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案评述

通过评述英国上诉法院作出的"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判例,分析英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之条件,并提出该判例可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提供参考。

《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仲裁裁决执行力取得与消灭制度的理论反思与重构

执行力是终局裁判的自然属性,但不是民间文书的自然属性。在法理上需要探究的是仲裁裁决执行力取得与消灭的缘由及正当性。仲裁裁决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下的执行依据,由法律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但仲裁的契约性与民间性决定了仲裁裁决天然具有执行力这种说法是违背法理的。同时,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作为仲裁裁决执行力消灭的方式之一,强烈冲击了审执分离原则以及强制执行形式化原则,应予以废除。应采用司法前置审查的方式决定是否赋予仲裁裁决执行力,而非现行司法后置监督。在此基础上,可赋予当事人异议救济权以消灭仲裁裁决执行力,其本质是对仲裁裁决的实质性二次审查,在程序上可给予当事人足够的保障。

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研究

印度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态度转向消极,拒绝主动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胜诉的外国投资者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其他国家申请强制执行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均面临法律困境,鲜有成功。尤其是,印度不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并在《纽约公约》中作了商事和互惠保留,且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过于简单,国内法中关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缺失,以及外国投资者面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适用难度大和国家豁免问题,这些都成为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主要法律障碍。随着中国投资者与印度投资争端的增多,诉诸国际投资仲裁将成为中国投资者的重要救济手段。为应对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难的问题,建议中国与印度协商签订新双边投资协定时明确投资争端属于商事争议,并增加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条款,同时强化磋商、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民事执行根据问题探究

执行根据是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根据,是执行正当性的基础。虽然执行根据在执行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执行根据的讨论和研究依然还有较大的空间,也存在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在执行根据的一般基础性认识方面,执行根据的形成方式与审执分离原则的贯彻程度密切相关,执行根据有效是执行程序有效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构成执行机关行使解释权的基础。判决成为执行根据的主要条件包括判决确定且终局、判决具有执行力,判决的执行力与既判力在主客观范围上基本一致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存在差异。仲裁裁决在法理上不能独立成为执行根据,我国应当设置司法审查确认程序完善仲裁裁决的执行制度。公证债权文书作为执行根据的法理依据在于强制执行的契约或承诺,由于没有既判力所以需要执行证书对执行力的证明和保障。

论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由于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商业主体开始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的业务关系,甚至不得不采取措施终止合同,从而产生大量急需通过仲裁解决的商业纠纷。而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准据法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带来法律风险,其中,资产冻结制裁限制可能会阻碍仲裁机构收取费用,且在仲裁过程中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进行。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缺乏豁免机制,也容易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仲裁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应像法院一样将经济制裁纳入准据法范围。我国法院应坚持支持仲裁原则,审慎采用公共政策保留,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及经济制裁的外国裁决。

再论虚假仲裁案外人的权利保护:实证检视、立法比较与路径优化

当下虚假仲裁已呈高发、蔓延之势,案外人弱势地位愈加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将虚假仲裁纳入其调整范畴,但虚假仲裁案外人权利保护仍存不足:缺乏有效的虚假仲裁风险防范机制;虚假仲裁的司法审查亟待完善。应建立防范虚假仲裁信息共享平台并总结虚假仲裁可识别性特征,同时仲裁机构建立虚假仲裁案件审查机制。赋予虚假仲裁案外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对于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坚持立案形式审查、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注意撤销程序与不予执行程序的衔接。

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进路

执行许可是仲裁裁决得以执行的前提,其依据体现在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强制执行请求权与执行名义的关系上,更与仲裁私法自治与国家公权强制间的张力有关。为体现司法对仲裁的适当监督,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的法律路径应当围绕书面审查进行,而非口头辩论,这不仅契合执行许可的规范价值,更与我国集中式执行体制相得益彰。我国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实际呈现出“债权人申请—法院职权审查”的单线结构,法院只需对仲裁裁决事实进行确认。由于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与执行立案审查混合在一起,在适用上也要调和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国承认和执行涉外商事仲裁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认定探析

社会公共利益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的“安全阀”作用已被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所肯定。为了支持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我国法院秉持谨慎解释的原则,很少适用社会公共利益条款拒绝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索我国法院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运用和把握尺度,提出对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完善设想。

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国籍研究——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复函谈起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界定标准主要有两种:仲裁程序所适用法律标准和裁决作出地标准。后者为国际认可的主流标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1条除规定了裁决作出地标准外,还确立了"非内国裁决"标准。我国立法中所规定的标准是仲裁机构所在地,与国际商事仲裁一般理论与实践不符,导致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进行仲裁存在障碍。只有将此类裁决识别为"非国内仲裁裁决",法院才能寻求承认和执行的依据。

