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隐显身份论

司马迁具有史学家和“文化医生”的双重身份。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作为“文化医生”的司马迁,其所撰《史记》中蕴含的伦理实践经验对于突破当时西汉社会出现的儒道颉颃、士人失落等困境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当个体处在家族、社会、国家等不同立场,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发生冲突时,司马迁积极地以身示范,蕲向弥合二者之裂解处,从而完成了两种意识的相互定义,在自己与周围环境间建立了一种平衡。在此意义上,探究司马迁史学家身份下潜藏的“文化医生”的隐性身份,发掘《史记》留给人们的宝贵精神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周平王东迁的时与地再探

《史记》中有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之说,古今学者罕有异议,以至成为定论。但详细考察《史记》此说的史料来源,发现其本之于《秦记》,而后者仅记周幽王十一年幽王被杀,秦襄公被封为诸侯。至于周东徙洛邑事,虽在周幽王十一年之后,至于具体在何年,《秦记》并未明确。实际上,《史记》中的这一说法基于司马迁个人的推断,未有可靠资料凭据。根据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可知,平王东迁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一个过程:平王元年东迁的地点是成周,即考古所发现的韩旗成周;再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记载可知,平王三十三年之后又从韩旗成周迁至洛邑,即考古所发现的涧河王城。《史记》将这一过程笼统地说成平王元年东迁洛邑,并不准确。

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史记》三家注引书知识标注与计量分析初探

基于古籍文本知识挖掘和知识库构建、围绕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呈现等视角展开的计算人文探索,已逐渐成为古籍保护和研究利用的重要方向。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古籍引书研究能够为传统研究问题带来新思路与新技术,拓宽古籍研究视角,提供可靠数据支撑。本文以人工标注结合深度学习的方法,对《史记》三家注中的引书知识进行了标注研究,随后分别从分类视角和三家注对比的视角出发统计并呈现了引书和引用作者的分布规律。本研究以《史记》三家注为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古籍引书知识标注技术流程和框架,并将统计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引入了古籍引书研究,对于推动和完善《史记》研究和古籍引书研究均具有参考价值。

“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司马迁《史记》与先秦文化精神研究的典范之作——评王长顺教授的《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王长顺教授的《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全面融通思想史与文化史,重点探讨了司马迁与先秦士人的关系,研究视角新颖,学术视域宏阔,论证严密周详。其对先秦文化脉络的梳理,对司马迁多方面继承先秦文化的总结,对《史记》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的挖掘,有助于深入认识司马迁与《史记》的历史地位,也为推进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范式。

制造刘伯温: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民众心目中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事实上,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之一,在世时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且具备天文知识,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陪衬人选。基于此原因,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受三国文化影响,又融入了大量三国文化元素。此类历史书写模式,虽然使刘基迅速登上神坛,并为民众所接受,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经浙籍官员推波助澜,被官方有意制造的刘伯温形象通过小说、话本、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传播,使刘基历史地位陡升,但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却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民间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

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

阅读活动的群体差异在经典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的《史记》阅读可分三类群体进行讨论。一是明中后期的士子群体。文学复古风气,一方面使得士人将阅读视野扩展到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但另一方面,在阅读策略上却走向剽窃模拟、编排《史记》字句的泥潭。这种基于文章创作需求的阅读充满功利性与机械性色彩。二是清中后期的学者群体。此时流行的阅读方式是对归方评点的过录,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圈点处启发人意”的看法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证实,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日常阅读模式,彰显了其独特的阅读文化。三是明清才女群体。明末以来的女性观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女性之“才”被肯定,女性教育受到重视。才女的阅读视野冲破女子教书的限制而遍及经史,其中对于《史记》等史书的阅读兴趣引人注目,既激发了女性创作的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更能体会回归阅读本身的乐趣。

《史记》凡例与新文本生产

《史记》版本众多,文本形态复杂,在新文本生产过程中,编刊者的新文本意识、编纂意图与时代风潮不同,使得《史记》凡例内容、位置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记》新文本的每次变化往往都有凡例可寻,在凡例形态正式确立之前,它的功能通常被书序、序例、史例、义例等形式承担。唐宋明诸本《史记》凡例体式日渐成熟,以“副文本”形态独立呈现,但凡例编纂宗旨与阅读指南的作用却始终存在。诸多《史记》凡例揭橥不同文本形态的《史记》新文本发展路径,同时也为《史记》的版本鉴定与源流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论元散曲对《史记》项羽形象之接受

