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支持对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野三关镇136份返乡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对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返乡农民工对政府总体支持力度的满意度越大,其返乡创业的意愿就越强烈.具体到每项政策,"对简化工商登记手续的满意度"影响最显著,"对技能培训的满意度"次之.此外,"婚否"、"文化程度"、"风险态度"、"是否有亲戚担任村干部、经商或者公务员"、"兄弟姐妹数"、"是否曾担任管理岗位"等个体特征因素和"对当地创业文化满意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也有显著的影响.

乡村旅游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的现实困境与政策思考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人口返乡回流正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而女性则占据了返乡劳动力的半壁江山。探索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是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大事和要事。本文从个人与家庭禀赋角度、家庭分工角度、传统乡村经济形态角度三个角度看,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受语言习俗、传统文化、社会规范等因素影响,面临着受教育水平低、职业-家庭角色冲突、高质量就业岗位供应不足等问题。分析表明,乡村旅游在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就业方面具有将生活技能职业化、就业地点在地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就业时间灵活化的优势,为实现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提供了可靠的路径选择和现实条件。同时,民族地区返乡女性感知视角下的高质量就业包括就业环境舒适性、就业收入多元性、就业技能适配性、职业发展成长性、社会角色统一性等内容。为此,乡村旅游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需增加高质量就业机会、提升高质量就业能力、完善高质量就业保障、增强高质量就业黏性。

民族迁移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青海哈萨克族的调查研究

某一民族在某一地区的迁出或迁入,不仅使该民族与当地其他民族之间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且也会对该地区的整体民族关系产生影响。青海哈萨克族迁移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使其与当地其他民族的社会交往呈现出鲜明的特殊性。

生计资本、生计风险评估与民族地区农村移民可持续生计——基于三峡库区石柱县的数据

利用三峡库区石柱县农村移民的调研数据,在研究生计资本的不同维度、生计风险评估对不同类型农村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影响的基础之上,探讨民族地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村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路径问题。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的不同维度对民族地区不同类型农村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生计风险评估在生计资本与民族地区不同类型农村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即生计资本的不同维度对民族地区农村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产生影响是通过生计风险评估来实现的。因此,应根据不同生计类型农村移民的生计资本,建立基于生计风险评估的差异化的生计资本培育模式。

湖北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及对策探析

湖北民族地区的农民工返乡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厘清导致湖北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的原因。文章认为,导致湖北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主要是湖北民族地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素质相对偏低,这是导致其返乡的主要根源;越来越多的城市下岗工人、待业居民和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竞争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使他们因就业机会减少,寻求不到合适的工作而被迫返乡;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争夺就业岗位,使其寻求不到工作机会而被迫返乡。其解决对策有对返乡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增强其就业技能;积极开拓本地的就业市场,引导返乡农民工就近务工;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路径。

河湟地区民族交融历史进程及其内在因素探微

河湟地区民族交融历程中,既有各民族间浅表层面的文化交流,也有改变民族身份认同的深层交融,还有近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融合;移民活动是河湟地区民族融合的"发动机",国家权力的不同干预机制影响着河湟地区民族融合的具体进程,内生秩序也是影响民族交融的重要内在因素。

帮扶性调适化为内生动力:云南苗村搬迁移民实践研究

民族地区搬迁移民内生动力的激发既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成就,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以云南省苗村为例,基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视角,提出“帮扶性调适”概念,以期呈现脱贫期间移民内生动力激发的实践逻辑,并回应时代主题。移民内生动力激发属于多元主体帮扶下的自我调适。在新生活情境的压力下,移民恪守良知和获得荣耀性表现的需求凸显,激发了移民的脱贫意识。在外部主体帮扶下,移民破除思维局限,增进生产知识与技能,在增收致富中实现脱贫能力的提升。意识激发与能力提升标志着移民脱贫内生动力得以激发。因此,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好生活图景的推动作用,并通过多元主体实现精准帮扶,是激发民族地区搬迁移民内生动力的可行路径。

深度贫困区少数民族农村移民生计水平的代际差异分析

文章利用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农村移民的调研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比分析了深度贫困区两代少数民族农村移民生计水平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家庭总收入、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劳动力数量、人情往来、生产资产是影响两代少数民族农村移民生计水平的关键;在生计水平的不同分位点上,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新一代少数民族农村移民生计水平所起作用更大一些,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对老一代少数民族农村移民生计水平所起作用更大一些。

