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长城屯兵堡的选址空间逻辑诠释

屯兵堡是金代长城军事聚落中规模中等的军堡,因其凸显女真民族特征的复合功能,以其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四路屯兵堡的选址空间异同。结果表明:东北路屯兵堡扼守山谷、控制交通,平原腹地、河堡相依;临潢路屯兵堡以谷中盆地、倚山临水,沙漠荒原、城壕相互为主要选址特征;西北路居于山谷、控制交通,沙漠丘陵、据守河口;西南路以丘陵盆地、堡立河边,平原腹地,双向防守为特色。受自然环境、民族分布、防御重心的影响,四路屯兵堡的选址空间与布局空间表现出相似性与异质性。通过诠释金代长城屯兵堡的选址空间逻辑,探究其背后的影响机制,进而为金代长城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提供参考。

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青莲寺金代碑刻书风浅析

青莲寺内现存金代碑刻楷书6方、行书3方,草书1方,共计10方。以《硖石山福严院重修佛殿记》《硖石山福岩禅院记》为例,与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传世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书风受苏轼、颜真卿等人影响较深,并据此对碑群书风成因进行了探究。

金代医家张子和医学地位变迁与攻邪论学术史研究

金代医家张子和,精通汗、吐、下三法,开创攻邪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张子和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并称为中医“金元四大家”。实际上,在历代有关中医“四大家”的历史书写演变历程中,张子和的医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医学地位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医家地位变化脉络可概括为:医名盛于金元,淡于明清,名归于近代。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自明代以及降,攻邪论逐渐淡出中医主流学术范畴,其学术传承脉络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到了近现代,尽管张子和的医家地位重新回归中医“金元四大家”之列,但是攻邪论实际影响力仍旧式微。

朱丹溪传说中的弃儒从医现象研究

弃儒从医现象在我国古代并不少见,尤其是到了元代,这种现象愈发多见。元末“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就是弃儒从医,关于朱丹溪的传说甚多,主要记载于传记、医案、碑刻和文人文集,民众口头讲述也多,迄今不绝。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发现,朱丹溪弃儒从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元代社会对儒生的需求减少,对医家的需求不断提升,儒生入仕无门,从医成为他们的谋生手段。儒生与医家的仁爱之心原本相通,亲人罹病不愈、对庸医固方的憎厌则成为朱丹溪走上从医道路的直接原因。儒生从医有利于中医的理论总结和医术提升,对中医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浅谈金元四大家论便秘

目的:探讨金元四大家论治便秘的学术思想。方法:对与金元四大家论治便秘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结果:刘完素、张从正认为便秘其病属燥,治疗上刘完素主张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而张从正则创立药治加食疗的方法;李东垣、朱丹溪认为是肾阴亏耗,津液亏少,肠中干燥而致便秘,李东垣提出了以辛润之,以苦泄之,阳结散之,阴结温之的治疗方法;朱丹溪则总结了前人经验,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结论:金元四大家对便秘的认识各有特点,治疗也日趋完善,值得学习和借鉴。

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的固化与易代模式

士大夫群体历经数百年的成长壮大,至魏晋时期演变为士族阶层。魏晋之际政治云谲波诡的背后,则是士族阶层的日渐强大与稳定发展。西晋初年,将相大臣出身大族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不是曹魏权贵,就是魏臣子孙,朝代更迭和阶层固化看似矛盾,却完美兼容于中古时期。作为代价最小的易代模式,禅让最符合士族阶层持续发展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沉淀成精英人群普遍认同的政治精神。易代模式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士族群体的稳定发展,禅让思想的日渐成熟,以及禅让模式的轮番上演,三位一体,共同开启士族社会的门户。

论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

金元之际的庙学碑记文以其特定内容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特殊文化心理特征 ,包括乱世烙印 ,通过对学政、学风的追忆而曲折流露出的故国之思以及对新朝文治的极大期许等。同时 ,这些庙学碑记文的地域分布还有助于印证元初北方以平阳、真定、东平三地为支点所构筑的文化布局 ;

