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在推进中国式程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立法型、突破立法型、权力争夺型、限制诉权型与自我减压型司法解释。作为裁判规则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需要严格以法律为依据,不得违反和超越法律规定。治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乱象”需要综合施策,当前需要建立司法解释自我监督的常态化清理机制;强化权力机关监督备案审查的效力,建立权力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硬约束;构建权利主体监督的司法解释附带审查机制,通过个案审理监督司法解释,逐步形成司法解释权的自我监督、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体系。

备案审查中“相抵触”的规范语义与判断标准

“相抵触”作为对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的主观评价,因语义界定及认定标准的模糊性而难以被精准识别,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备案审查工作的开展。通过语词间的比对可知,“相抵触”是建立在两项规则内容同域、同类之上,足以反转、抵消、架空、规避上位法,且明确带有负面评价的冲突类型,与“不一致”“违反”等语词在内涵与外延方面不尽相同。为进一步增强备案审查结果的确定性与精准性,“事物本质”为下位法与上位法提供可资比较的“意义点”,亦为“相抵触”的判断构建了实质标准。需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挖掘下位法内容的真实意涵,考量其合上位法解释的可能性,为“相抵触”的判断提供充分的理由和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意见的司法功能及其限度

自2017年以来,我国法院开始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备案审查意见,但法院援引备案审查意见的案件数量较少,且存在错误援引、裁判结果与备案审查意见不一致等问题。备案审查意见不是法院的裁判依据,而是法院裁判的参考。对于法院而言,此类意见具有“作为拒绝适用违法规范性文件的理由”及“作为欠缺法律规则时的论证材料”的双重功能。法院对备案审查意见的司法援引受制于以下因素: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审查对象采取非全面审查和柔性化纠错方式,致使备案审查意见难以为个案法律适用提供明确指引;第二,备案审查意见公开程度有限,造成法院无法援引或错误援引;第三,备案审查意见对法院案件审理不具有规范约束力。为此,应提高备案审查意见的公开程度,允许法院调取相关备案审查意见,必要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作出能够对法院案件审理产生规范约束力的正式备案审查决定。

备案审查制度在香港地区的运行空间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强调要在香港地区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但如何能让一项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的监督制度有效嵌入香港法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难题。在香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为了弥合两地法律监督理念差异,立法者引入“分工负责审查模式”、通过对“审查依据”“审查对象”“纠错方式”的三重设置,将备案审查在香港地区的功能框定在一个重要但有限的范围。作为香港地区法律监督制度的一环,备案审查在实践中需要同时处理与“行政长官立法监督权”“香港法院司法审查权”“香港原有法律监督权”的三重关系,复杂的制度间博弈影响了备案审查预设功能的展开。备案审查制度功能在香港地区的强化可从前后两端着眼:一是加强与行政长官的沟通,实现对立法草案的控制;二是构建纠纷解决程序,处理备案审查与司法审查权限交叉的疑难情形。

法院如何对待行政解释——美国经验的借鉴意义

美国联邦法院将行政规章中的法律解释看作诉讼一方的观点,使之与其他诉讼主体的法律解释平等竞争,再研判优劣,除非法院发现有更好的解释结论。于是,法院逐渐积累了大量从本质或形式上判断行政解释优劣的标准,并在个案中根据其与行政解释的相关性选用。但法院鉴于自身权力或司法能力有限,有时会主动放松甚至排除某些形式标准。有鉴于此,我国不仅可借鉴域外成熟的判断标准,更应重视行政解释,平等对待各方解释。

普通法权限中的宪法解释

普通法发源于英国,但法学体系中的宪法解释学却是在美国起源并在普通法体系中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实践引发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即法官宣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包括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是否合法,法官如何解释宪法,法官如何发挥能动性从而在审查立法行为时能做到多大程度的自我控制。通过分析可知,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目前也存在着许多解释宪法的理论、方法和方式,而对于司法能动性适合于何种情况却仍然是美国宪法辩论的中心问题。

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质量监控制度研究

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行政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些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严重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情况。现行的各种监督制度由于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缺陷,基本上不能发挥监督作用。我们需要以加强事前监督为重点,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为保障,重构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审查制度。

“情节严重”的解释误区及立法反思

虽然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决定了"情节严重"的中国式立法不可避免,但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可以恣意地进行解释。有关"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存在混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违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及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有悖法益保护原理;无视犯罪类型;超出构成要件范畴进行过度评价,有违规范的保护目的及罪数原理;不符合期待可能性原理;将引起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精神失常的案件事实认定为"情节严重",形成间接处罚;将造成所谓恶劣社会影响认定为"情节严重",使司法活动流于恣意;规定不具有一贯性,显得过于随意,等等问题。至于立法上,存在表述不统一、过于跳跃、随意等问题。

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困局及纾解——以法律效力为中心的制度建构

将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是实现"备案审查全覆盖"的最后工程,对实现国家法制统一、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有关各方对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功能认识不一致,由此导致同级人大对地方"两院"的规范性文件能否备案审查、审查的范围有多大、审查的方式如何以及怎样使之与现有的法制兼容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回答,进而陷入制度与理论困局。必须以法律效力理论为分析工具,解决"规范性文件是否有法律效力和它是否接受备案审查互为因果关系"所形成的监督难题,消除因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不明而产生的备案审查进退失据的状态,以法理的逻辑和比较法的视野,探索纾解困局的路径。如果将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视作无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并将人大对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视为无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所有难题都将迎刃而解。这具体体现为在现有法治框架下,转变观念和思路,并在借鉴域外相关作法的基础上,对有关制度进行局部调整和系统设计,从而形成与现有的备案审查方式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监督模式。

