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学展评练”教学模式在听力课中的运用——以Module 3 Book 2 Music Listening&Vocabulary为例

高中英语听力教学在本就不被重视,曾又一度'叫改'的夹缝中发展,但毋庸置疑,听说读写,听在首位,听力教学在英语教学中是基础也是重要环节。然在实际听力教学中,一方面学生感觉索然无味,另一方面教师深感学生听力水平难以提升。基于此,采取确实可行且科学的教学方法改变听力的教学现状就显得十分迫切。恰逢其时,我校提出的'导学展评练'五步教学法是一个基于先进理念、易于操作的教学模式。我们英语教研组在反复研讨,课堂打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我们学科组的'导学展评练'五环节教学模式。

“十通”乐类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

“十通”是中国古代有关典章制度方面十部政书的统称,共计2714卷,因为都分门别类地搜集、梳理了各有关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清晰、连贯而又有层次,被视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资料渊薮。就音乐史料来看,“三通典”系列的“乐典”、“三通志”系列的“乐略”,记载了上古至乾隆中期的音乐发展线索,“四通考”系列中的“乐考”,则又着重考证了上古至清末宣统的音乐发展过程。作者选择“十通”中所载的乐类分类沿革做比较研究,探讨了乐类史料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对于建立我国历代音乐发展流变的基本认识应当有所助益。

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诗经》观论析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诗经》方面造诣深厚。他以“诚正”来定位《诗经》,认为其蕴有精理奥义、旨趣可绎。同时他对《诗经》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如“孔子删诗”“《诗》亡,《春秋》作”“二南之义”“郑声淫”等都提出了独特的认知。黄道周在诠释《诗经》上,汉宋交融、四家兼采,同时注重《诗经》的文学性,体现了晚明《诗经》学发展既综摄又创新的特点。

Towards Semiotics of Art in Record of Music

Record of Music,a classic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theories,has established an aesthetic model of"Wu gan",which offers a unique and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how feelings are sparked by things and artistic creations come into being thereafter.Being re-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Peircean semiotics,such a model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feeling and meaning generation of artistic semiosis,and could,therefore,provide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ve semiotics initiated by Charles S.Peirce.

数字音乐环境下“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检视与规制

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音乐产业呈现新业态,传统的音乐版权许可模式面临权利保护与传播效率冲突、价值失衡的困境。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无疑是回应产业期待,顺应数字音乐背景的制度,但依然饱受争议。从本土现实出发,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在产业实践的路径选择、促进文化多样性、利益平衡这三个方面体现出难以替代的正当性。在实践中,“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存在适用范围不明确、适用程序不完善、付酬规定过于僵化三个方面的问题。面对“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现实问题,应当明确适用范围、删除“但书”条款,确立自由协商的许可定价模式,回应数字音乐产业期待。

从“乐者乐也”谈《乐记》的接受美学思想

《乐记》除审美功能外更多被赋予本体以外的特殊内涵。儒家将“乐”与人的心性、社会发展密切相连,赋予“乐”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与社会教化功能,使其蕴涵了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并从文本、创作主体及读者之维提出了不同的审美要求与期待视野。作为音乐文本其形式应突显“和”与“简”的特性,其内容需符合“礼”与“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创作主体首先要“明道”,其次如“圣人”般具有至善至美的人格品质,人心和美才能创作出美妙的音乐;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应以“君子”为榜样,通过礼乐相济涵养性情,克制私欲,通达“乐者乐也”的精神审美之境,继而推己及人,实现对民众教化的目的,人心美善社会自然安定和谐,这也是《乐记》接受美学思想之根本所在。

《诗经·行露》与周初“乐舞教化”礼制

《诗经·行露》一诗,所谓表现周初“男女之讼”之说不准确,此诗当根据表演性的仪式舞蹈改写而成。周初有“召伯”之类的公卿大夫于仲春时节巡守“听讼”礼制,于仲春男女婚配时节,通过歌舞形式对男女青年“告诫”(教化),将彼时男女青年的婚姻纳入“礼”的轨道。诗中“谁谓雀无角”之雀,指“南方朱雀”之“角”,即称为“鹑首”的东井、舆鬼两星宿。歌舞者装扮成“鵻鸟”,是模拟天上的井、鬼两星,两星的星占特点关乎执法、牢狱等。这是周人以“神道设教”,对百姓进行“教化”的具体表现。诗中“谁谓鼠无牙”之“鼠”,在当时也是礼仪的象征。《行露》绝非所谓的民歌,其作者大约是周代的乐官或史官,作成于西周晚期或东周初期。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课堂构建——以音乐专业课堂为例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成为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引擎,大赛的重要环节——课堂教学实录是检验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关键。为更好地参加比赛,参赛课程应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将“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贯穿课程全过程,构建体现“高阶”“创新”的教学目标、“四新”建设的教学理念、“两性一度”的教学内容、“考核创新”的教学过程的实录课堂。