金元四大家论消渴之因机理论框架

以"金元四大家"的医书资料为主要依据,分别对4位名医认识消渴病因病机的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4人理解消渴病的病因包括:阴血衰虚,燥热过甚;三消当从火断;生活无制,相火妄动;脾胃气血津液不足等。病机包括:燥热郁甚,津液不散;三焦受火,始得三消;相火上炎,消于三焦;脾胃不足,血中伏火等。初步形成了其对消渴病因机理论认识的基本框架。

东晋的“五马”与谯王

东晋的宗室主要为"五马"与谯王,他们南渡除战乱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都处于东海王越权力体系的外围。尤其是琅邪王睿迁镇建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东海王越将他边缘化的结果。东晋皇帝多依靠宗王来对抗门阀,宗王势力的消长与当权门阀的兴衰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

金元四大家论治厥证

金元四大家论治厥证各具特色,刘完素侧重于论治真热假寒的阳厥证,提出病热甚则厥,主张以寒药养阴退阳治厥;张从正侧重于论治因实邪所致的厥证,善用涌吐攻邪,兼以温补治疗;李东垣从脾胃内伤角度论治厥证,治以益气健脾,升阳散火,补充了仲景外感致厥的论述;朱丹溪集众家之所长,总结厥证以气虚为主,内伤杂病及感受外邪均可致厥,治疗上以“气、血、痰、郁”为辨证纲领,因证施治。四大医家论治厥证均是在继承《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共同促进完善了厥证的辨证论治。

中医学史上的学派争鸣——以金元“王道”与“霸道”为例

中医发展历史中,出现了繁多的学派.至金元时代,医学学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金元四大家.而四大家又因思想不同而分为"霸道"与"王道",分析这两个派别的异同,探讨医学派别之争对医学发展的有益启示.

两汉魏晋天象记录统计分析

自西汉开始,天象被大量、系统地记载于史书。两汉魏晋期间,数量逐渐增多,种类逐渐齐全。全面统计分析了这一时期天象记录的文献来源、天象类型和时间分布。在这625年中,共记录天象1 581条,其中包括日月食236、月行星位置782、其他563。几乎所有记录都来自官史天文等志和本纪。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金朝礼部设立考论

礼部是金朝中央官署中的重要部门,礼部设立是金朝前期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史籍中出现的金朝前期礼部尚书及礼部侍郎官员考证分析,我们认为金朝礼部最早设立于太宗天会七年。金朝礼部之设立一方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即金朝前期政治、经济等多重影响,另一方面亦受到中原文化及礼制建设的影响。

方志中的金诗拾遗

本文从方志辑得金代43人73首诗,为《中州集》、《全金诗增补中州集》、新编《全金诗》等失收。

论金长城的整体空间布局与京都位置的关系

作为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长城的整体空间布局不仅受到边疆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且与京都的地理位置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通过对金京都变迁与长城整体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展现了两者之间的连动关系,还原了金长城规划之初衷。

东晋大一统规制下的关系性权力及其逆向操纵——以东晋门阀政治的内向性及慕容氏的运作策略为中心

东晋虽偏安江左,但以大一统为规制。慕容氏的政权建构充分证明了东晋在大一统规制下所拥有的关系性权力。无论是其将军府、平州刺史(牧)府,还是燕王国,均有赖于东晋的“器与名”。然而,东晋的关系性权力因门阀政治的内向性而未能得到充分运用。当慕容氏利用门阀政治的结构性矛盾逆向运作关系性权力以达成自身目的后,其对东晋的依赖性便逐步降低。慕容儁称帝不仅终结了与东晋的权力关系,而且成为东晋正朔的直接挑战者。

宇文虚中疑案史书记载异同及其背景述论

关于"虚中之死",金源、南宋史书有关资料的出处记载颇异,并持有两说。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宋金的某种对立隔阂及关系的隐微,对史书记载特定背景的阐述,也在于使氛围之中的人物不明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