额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03年的1263.6亿美元。但两国在贸易繁荣的同时,中美贸易显现了许多问题,最令人关注的便是巨大的贸易差额。文章将从统计偏差,国际产业转移,贸易政策的角度来分析中美贸易出现巨大差额的原因。

近代上海转口贸易的历史统计

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逐渐融入世界贸易经济体系中,为转口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和环境条件。上海转口贸易在经历开埠初期的起伏之后,在19世纪60年代随着中国沿海沿江进一步开放而蓬勃发展起来。尽管民国时期的埠际和国际竞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海转口贸易的优势地位,但是转口货物结构的调整使上海转口贸易的繁荣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促成和巩固了上海经济中心的地位。

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相关性研究——基于统计数据差异视角

选取了中美双方公布的近十年中美贸易差额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VAR模型等方法研究汇率变化与中美贸易收支的相关性,从香港转口贸易角度修正了美方数据后再做检验。实证显示,中方数据表明汇率与贸易差额间没有明显关系,美方数据表明汇率与贸易差额有关。但对美方数据进行修正后,其结果与中方数据所得结论一致,从而认定,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差额无关,并非造成长期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敦促人民币升值并不会达到美方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期望。

上海转口贸易对近代中国贸易市场的影响

近代上海的开埠带来了国内市场的变化。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沿海与长江各口岸相继对外开放,沿海沿江贸易航运业快速发展,形成埠际贸易网络。上海转口贸易通过埠际转运网络的各级市场影响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北、东北、西南、华南地区。在此过程中,上海与近代中国其他重要的通商口岸之间形成了固定的埠际转运网络,上海埠际贸易网络日益呈现出结构化特征。

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为摆脱金融危机和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为确保其实施效果,美国势必会对我国出口产品实行市场打压和技术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一方面应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企业的外贸发展模式,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实行多元化市场策略以提高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来应对美国再工业化带来的挑战。

海关支持和服务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转口贸易研究

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转口贸易应协同发展集装箱物流服务、中转集拼及转口贸易服务、国际采购和分拨配送业务等,积极探索实施“组合港”战略;以多式联运为突破口,发展内外贸混装,努力打造长三角全球领先的国际综合枢纽港口群,突破瓶颈加快铁路交通设施建设;用好海关特殊监管区各项政策,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贸易型总部、物流分拨中心、采购配送中心,丰富出口拼箱、进口分拨和二次集拼等多元化运作模式,吸引国际航运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等业务集聚,实现供应链优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

美国取消中国香港单独关税区影响的大数据量化模型研究

随着2020年7月14日美国《香港自治法》签署实施,美国正式单方面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势必对中美货物贸易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依据GTA全球国际贸易数据,建立量化模型,对中美(包括中国香港地区)的国际货物贸易进行了全景展示,将上述政策对中国香港与美国货物贸易影响进行量化评估。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亚洲有效汇率的估算:从技术角度进行的解释

有效汇率构建中的关键选择包括采用的加权方法、货币篮子中包含的币种范围以及贸易权重的基期。文章审视了亚洲货币有效汇率构建中两个可能的改进措施——香港转口贸易的调整,以及考虑区内贸易的增长而对基期进行的更新,并以人民币为例分别分析了这两项改进措施对有效汇率构建的综合影响以及每一项改进措施的单独影响。

中国香港酒类市场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展望

凭借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中国香港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转口通道,也是全球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此外,中国香港本地市场规模较小,这就决定了其开放型、外向型、平台型的市场发展模式。中国香港酒类市场也是如此。该文旨在通过梳理20世纪初至今中国香港酒类市场的消费结构变化以及区域转口贸易功能定位的演进历程,从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税收政策调整、区域间经贸关系变化等方面探究中国香港在亚太地区贸易、分销角色转变的逻辑与成因,并提出中国香港还须从积极应对区域潜在竞争、充分拓展平台功能等方面进行战略调整以提升其在亚太区域酒类商品贸易、分销价值链分工中竞争地位。

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

9～10世纪时期中国海上的对外交往频繁，其中瓷器对外输出的范围、规模以及器物的种类、质量等方面发展迅速，达到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中外遗址出土和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考证，可系统勾勒出晚唐时期中国瓷器外销的范围、规模、产品结构和在输出地的使用功能。同时，以陶瓷输出为标志，可进一步探析这一时期以室利佛逝为中心的接力式海上对外贸易模式。

虚假出口:监测、估计和政策启示

近年来的虚假贸易严重混淆了中国的真实出口规模和真实出口增速,干扰了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相关决策。本文将虚假出口定义为没有贸易伙伴真实需求的出口,据此提出一系列基于不同动机的虚假出口监测指标和规模估计方法。2013年,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高报约2675亿美元,中国对自身出口约1048亿美元,有真实需求的出口增速仅为3.4%。2014年第3季度以来的出口高报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贸易增长目标考核制度。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考察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该效应受到企业异质性与产品异质性的影响;较强的产业集聚更有利于增强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积极作用。此外,地区—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分解结果表明,资源配置效应对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贡献率达到了52%以上,其效应是贸易便利化提升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该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