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图书整理活动的文体学意义——以刘向父子校书为中心

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汉代学人对日益繁富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校订、整理、归类。《七略》将上古以来的图籍置于刘向父子所梳理的学术思想源流脉络之中,构建了以宗经为主导的文献谱系,为后世“文本于经”等文体学思想建立了理论框架。《别录》《七略》展现了刘向父子对诸种典籍及艺术形式的性质、来源、名称之含义、文本之风格的认识,从中可找到后世“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文体学方法之雏形。《七略》对图书的归类、编次方法透露出潜在的文体观念,对部分“杂”类图书采用“以体序书”的方式进行整理和序次,可以看作分体别集的早期形式。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七略》书目的调整是集部观念形成的前奏。

中国史志目录研究综述(1949—2000年)

史志目录始创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它的价值在于记书籍之存佚,考学术之源流,可“备为政为学之参考”。随着史志目录编撰体例的不断完善,历代图书的编撰、传刻、聚散及学者们的品评等更多信息被著录其中,悠久而恢宏的古代图书事业与学术考据的发展历程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国关于史志目录的研究从未间断,该文检索并整理了1949—2000年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了解其研究特点与不足。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约出版研究专著19部,编撰或收录史志目录丛书11部,发表期刊论文185篇,相比20世纪前半叶,该时期的研究更加侧重对历代艺文志的考证订补,总的来说,路径更广,成果更加丰富,为后学的专精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古代学派史上的绝代奇峰——淮南王刘安与汉代“淮南学派”综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组成的"淮南学派",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著名学术群体。"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文、景、武时期酝酿形成、成熟发展、盛极而衰等三个阶段,其成因既有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勃兴、诸侯王国学术文化繁荣、以及淮南国都寿春的人文地理优势等客观因素,也有淮南王刘安的家世背景、才识习尚的主观因素,是二者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从《汉书·艺文志》着眼,"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几乎遍及汉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所有领域,并且都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与其同时代著名的吴、梁、楚、河间等藩国文化比较,刘安时期的淮南藩国文化,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黄老道学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其历史存在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艺文志》杂志与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

1931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东北文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本文以当时的大型文艺杂志《艺文志》为标本,钩沉其办刊方式、文学作品,借此揭示其构筑的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发展的状貌,并探讨强权挤压下文学独立的可能性。

《汉书·艺文志》中的“形法”及其在中国城乡规划设计史上的意义

《汉书·艺文志》中的"形法"是中国城乡规划设计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汉书·艺文志》所载形法类相地书涉及不同的地理尺度,但是都具有"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的共同特征,推测其实质内涵是不同尺度的地形地势都蕴含"井字"或"九宫"的空间格局。推测《汉书·艺文志》所载《宫宅地形》是关于方位制度之书,探讨宫宅地形的高下向背特征及其相应的吉凶含义,在当时的知识分类中,"数术"中的"形法"是构成城乡规划设计知识的重要方面。随着后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形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嬗变,城乡规划知识传统经历了重构的过程。

保存与破坏：关于扬州评话记录与整理的思考(英文)

受中共文艺政策和书面文学审美的影响,在扬州评话的记录和整理过程中,整理者们对一些不符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了删改,同时也对评话的一些语言进行了书面规范。评话的整理一方面保存了评话书目,扩大了评话的影响范围,也推动了评话的学术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它破坏了评话作为口头文学的特质,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采用更为多样的、更为科学的方法来记录整理评话,以保存评话书目,并为进一步研究评话提供更好的基础。

金代神庙舞台碑记

金代神庙演艺活动是中国古代庙宇妓乐新的发展阶段,其实质是"名为酬神,实为娱人"。它多为乐社承办,形式繁复多样。地方神庙虽不乏官府所置,但大多为民间集资营造,而神庙祈祝又多伴以盛大的集市贸易,从而使包括舞台演艺在内的庙会发挥出引聚人众的力量,这些活动刺激了神庙及其舞台的修建,并催生了一批神庙舞台碑记。神庙舞台的兴建适应了城乡大众的文化需求及通俗文艺的发展势头。一些士子为之撰碑鼓吹,开创了文人重视并参与民间通俗文艺活动的风气,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意义。