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仲裁:准入、裁决国籍及执行——由宁波中院的一份裁定谈起

国际商会可否在中国内地仲裁,其裁决应如何认定及执行,在中国仲裁界备受争议。通过对宁波中院有关裁定的分析,可发现其在裁判逻辑、法律适用与解释上的不足。该裁定将国际商会在中国内地所作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的做法,未从根本上解决此类裁决的国籍问题,并与我国加入公约时的互惠保留相违背。考虑此类实践难题的化解,以及近期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动向,我国仲裁立法亟待明确以仲裁地作为裁决国籍的认定标准。

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样。国际体育仲裁裁决也可能需要它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外国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当事人身份地位及争议性质等的特殊性,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又具有不同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特点。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体育仲裁裁决(包括北京奥运会仲裁裁决)尚面临诸如商事保留、体育管理和体育纪律处罚争议不可仲裁解决等法律障碍,须从立法上消除这些障碍。

论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ICSID公约》所创设的争端解决机制满足了国际商事交易当事方对投资争端解决手段的需求和选择。但由于存在着主权豁免因素,从而导致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仍然困难重重。在国际商事交往中,争端的有效解决是公认之理、应有之意,争端双方均有责任、有义务尊重并遵守争端解决机构依法得出的结论。当国家以私性主体身份从事商事行为时,执行针对其私性财产所作出的某项仲裁裁决是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纽约公约》背景下我国对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及执行的实证研究

要确定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真实状况,除了应考察我国实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实践中的外国仲裁裁决案件,还需要对在中国有过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经历的亲历者们进行调查以获取调研数据。基于案例梳理和对所收集数据的统计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具有履行国际承诺的意愿与能力,但在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效率、逃避履行的被执行人的监管、我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在晚近三十年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被仲裁地撤销的仲裁裁决在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案例屡次出现。以Hilmarton案、Putrabali案等为代表,法国法院的实践最具代表性。这种司法态度持续地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裁决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存在?对此,从裁决撤销制度的意义以及《纽约公约》相关条款的解读出发,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结合《纽约公约》的立法宗旨以及当代国际仲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这一问题,宜采取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回答应为肯定,操作则当谨慎。目前中国法院尚未面临相关类似案件。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即已表明,被执行人证明裁决存在已被仲裁地撤销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中国未来有必要明确:仲裁地法院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所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撤销的仲裁裁决,中国法院才应当拒绝承认及执行,否则,中国法院将保留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基于我国承认与执行CAS裁决第一案的实证考察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583号民事裁定,标志着CAS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拉开了序幕。该民事裁定明确了CAS裁决为瑞士籍商事仲裁裁决,可依托《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予以承认和执行;CAS仲裁条款的效力,应根据我国仲裁条款法律适用的独立性和分割制方面仍存瑕疵。CAS仲裁条款作为其裁决有效作出的决定性依据,我国司法机关应将其区分为形式要件、能力要件和实质要件,分别根据《纽约公约》和我国单独的法律选择规则,或主动依职权、或被动应当事人申请进行审查。司法机关在本案中的司法审查实践,也为我国相关体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仲裁机构选择、仲裁地的确定、仲裁条款法律选择的拟定等方面逆向提供了积极的行为指引。

非内国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我国立法采用"机构标准"划分仲裁裁决国籍,与《纽约公约》的"地域标准"不一致,导致实践中国际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面临承认与执行的困境。《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是对"地域标准"的补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宜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不以互惠保留限制非内国裁决适用公约。国际上认定仲裁裁决国籍的主流标准是"地域标准",实践中,我国自2009年呈现出向"地域标准"转变的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国际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将越来越多。短期而言,内地法院宜将此类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适用《纽约公约》;长期来看,我国立法应采用"地域标准",将带有涉外因素的该类裁决认定为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依我国法律进行审查和监督。

奥运会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会出现奥运会特别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或完善体育仲裁方面的立法和相关规定,承认包括奥运会争议在内的体育仲裁为可仲裁事项;撤回对《纽约公约》的商事保留,以使当事人能够根据《纽约公约》在我国提出承认与执行的申请。

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民事司法协助模式的突破与缺憾——兼评《关于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作为港澳特区间首个民事司法协助安排,延续采用我国区际民事司法协助的安排模式,回应了有关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理论争议,明确了特区间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和协商主体,完善了生效程序,并进一步表明特区间开展民事司法协助事项属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但是,该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包括安排性质的模糊性、达成和生效过程效率较低、签订主体与批准生效主体不一致可能存在的安排能否通过以及能否原样通过的风险、中央对安排内容是否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滞后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