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以技为喻”释“雕龙”——《文心雕龙》书名再探

“以技为喻”是以百工技艺比譬文学创作的独特言说方式,是《文心雕龙》“象喻”批评最重要的分支与譬喻类型。《文心雕龙》书名中的“雕龙”一词,除与“雕龙奭”的典故相关外,亦是以雕龙技艺比类文学创作的“象喻”言说。在“以技为喻”视阈下考察,刘勰以《文心雕龙》命名其论文钜制,寄寓了三重意涵:一是借古代雕龙技艺渐趋繁复的历史演进以及“雕龙奭”典故的修辞指向,说明“雕缛成体”的文学规律;二是借雕龙技艺“金相玉式”“符采相胜”的审美经验,阐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三是借“龙纹”沟通天人的媒介作用,确立文学“赞天地化育”之神圣功能。

中国文章学巨著的阐释与应用

《〈文心雕龙〉精义今释》内容丰赡、精义迭出,呈现出“开宗明义、提出己见”“以‘文’为线,勾连各章”“道以文明,泽被后世”等特点。全书论断明晰、指导现实,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本书也是内蒙古师范大学龙学团队为龙学界奉上的又一部新的力作。

论《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主体间性思想

《文心雕龙》对创作主体与“物”主体、他者主体、内在主体以及语言主体之间主体间性关系的描述,变主客体关系为主体间性关系,将仅描述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关系拓展至人与世界万物,这种将情感投射于对象使其主体化、人格化并与之交往的思想,正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独创性所在。创作主体与“物”主体邀游交流生成的“思理”、与他者主体研阅沟通产生的“穷照”、与内在主体资养交往达成的“虚静”状态,以及与语言主体精微对话形成的“焕然”的艺术境界,都阐明了主体间性思想的意义所在:主体在与另一主体沟通交往过程中,彼此都获得了超越单一封闭主体的新内涵,生成了主体与主体融会后的新意义。

论《文心雕龙》“神”范畴的意蕴

“神”在《文心雕龙》中出现次数颇多,刘勰“神”论上承老庄哲学的论“神”思想,受魏晋时期“形神之辨”风气的影响,刘勰赋予“神”系统深刻的内涵,拓展了“神”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使“神”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重要的范畴。在文学产生阶段刘勰把超自然的“神灵”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解释了作为文学规律的“神理”;在文学的创作阶段刘勰剖析了“神与物游”的想象和“神用象通”的灵感,强调了人的精神在文学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的接受层面刘勰提出凸显自然之妙的“神妙”和以情为本的“神理”,深化了文学的审美意蕴。《文心雕龙》的“神”范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文心雕龙》上篇的“文学自觉”阐释

“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含义模糊,通过对《文心雕龙》上篇的阐发可以解决“文学自觉”含义的泛化。《文心雕龙》上篇以“大文学观”为基础,修正了“纯文学”视野对文学的狭窄定义。上篇的篇目呈现层次分明的“文体序列”,可以衡量文章的“自觉”程度,规定了文章书写的广度、深度和表达的自由度。上篇的结构体现以文章为中心的“阐释空间”,通过理想作者和理想读者的建构来确立文章的“正体”,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学自觉”标准。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成书详考

黄侃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有《文心雕龙札记》传世,已成为现代文史学术经典。该书从讲义到公开出版,过程颇为复杂。最早采用油印和铅印形式,凡31篇。铅印的下半部16篇庋藏北大图书馆,至今缺乏研究。1920年代初,顾名将最初油印31篇的下半部20篇改题《文心雕龙笔记》作为平民大学讲义铅印。1927年文化学社版即据该本,并附录骆鸿凯《物色》。黄侃离开北大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华大学任教,约于1923年铅印31篇本讲义,并在《华国》月刊连载,因《华国》停刊而中辍。1935年黄侃去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刊发讲义上半部11篇。1947年,四川大学将《文艺丛刊》与文化学社本合集为31篇本刊印,流传不广。1962年,中华书局再次将两者合集出版。但已非《札记》的原貌,须要进行文本复原的工作。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现代大学讲义的形态演变的一个典型个案,产生于近现代思想转型期骈散相争、文白对立的北大讲坛,因此更有细致探讨的必要。