《史记·项羽本纪》塑造了项羽这一极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英雄形象,为后世项羽形象之接受提供了历史基础。至元代散曲家笔下,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显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颠覆性重塑,表现出一种普遍而消极反抗的基调。这种迥异于前代的艺术基调与文学接受,是王朝统治者带来的文化冲击、政治变迁带来的个人价值的虚空、科举之路的中断带来的传统信仰的失落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促成的。个人价值的虚空使得元代文人走向历史虚无,进而否认俗世价值观,隐逸成为元代文人寻求自我价值重建的精神家园。

跨媒体叙事视角下古籍的大众化出版现状与优化策略探究———以《史记》为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古籍出版行业的大众化传播与媒体融合趋势日益显著。从跨媒体叙事的角度出发,将《史记》作为具体分析对象,来考察目前古籍大众化出版的主要形式及其特征,分析其在媒体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我国古籍的大众化出版提出优化策略。

司马迁的战争观(一)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和军队问题有系统而独到的理性认识。他的战争观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对战争起源、战争定义、战争性质及民族战争等有深刻的见解。司马迁的战争观直到今天仍有其闪光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司马迁的战争观(二)

司马迁虽然不是纯粹的军事理论家;但他在对先秦军事思想充分吸纳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了独到的战争观。司马迁对战争人才、作战指导原则及战争目的也有自己的认识。司马迁的战争观涉及战争观的基本方面的同时,在理论性与系统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它通达而富有智慧,具有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

《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刍议

古今中外的《史记》文学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如何进行有效的整理,为理论研究和"史记学"的发展提供依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20世纪以来,学界在《史记》文学资料索引、汇集评论、典籍整理、书目解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学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亟需对中外《史记》文学资料进行更全面的综合整理,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形成系统的中外《史记》文学研究史,为《史记》研究走向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

长期以来,古小说《燕丹子》的成书年代一直令学界感到困惑并不断引发争议,由此牵涉到《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定位等相关问题。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秦、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假托史事讽喻建平王景素的拟作,其写作时间当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至于此事不为世人知晓,主要是因为江淹碍于现实因素有意隐瞒了自己的作者身份,从而导致了一千五百年来《燕丹子》成书之谜。

日本文学中子路形象的变异与《史记》

日本文学尤其是近世和近代日本文学中,孔子的大弟子子路的形象较为引人注目。如松尾芭蕉、《太平记》和井上靖等,这些作家作品笔下的子路保持了中国历史典籍里的原貌,但是中岛敦的小说《弟子》中的子路却突显出其在日本文学圈里的变异特色。这种变异不仅根源于作家本身和当时社会的动荡,还与《史记》有着密切的文学关系,解明这一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岛敦文学的时代和历史因素,同时对把握日本文学的性质也会有些许启示作用。

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历史学是属于政治性的学问,其功用就是政治教化与鉴戒。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杰出人物的活动。但是人并不能完全主宰历史,人在活动中必须遵守其规律,必须考虑时势、经济、仁智与传统等因素,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处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淘汰。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其形式有文献、考察与口述等,其范畴为"天人""古今"与"始终";衡量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司马迁以仁义为核心价值,其研究方法主要展现在历史类比、文明史观和理论分析三个方面。在史料编纂方面,遵循宗法政治、仁义与智慧的编纂原则,采用"述而不作""雅驯"和"论其轶事"的编纂方法。凡是有专著传世的学者,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史家的伟大是基于论著中历史规律的揭示,从而指导人们的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行为。整体上看,《史记》具有官方史学藩篱中的社会史学性质。

华兹生英译《史记》之翻译规范查究

翻译是受到规范制约的社会文化活动,译文是目的语文化的产物。华兹生《史记》英译本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文化对译者行为的种种制约,包括对文本选择、译文体例、翻译策略、翻译方法、遣词造句等的制约,研究发现在目的语中受欢迎的译本当数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模式和期待视野的文本。

从卫青形象看司马迁的信史精神

后人对《史记》的误读多认为司马迁对飞将军李广满怀敬仰,对外戚卫青心怀不满。仔细研读《史记》不难发现,司马迁不仅没有因他们的出身而有所区别,反而为我们精心刻画了大将军卫青的形象,对他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描写;相反对李广的狭隘心理却有所微词,这正是司马迁信史精神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