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案评述

通过评述英国上诉法院作出的"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判例,分析英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之条件,并提出该判例可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提供参考。

《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论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由于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商业主体开始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的业务关系,甚至不得不采取措施终止合同,从而产生大量急需通过仲裁解决的商业纠纷。而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准据法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带来法律风险,其中,资产冻结制裁限制可能会阻碍仲裁机构收取费用,且在仲裁过程中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进行。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缺乏豁免机制,也容易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仲裁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应像法院一样将经济制裁纳入准据法范围。我国法院应坚持支持仲裁原则,审慎采用公共政策保留,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及经济制裁的外国裁决。

我国承认和执行涉外商事仲裁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认定探析

社会公共利益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的“安全阀”作用已被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所肯定。为了支持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我国法院秉持谨慎解释的原则,很少适用社会公共利益条款拒绝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索我国法院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运用和把握尺度,提出对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完善设想。

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国籍研究——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复函谈起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界定标准主要有两种:仲裁程序所适用法律标准和裁决作出地标准。后者为国际认可的主流标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1条除规定了裁决作出地标准外,还确立了"非内国裁决"标准。我国立法中所规定的标准是仲裁机构所在地,与国际商事仲裁一般理论与实践不符,导致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进行仲裁存在障碍。只有将此类裁决识别为"非国内仲裁裁决",法院才能寻求承认和执行的依据。

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样。国际体育仲裁裁决也可能需要它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外国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当事人身份地位及争议性质等的特殊性,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又具有不同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特点。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体育仲裁裁决(包括北京奥运会仲裁裁决)尚面临诸如商事保留、体育管理和体育纪律处罚争议不可仲裁解决等法律障碍,须从立法上消除这些障碍。

论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ICSID公约》所创设的争端解决机制满足了国际商事交易当事方对投资争端解决手段的需求和选择。但由于存在着主权豁免因素,从而导致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仍然困难重重。在国际商事交往中,争端的有效解决是公认之理、应有之意,争端双方均有责任、有义务尊重并遵守争端解决机构依法得出的结论。当国家以私性主体身份从事商事行为时,执行针对其私性财产所作出的某项仲裁裁决是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纽约公约》背景下我国对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及执行的实证研究

要确定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真实状况,除了应考察我国实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实践中的外国仲裁裁决案件,还需要对在中国有过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经历的亲历者们进行调查以获取调研数据。基于案例梳理和对所收集数据的统计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具有履行国际承诺的意愿与能力,但在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效率、逃避履行的被执行人的监管、我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基于我国承认与执行CAS裁决第一案的实证考察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583号民事裁定,标志着CAS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拉开了序幕。该民事裁定明确了CAS裁决为瑞士籍商事仲裁裁决,可依托《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予以承认和执行;CAS仲裁条款的效力,应根据我国仲裁条款法律适用的独立性和分割制方面仍存瑕疵。CAS仲裁条款作为其裁决有效作出的决定性依据,我国司法机关应将其区分为形式要件、能力要件和实质要件,分别根据《纽约公约》和我国单独的法律选择规则,或主动依职权、或被动应当事人申请进行审查。司法机关在本案中的司法审查实践,也为我国相关体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仲裁机构选择、仲裁地的确定、仲裁条款法律选择的拟定等方面逆向提供了积极的行为指引。

非内国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我国立法采用"机构标准"划分仲裁裁决国籍,与《纽约公约》的"地域标准"不一致,导致实践中国际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面临承认与执行的困境。《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是对"地域标准"的补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宜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不以互惠保留限制非内国裁决适用公约。国际上认定仲裁裁决国籍的主流标准是"地域标准",实践中,我国自2009年呈现出向"地域标准"转变的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国际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将越来越多。短期而言,内地法院宜将此类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适用《纽约公约》;长期来看,我国立法应采用"地域标准",将带有涉外因素的该类裁决认定为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依我国法律进行审查和监督。

奥运会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会出现奥运会特别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或完善体育仲裁方面的立法和相关规定,承认包括奥运会争议在内的体育仲裁为可仲裁事项;撤回对《纽约公约》的商事保留,以使当事人能够根据《纽约公约》在我国提出承认与执行的申请。

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及执行某些外国仲裁裁决的原因——《纽约公约》相关案例分析