不同风格音乐的沉浸式录音混音制作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大型音乐作品演出中的观感质量提升路径,结合此类演出涉及多种不同风格音乐的现状,设计了沉浸式录音混音制作方案,并从传声器布置、录音模块设计、监控模块设计及混音制作流程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从实际评估效果来看,本次混音制作效果处于较优水平,可为后续工作提供借鉴。

晚明关学干城渭南史记事行实考

史记事,万历乙未进士,先后任山西介休、榆次知县,后升兵部主事、云南道御史,巡按湖广,官至光禄少卿。后因直言敢谏,触忌罢官。归乡后,史记事讲学里中,考订礼乐,设立义仓,倡作堤障,里人德之。史记事与长安冯从吾、凤翔张舜典等关中大儒相知相交,同为东林学人西北之巨擘。其居官关注民生,教养兼举;立朝不畏权贵,刚直敢言;退居教化一方,泽化乡里。故无论人格著述,史记事皆与关学学人品节相符,当为晚明之关学干城。

“五音”的数理体系与解乐模式

“五音”之序的调整与确定,基于“五音”的“数5-10-12”模式的调试与形成,既使得“五音”的数理体系得以确立,亦是早期中国音乐知识扩容的过程。三分损益法的先益后损、先损后益,分别得出了宫音居中、宫音居首的五音音高之序。将五音设定音数数值,以数值大小排列,皆以宫音为首。以宫为中心,月令系统中形成了“数5-10-12”模式,其模式既在数理上构成了等分结构,也在义理上构成了平衡效果,由此奠定了早期中国“算数事物”的基础。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清华简中两种乐书的文本复原与功能蠡测

清华简中两种战国写本的乐书,反映了传统五声体系在先秦时期的广泛应用。《五音图》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了以五声为基础的5组音名,应该是一种五弦乐器各弦如何发音的使用说明。《乐风》第一部分的17个双音名与第二部分对于位置关系的表达密切相关,有共同的规律可循。通过对比可知,“次下”“大下”“次上”“大上”分别表示“宫”“商”“徵”“羽”在五弦乐器上的弦位。《乐风》的第一部分记录的是编钟调准时需要达到的音高,第二部分则是在说明如何操作五弦乐器可以得出此音。《五音图》《乐风》两种乐书皆是对于类似曾侯乙墓所出“均钟”的五弦乐器的说明性文件。

周以诗乐化性

周以诗乐化性,实现了礼乐由崇德向治心的重大转变,注重通过乐歌对表演者、接受者实施多层次、多角度的礼乐教化,使人和敬、和顺、和亲,最终达到万民亲附,天下大治的效果。诗乐可以明心见性,使人感知自己情绪的变化,再实施积极的干预、调节与提升,培植百姓的善心,快速、大量养成人们和平、中庸、稳定的德性。周诗乐的表演者必须自觉优化情性,不断提升德性,以与歌诗相适用。周诗乐对接受者进行化性,实现深入、持久的教化功能,维护核心价值观。《周颂》化性以中和,《商颂》《齐颂》化性以勇义,培养君子之德,提倡君子之风,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大雅》铺张事业。《小雅》维系着君臣、兄弟、朋友间的和谐关系,弘扬忠信、孝友、廉耻等人伦价值。《乐记》将以风化性分为六种情况,好的风教化人民养成康乐、刚毅、肃静、慈爱的德性,差的风则使人民养成忧虑、淫乱的德性。周以诗乐化性,进而化俗,构建立体的教化体系,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近代“音乐书评”研究

书评,是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图书的出版宣传和学术价值评估的双重作用。中国近代的音乐书评,发端于民国初年的图书简介,学术性的音乐书评产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至1949年,累计产生了约130余篇“音乐书评”。中国近代音乐书评的主要类别有四:1.音乐图书的介绍与简评;2.音乐图书的学术性书评;3.音乐著述的他人序跋;4.外国音乐著述的译介和评论。中国近代音乐书评的学术价值在于:1.作为音乐图书的“次级文本”,可用于中国近代音乐史事的补正和纠偏;2.作为音乐学术语言,书评是近代音乐学术价值评估的言说媒介;3.音乐书评中的音乐思想和批判精神,具有接通古今的思想史价值。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苗蛮图》传世音乐画本演绎内容与歌舞分类研究

《苗蛮图》是源自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以及清代各类相关古代“五溪蛮”地区各民族民俗生活的图册总称,比较真实地描绘了该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音乐活动,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从目前已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苗蛮图》图文并茂,最多有86个文字条目,且人物图像清晰、线条轮廓明朗,其中载有音乐活动事象和民族乐器的图像条目共24幅(条),包括土家族的锣、苗族的芦笙、侗族的琵琶等乐器约15件。借助这些传世音乐画本,文章分别探讨了《苗蛮图》中音乐画本的内容、类型和特征。经过研究可以窥视到古代“五溪蛮”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嬗变的过程,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形态及音乐发展历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