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若干缺陷及其完善——兼与法国的事先审查制相比较

随着《立法法》的出台和2004年5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法规审查备案室的成立,预示着备案已经从一种程序性的登记制度演变为一种对立法的审查方式,即“备案审查”。但是备案审查制度面临着不少的缺陷:备案机关缺乏审查权;备案审查决定的冲突;备案审查性质的模糊;备案机关缺乏上位法解释权等等。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事先审查制度来予以完善。

冲突与协调: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关系新论

《联合国宪章》对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于两个机构在组成与性质方面的差异,在处理共同管辖的国际争端时,两个机构的解决方式有时存在分歧,而且安理会决议与国际法院裁判对《联合国宪章》条文的解释也存在矛盾。因此,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重新构建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关系,有迫切的需要。在产生共同管辖时,国际法院应当适当照顾安理会决议的意见,同时,为制约安理会日益扩大的权力,应当肯定国际法院对安理会决议的司法审查权。

关于香港特区违宪审查权的思考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违宪审查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于香港基本法位阶的双重性,香港违宪审查权也具有双轨制的特点,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香港违宪审查权。如何协调及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我们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深刻认识中央与特区权力的界限,充分尊重两法域的法律传统,并进一步完善有关基本法解释和特区违宪审查权相关的程序设计和解决机制。

大法官释宪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及其初步实践

1946年旧政协起草的宪法草案对五五宪草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效仿美国将司法院明确规定为最高审判机关,并赋予大法官以宪法解释权。但是,由于最终公布的宪法文本上对这些规定作了文字表述上的调整,而司法院组织法也维持了既有的司法院体制,在司法院之外仍然存在最高法院,因此大法官并不审判具体案件,仅抽象地进行宪法解释,从而转向了欧陆式的违宪审查制度。

论中国式违宪审查制度及其完善

基于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之独特性,中国所建构的"违宪审查"制度属于独立的违宪备案审查制度;非基本法律是且应当是违宪审查的对象,因此宜将法律纳入违宪审查的范围,并考虑逐步扩大之。宪法文本中的"不适当"含义包含着违宪的情形,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进行宪法解释。中国式违宪备案审查制度需要完善,并建议制定《违宪备案审查程序法》。

域外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历史演进——以美国宪法解释为例

从域外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历史演进看,在众多宪法解释方法中,原旨主义与"活的宪法"与其说是法条解释的方法和技术,毋宁说代表了如何理解"忠于宪法"抑或切入宪法的不同进路。宪法文本解释径路和解释方法的"诸神之争",本质上是对宪法文本的话语权归属之争。通过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讨论,可藉以"发现"宪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原本可能有的"的原旨与含义。在此过程中,宪法文本解释活动将立法机制、司法实践、学术研究统摄在以宪法文本为形式的共同基础上,以形成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

司法权能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基于美国经验的分析

美国是世界上率先实现司法权能现代化的国家,其经验可以概括为"一个传统,一个理论,一个主义"。美国人秉持实用主义的法律哲学传统,尊重司法过程中法官的经验理性,认同法官造法的权力;其奉行权力制衡理论,超越了严格分权学说,将司法审查权纳入现代司法权能的范畴;其倡导新宪政主义,确立最高法院是宪法的守护者,法官拥有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并发展了宪法解释方法论。美国的率先垂范推动了人类司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和自觉遵循中国司法权能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

论我国集团仲裁制度的构建

现行仲裁法在解决民商事群体性纠纷时面临困境,有必要嵌入集团仲裁规则予以解决。集团仲裁的启动,需解决仲裁条款解释问题。当仲裁条款对集团仲裁表示“沉默”时,可授权仲裁庭作出解释,原则上应视默示为同意;集团仲裁的路径,以集团拟制为突破口。为避免加入制和退出制存在的弊端,可采用混合制,适当赋予集团仲裁申请人“集团自拟权”;集团仲裁的实施,需解决集团代表人产生问题。为及时启动集团仲裁并确保代表人的充分代表性,可采取仲裁庭委任和集团成员选任并用的方式产生代表人;集团仲裁的效率,受制于司法审查的限度。为确保集团仲裁的连贯和高效,人民法院应遵循司法审查最低限度原则,在集团仲裁启动前和裁决后方可应当事人申请进行审查。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司法解释附带审查制度论

随着《民法典》的颁行,司法解释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司法解释因逾越解释界线进行造法、违反法律规定、缺乏严谨程序而遭遇理论上的诘难和实务中的困境。现有司法解释监督制度不尽完善: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姗姗来迟”、审查能力难以满足精细化审查要求、缺乏具体案例情境而难以发现问题、审查客体难免存在“漏网之鱼”;司法解释自我清理常态机制缺失且动力不足;司法解释社会监督欠缺透明度和反馈机制。司法解释附带审查具有易于发现问题、审查建议具有相对客观性、申请主体具有“强劲动力”、审查对象宽泛、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权威、可以中止案件审理而避免事后救济等独特优势。我国亟需从司法解释附带审查的主体、对象、内容与程序规则等方面建立完备的审查规则体系。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及其制度完善——以人权保障为视角的分析

司法解释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保障人权的基本方式,备案审查则是监督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的基本机制。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纳入备案审查的历史发展及其运行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备案审查制度在规范司法解释人权保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这不仅在于备案审查制度本身就存在功能不足的问题,而且在于针对司法解释进行审查所独有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积极回应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完善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制度框架下,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备案审查基本原则,确立个案救济中司法解释审查的制度渠道,进一步健全备案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