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解读与秦亡原因新说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为进一步厘清秦二世时期的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特别是对秦亡原因的传统史学观点加以反思。诏书指出胡亥当政时期并不完全是司马迁、贾谊等人所说的法令与吏治刻深、“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等情况,而是重视赦免罪人,“德惠”吏、民。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关东民心不安,尚未完全归附于秦,而不完全为“天下苦秦”所致。

论孔尚任民族情绪的形成及对南明速亡原因的总结

孔尚任虽然出生于清朝,但自幼受到"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等观念的影响,加之父辈兄长的影响,又曾耳闻清军入关后的暴行,入仕后频繁与明朝遗老交往,逐渐形成了他的民族情绪。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再现弘光政权的昏暗、腐朽,并总结南明速亡的原因。

从侯方域《额吏胥》看晚明基层政治中的“吏胥之害”

清初士人普遍产生了对明亡原因的反思,在关于晚明政治失败的议论中比较突出的命题之一,即是基层政治存在的"吏胥之害"。吏胥是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中最基础、最底层的管理人员,往往掌握着实际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侯方域在《额吏胥》《正百姓》《重学校》等系列政论文中主要剖析和批判了晚明基层政治的弊端,特别是就吏胥选拔不公、数量冗大、对于地方政治的侵害,以及学校制度弊病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究其文章立论的根源应该与崇祯十五年归德府发生的官衿结仇事件不无关系,当地青衿学子与地方吏胥过分纠缠于利益和意气之争中,最终导致了归德大哄的恶性冲突,进而间接酿成了李自成归德大屠的惨痛悲剧,造成当地士绅伤亡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