《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热点展望--基于CNKI核心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对相关研究作可视化分析能深度梳理“龙学”的学术脉络,把握其发展动向。运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与Vosviewer,以中国知网(CNKI)的703篇核心文献为数据样本,通过绘制文献时空分布与热点趋势演进的各类知识图谱,定量研判《文心雕龙》研究现状。结果显示:“龙学”研究经历起步、增长、深化3个阶段。立足院系传统,形成主要作者群与机构群,但合作强度不高。“龙学”体系建设、典籍对比、创作论、英译等是共同聚焦的热点主题,英译、与中国文论的关系等将在后续研究中持续凸显。

《文心雕龙》“金相”三句译释辩证

《文心雕龙》共有三个“金相”句,分别是《辨骚》篇中的“金相玉质”与“金相玉式”,以及《书记》篇中的“既驰金相”。由于《毛传》将《诗经·大雅·棫朴》“金玉其相”中的“相”释为“质也”,所以绝大多数译注者受其影响,忽略了《辨骚》篇的论证语境,也将其中两个“相”字解释为“质地”之类;但对于《书记》篇“金相”句中的“相”字,他们却又转而释为相反意义上的“形式”“文采”“辞藻”之类。事实上,《毛传》解释“相”字的合理性尚待考证,而《文心雕龙》中这三个“相”字也并不必然与之互文用同,从它们各自的论证语境看,其意义具有同一性,但不宜释为“质地”之类,宜皆释为“形式”“文采”“辞藻”之类,这也符合刘勰对《楚辞》与“书记”类作品的整体认知和判断。

《文心雕龙·练字》异文校读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章以《文心雕龙》第三十九篇《练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当今各权威版本对《文心雕龙·练字》字词使用情况的注解,分析其字、词及其表达等方面存在的异文现象,并探求其产生的原因。

论《文心雕龙》对《文赋》写作技巧的继承与发展

《文赋》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文章的写作技巧也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在谋篇布局、文辞表达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样关注文章的写作技巧,与陆机相比,刘勰的论述更加系统且深入。一方面,《文心雕龙》对《文赋》所论及的写作技巧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刘勰不仅对《文赋》中未详尽阐述的写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甚至创新性地提出更为深刻的见解,使文章的写作技巧朝着更全面更严密的方向发展。

《文心雕龙》“赞”的命题意义

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创构了数量甚多的命题。《文心雕龙》各篇的赞辞,在命题的提出与熔炼方面具有典范意义。“赞”不同于通常理解的赞颂之义,而是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出的“明也,助也”,即对正文加以阐明和辅助延伸。刘勰又指出“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这十个字作为赞的本质与功能的概括性说明。赞作为文体,经过了体式的变化与沿革,本有散文与韵文的不同形式,而韵文体的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刘勰对“赞”这种文体有明确的界定和自觉的理论建构。《文心雕龙》各篇之赞辞是具有文体的定型意义和创造功能的。《文心雕龙》各篇之赞,提出了若干经典化的命题,也成为命题成熟的重要标识。中国美学命题的重要特性,在《文心雕龙》赞中体现得非常典型。对于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文心雕龙》赞辞提出的命题,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推动命题研究的当代价值之转换。

《沧浪诗话》结构、主旨与《文心雕龙》之关系新论

严羽《沧浪诗话》乃诗论名著,事实上深受《文心雕龙》之影响,其结构、体制与论诗主旨,一脉相承。《诗辨》即《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诗体》即“论文叙笔”,《诗法》与《诗评》即“剖情析采”,《考证》即《时序》至《程器》五篇的杂论补充,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实乃《序志》。如此,《沧浪诗话》则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其具体论述,也效法学习,体大虑周,折衷群言,深于诗学之理,由资闲谈的随笔式札记转变为比较有理论体系的诗学专著。《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严密,努力解决古典诗学“什么是诗”这一根本性问题,彰显其理论内涵以及对唐风宋调不同特质的体认,以盛唐诗为典范,不仅重其风格,亦重其精神与思想内容,是对古典诗歌发展所做的理论上的反拨,以一个新的视阈探讨宋诗发展之路,寄予热切的期望。