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和《毛诗》均有著录。通过对《三家诗》著录的考察,认为"故"和"传"分别为汉人不同的解《诗》经文的方式。又联系汉代人和清代人对"故"和"传"的解释,认为"故(故训)"是对《诗》经文属于文辞方面的解释;而"传"则是对《诗》经文属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就《毛诗》系统说,今所谓《毛传》,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故(故训)";今所谓《毛序》,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传"。以此出发,揭示出西汉《诗》(特别是《毛诗》)传本的状况,并对纷争不休的《毛诗序》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视角。

近3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远的进步。从研究总貌上看,此30年大致又可分为20世纪后20年的研究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可看出其演化之迹。在如此可喜的研究形势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尤其是《史记》《汉书》文学性比较研究专著的出现。

安康史志·艺文志的编撰体例及文化价值探析

艺文志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汇集着特定历史时段、地域空间的艺文成果及活动资料,体现着一个地域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及地域特征。整理和研究史志.艺文志,对于探究地域文化的历史生态,发掘地方文化资源,传承民族文化精神,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对安康艺文志的编撰体例及文化价值进行探析,自然就是安康当代文化建设的应有之意。

《汉书·艺文志》的诗观念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它在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成果——《七略》的基础上成书,反映了西汉后期的学术及文学思想。文章通过分析《汉志》中诗的著录及《六艺略》“《诗》类”小序、《诗赋略》总序的相关叙述,初步揭示了《汉志》诗赋有别、诗皆入乐可歌、诗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以及解诗应求其本义的诗学观。

钱大昕的《宋史》研究成就

清儒钱大昕的《宋史》研究,是其经史并重理念的重要体现。在"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的治史思想指导下,钱大昕对《宋史》做了大量的勘误和订补工作。同时,对于《宋史·艺文志》,钱大昕也是用力颇多。钱大昕在《宋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仍可为人们所吸收、借鉴。

“史志书目”编撰的传承与创新

历代正史里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与各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是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总结了增订本《江苏艺文志》在传承、范式、补辑上的三个特点,指出该书为读者提供了认识江苏有关市县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其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亦将为学界所重。

论亳州旧志中曹氏家族史料的特点和价值——以《亳州志·艺文志》为中心进行考察

《亳州志》作为亳州珍贵的地方文献,尤其是"艺文志"部分保存了许多与曹氏家族有关的人物传记、历史遗迹和文学作品,不仅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起到补史、证史的作用,对研究曹氏家族及相关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订误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武作成先生《〈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一书,共收《清史稿·艺文志》未收之清人著述一万余种,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源信息和检索途径,对于研究清人著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因各种原因偶有纰缪之处,如书名著录错误、作者姓名错讹等。该文指出其著录失当之处,以便使这部工具书更加准确完善。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集部著录订误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补清人艺文志之阙,但其据目录采目未经眼原书,难免讹误。谨对其集部之《庚寅漫录》、《阮亭论诗绝句》、《阮亭诗选》、《王阮亭诗初集合刻》等14种著述之作者、名称、版本进行考证。

汉代文体研究二题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对诗赋的分类,其义例与标准后人有种种之推测,但不论如何,它毕竟是对文体的一种直接分类,是人们对文体进行辨析的一个基础;它所使用的推本溯源的方法,亦对后世文体论的方法取向有深远的影响。《独断》从用语格式之程式规格来说明文类的特点,是从形态上明确论文体的开始,某种程度上说明作为语言体式规范的"文体"概念已经形成。

试析《明史·艺文志》专记一代著述的原因

《明史.艺文志》在编纂方式上,与以前的正史目录有着明显的区别,不是记一代藏书,而是专记一代著述。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当时没有可以依据的官藏书目;同时,明代官私藏书甚丰,要照顾到艺文志的内容与整部正史的平衡,也难以全部录入。这种编纂方式可从正史艺文志的编纂源流上找到依据,并且还有理论上的支持。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订误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一部大型古籍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源信息和检索途径,对于研究清代学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因各种原因偶有著录失当之处,如作者姓名错讹、版本信息错误、同一部书重复著录等。本文对这些讹谬之处作了相应订正。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兵家文献比较研究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两本重要著作,其"辨章学术,考证源流"的意义重大。比较两者在兵类文献的著录上的差别和变化,可以看出,兵类在数量和种类等方面有较大增长,但总体来说其发展的力度和受社会的重视程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