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测评与干预——以贵州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通过随机和分层抽样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取100名学龄前流动儿童及21名学龄前非流动儿童作为被试,进而运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对被试进行逐一测评。研究结果表明:非流动组和流动组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总分(M非流动组=40.95±6.88,M流动组=31.17±8.96),即非流动组入学准备水平总分高于流动组儿童。在入学准备的5个方面测试上,流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总分略高于非流动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会性、言语能力等4个维度,流动组均低于非流动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边缘显著。针对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中存在的问题,需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坚持普及学前教育,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完善学前教育入学准备评估体系。

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影响综述

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文章从经济影响、社会影响、资源环境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在经济方面,农村人口流出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提高了农村流出人员的生产效率,流出人员将资金收入带回农村,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一方面,民族地区农业一定程度上因人口流失而受损,人力资本流失对农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社会方面,农村传统社会观念正逐步改变,民族地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是,老龄化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尤为突出。在资源环境方面,人口流出缓解了农村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研究——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为研究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民族地区的样本,通过混合截面数据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发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正向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带来就业机会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旅游产业发展对各学历层次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不同,呈现出学历层次越高所受影响越明显的特点。

产业扶持政策对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临夏州5县为例

基于甘肃省临夏州5个县562份易地搬迁移民调研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移民生计资本,运用多元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民族地区产业扶持政策对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产业扶持政策中参加非农技能培训、参与扶贫车间和获得公益性岗位的移民倾向于选择兼业型或非农型生计策略,拥有种养大棚的移民更倾向于选择纯农型或兼业型生计策略;民族地区生计资本值较低且发展不平衡,不同类型移民的生计资本值依次为兼业型>非农型>纯农型。我们提出,缩小生计资本差距,补齐短板;发展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加强后续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从而不断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墨玉县为例

本文根据2005年和2007年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墨玉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处的发展阶段、务工农民的行业分布、地域分布、收入水平等总体特征,探究了促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墨玉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由起步进入加速阶段,外出务工农民主要从事农业和餐饮服务业,从收入上看在疆外务工的人员收入远高于疆内。根据墨玉县发展的实际和调研表明,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主要包括:县域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剩余劳动力数量增加、外出务工预期收入高于务农收入和人均耕地资源量少等。同时,研究采用定量的方法对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是否为低收入户、户均可耕地面积、性别等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因素,充分体现了干旱区自然环境、土地资源和民族因素等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出务工的影响。

基于资本禀赋的贵州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

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关系民生的新话题。通过实地访谈,获取79名返乡农民工创业案例,分析表明,贵州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自身的特点,尤其表现为一定的传统农业发展路径依赖特性,同时也面临着资本禀赋普遍不足的现实困境,需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资源资本等资本禀赋视角提出相应的创业支持体系,以期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成长。

“人情”、宗教与民族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模式研究

民族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既有传统熟人社会的特质,也出现了许多新形式和新内容。文章认为:人情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并产生出互惠、互助和认同,在维系民族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互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是他们建立人际网络关系的核心和基础。而诸如参与宗教活动等社会交往和互动形式,是熟人社会交往习惯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此外,宗教有利于解决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面临的身份认同、心理焦虑等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困境,并且能够增加其社会资本、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流动人口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内蒙古进城农牧民为例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内蒙古各民族人口向城市流动态势趋涨。论者通过对内蒙古城市流动人口的观察发现,各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动机制上有一致性,但在就业、社会网络和城市认同中民族间存在一定差异。文章认为城市民族工作要关注流动人口的家庭发展,帮助改变农牧民流动人口的底边状态,发挥流动人口所在社区党组织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要不断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引导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建设,使城市成为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并切实铸牢各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三峡区域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6年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对三峡区域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统计分析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以中青年、已婚者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与家庭小孩数量有关,返乡创业者学历以中等教育为主,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教育分布呈现倒"U"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则表现为近似"N"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受家乡地创业政策激励明显,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绿色生态农业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领域;汉族、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日工作时间较长;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2人就业,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为男性收入的78.95%。计量研究表明,民族、婚姻、工作经历、创业年限、亲朋创业、创业规模、创业技能、绿色农业行业、创业政策等是影响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的重要变量。加大返乡创业政策创新,分类诱导,有序实施区域创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协同变革,积极提升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推动更高质量的返乡创业。

西双版纳曼飞龙村回流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及其影响

在国家惠边政策的支持下,边疆地区就业机会增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呈现安居乐业发展趋势,越来越多在外漂泊的农民工返乡在餐饮、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实现就近就地就业。边疆地区回流少数民族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改善了边境地区的人居环境,增加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推动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