“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以西汉辞赋八家为例试论汉初文人赋学地位之升降

中国古代文本的流动性,在造成某一文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出现该文本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的可能,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与“教化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西汉赋八家,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具有因后世建构而进入西汉著名赋家行列的特点。这体现了“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典型特征。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了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体性”与“风骨”:《文心雕龙》身体诗学论

在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之后,《文心雕龙》把文学创作视为作家血气、精神、情志等抒发表现的结果,认为作品优劣高下犹如人情之变。“苦虑劳情说”“为情造文说”的提出,将文章与人的形神、气血、五脏、六腑、脉韵贯通统一起来,赋予诗学以人的性格与精神气象。作为中国古代诗学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同样受到了“体验哲学”的影响。在刘勰类比性论述中,诗文有辞采风骨,人的身体对应有五官形骸。艺术作品是情性和文采的融合,这与身体是肉体与精神统一的观念相一致,发中国诗学借体论艺、以身论文之滥觞。

当代俄罗斯“龙学”研究的新成果——评Л.В.斯捷任斯卡娅的《文心雕龙》研究

莉吉娅·弗拉季米洛夫娜·斯捷任斯卡娅(ЛидияВладимировнаСтеженская)是21世纪俄罗斯新起的年轻一代汉学家,她于2015年出版专著《中国文学雕琢的思想:从〈文心雕龙〉选篇看刘勰的文学观》,对刘勰文学观做了总体论述,并对《文心雕龙》主要的文学和哲学概念范畴进行了解析。书中对《文心雕龙》“枢纽论”的《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以及《总术》篇和《序志》篇做了全文翻译和注释。本文介绍其对《文心雕龙》产生时代、作者身世的考证,俄罗斯国内外研究概况,《文心雕龙》书名解析,以及“枢纽论”各篇篇名和内容的译释。

《文心雕龙》的“人-文”二重结构及其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往往从“人”与“文”两方面展开论说。刘勰对人与文有一根本性区分:作文之人分两种——圣人与非圣人;相应地,由人写成之文亦分两类——经典与非经典。“圣人/经典”与“非圣人/非经典”之间存在鸿沟。这一区分所造成的“人-文”二重,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关键线索,也是刘勰立论的基本结构。在“文之枢纽”部分,“人-文”二重结构能够解释《正纬》的次第与必要性。在“割[剖]情析采”部分,通过“人-文”二重结构,刘勰将出于道家思想脉络的“虚静”说妥帖地置入全书框架中,用以处理一般作者才性发挥的难题。而刘勰通论文章之“体势风貌”时,“体”“势”与“风骨”之异同,也可循“人-文”二重结构得到索解。

刘勰“隐秀”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的契合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是全书唯一残篇,其中蕴含的文艺思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寓言作为《庄子》文章的一大特色,内容极为丰富,却历来被作为文学史边缘学科,历代文论家也不曾对其展开专题论说。从哲学基础看,道家之“道”与“自然”及衍生出的辩证思想、“言意之辨”为刘勰提供了养料。从意蕴层面看,“隐”为“隐秀”与“寓言思维”相通处,“秀”为刘勰的理论与庄子的寓言实践共有的创作特点。从艺术风格看,以“自然”为基生发出的素朴与华丽,二者异中有同。对刘勰《隐秀》篇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内涵的互通性作比较阐释,是对刘勰“道心”隐微的开掘,也是打开残篇“隐秀”文学创作理想和庄子寓言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文心雕龙》中的植物喻文现象及其美学意义

本文以《文心雕龙》的植物喻文现象为切入点,发现刘勰文学批评术语的建构与运用受到了植物认知隐喻经验的影响。首先,枝、叶、华、实等词被用来形容抽象的文学结构和风格特征,说明情与意、辞与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次,不同的植物意象也造就了不同的文学风格,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体验。最后,刘勰经常使用人为的削、斫等字来描述作品的修改过程,这涉及文艺领域对自然与人工问题的讨论。可见植物之喻的运用,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用语,拓展了文论的言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