中国法院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严格执行《纽约公约》的规定。通过分析相关案例可知,不予承认及执行某些外国仲裁裁决的原因是,裁决具有公约第五条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情形,或者申请不符合国内执行程序相关规定。另一方面,中国法院在适用公约的过程中,合理地解释法律和公约,支持并监督国际商事仲裁。对于公约适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中国司法实践中也已形成一定规则。

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民事司法协助模式的突破与缺憾——兼评《关于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作为港澳特区间首个民事司法协助安排,延续采用我国区际民事司法协助的安排模式,回应了有关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理论争议,明确了特区间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和协商主体,完善了生效程序,并进一步表明特区间开展民事司法协助事项属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但是,该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包括安排性质的模糊性、达成和生效过程效率较低、签订主体与批准生效主体不一致可能存在的安排能否通过以及能否原样通过的风险、中央对安排内容是否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滞后性等。

论我国承认和执行区际仲裁裁决的模式选择

我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区际法律结构,这对四法域之间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形成了极大的障碍。双边协议模式、自主立法模式、区际联合商事仲裁模式和区际条约模式是我国四法域之间承认和执行彼此仲裁裁决的可供选择的四种模式。大陆与港澳之间业已达成双边协议,但是港澳之间以及大陆、港澳与台湾地区之间仍然采取自主立法模式,人为提高了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的难度。更佳的、但因此更需要耐心的模式选择乃是区际联合商事仲裁或者区际条约模式。

海峡两岸“仲裁裁决参照民事判决认可与执行”:立法悖谬与司法困境

仲裁裁决认可与执行制度具有独立性,从可认可裁决的界定标准、认可审查事项到认可执行程序,均不同于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当前海峡两岸仲裁裁决认可与执行制度却忽视了这一特点,将仲裁裁决的认可执行与民事判决的认可执行合并立法,并且仲裁裁决参照民事判决予以认可,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大陆法院审查事项的悖谬和台湾地区法院审查事项与程序开展法律适用的困难,影响了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并最终影响了当事人对仲裁机制的选择。为进一步促进仲裁裁决的流通,两岸应制定双边或单边的专项性的仲裁裁决认可与执行制度。

试论无涉外因素争议的外国仲裁裁决

双方当事人约定将无涉外因素的争议在外国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效力应根据仲裁协议的适用法确定,而非直接依据中国法律确定无效。基于目前的法律规定,无涉外因素争议的外国仲裁裁决,如果不存在《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应得到我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同时,应禁止国内当事人将无涉外因素的争议在外国仲裁,或者参考美国的做法明确国内当事人之间的外国仲裁不是《纽约公约》管辖范围,除非申请人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在外国有财产或者争议的关系与外国有实际联系。

论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首先取决于仲裁管辖权的正当性。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历经换代更新后,对运用国际投资仲裁解决投资争端的接受度明显提升,这有助于扩张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执行范围。对于非ICSID项下的投资仲裁裁决,其在中国法院的执行难度要高于ICSID项下的仲裁裁决,这主要是基于相应规范基础的缺失。中国在加入《华盛顿公约》的同时向ICSID发送了一份限制可仲裁事项的通知,该项通知并不构成中国承认与执行投资仲裁裁决的障碍。中国政府与投资者对国际仲裁程序的参与度不高,且中国内地所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不适用港澳特区,这将限制相应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试论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有关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有分歧也有共性。从两岸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实践看,其局限性逐渐显露。为更好地运用仲裁手段调整两岸经贸关系,两岸应有意识地借鉴《纽约公约》的实体内容及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使两岸相互认可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趋于一致。

论电子商务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电子商务仲裁相对于一般商事仲裁在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表现为电子商务仲裁协议(条款)的"书面形式"问题以及网上仲裁地的确定问题。我国在承认与执行电子商务仲裁裁决时,应该将电子仲裁协议(条款)视为书面形式;应该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的方法确定网上仲裁地;亦应按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电子商务仲裁中对非国内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

论我国商事仲裁裁决执行的区际司法协助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是区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在1997年之前按照《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1997年以后按照《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承认和执行。内地与澳门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在目前按照《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承认和执行。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根据1992年《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承认和执行,但是该条例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