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

阅读活动的群体差异在经典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的《史记》阅读可分三类群体进行讨论。一是明中后期的士子群体。文学复古风气,一方面使得士人将阅读视野扩展到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但另一方面,在阅读策略上却走向剽窃模拟、编排《史记》字句的泥潭。这种基于文章创作需求的阅读充满功利性与机械性色彩。二是清中后期的学者群体。此时流行的阅读方式是对归方评点的过录,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圈点处启发人意”的看法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证实,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日常阅读模式,彰显了其独特的阅读文化。三是明清才女群体。明末以来的女性观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女性之“才”被肯定,女性教育受到重视。才女的阅读视野冲破女子教书的限制而遍及经史,其中对于《史记》等史书的阅读兴趣引人注目,既激发了女性创作的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更能体会回归阅读本身的乐趣。

《史记》凡例与新文本生产

《史记》版本众多,文本形态复杂,在新文本生产过程中,编刊者的新文本意识、编纂意图与时代风潮不同,使得《史记》凡例内容、位置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记》新文本的每次变化往往都有凡例可寻,在凡例形态正式确立之前,它的功能通常被书序、序例、史例、义例等形式承担。唐宋明诸本《史记》凡例体式日渐成熟,以“副文本”形态独立呈现,但凡例编纂宗旨与阅读指南的作用却始终存在。诸多《史记》凡例揭橥不同文本形态的《史记》新文本发展路径,同时也为《史记》的版本鉴定与源流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古典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性言说——评张新科先生新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

张新科先生新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对于史传作品的代表作品《史记》文学经典化作了理论性探讨,其“文学经典本质说”“建构路径多样说”“读者主体能动说”,是“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化”的理论框架,使该论著成为研究“史传典籍何以文学经典化”的开先河之作,是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建构理论性言说的典范。

《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的“九国”辨析

九国,指汉高祖末年的刘氏九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列举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长沙国,属异姓王,实际同姓王只有八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文高祖十二年栏,记载楚、齐、吴、淮南、燕、赵、梁、淮阳、代、长沙十国,除去吴氏长沙国,是为刘氏九国,可知序文遗漏了淮阳国。《汉书·诸侯王表》序文承讹袭谬仍然遗漏淮阳国,正文亦未为淮阳国立专栏,掩盖了淮阳国。据上述可知,《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应补淮阳,以符刘氏九国之数。

《史记》华兹生英译本之翻译美学视角探析

《史记》作为中国传统典籍之一,蕴含着隽永的古韵美学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史记》华兹生英译本为例,借助刘宓庆教授的现代翻译美学理论,分别从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对其翻译美学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由于汉英语言隶属于不同的语种,汉英转换过程中无法做到美学效果的完全传递;但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可以在充分理解把握原文音韵、词汇、句段、情感与意象的基础上,诉诸多种翻译策略来传递原文审美内涵,让外国读者感受到中国典籍古韵之美和中华传统文化之魅,从而助力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走向海外。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史记》之《礼》《乐》二书来源问题论衡

学界关于《史记》中《礼书》与《乐书》的来源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是认为两书有录无书;二是认为两书皆书亡序存,今文是后人补作;三是认为两书皆为司马迁草创未就之文。在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书》与《乐书》在司马迁草创之时皆已成书,两书的序文皆是司马迁原笔;结合褚少孙的学术背景及补书风格,可知两书绝非褚少孙所补;今存的《礼》《乐》两书之正文应为同一人所补,且内容或许是根据司马迁整理的文献资料残稿摘抄而来,而这位补书之人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

《史记》中的水战及其启示

《史记》秉承《左传》的传统,也写了无数次的大小战争,无论叙事与描写皆有其特色,然以陆战为主,至于水战虽然不多,亦有可圈之处。《史记》中关于水军的记载对于古代战争的研究具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且对其中水战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古代舟师及兵器的状况,更对今日走向深蓝有着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在东海、南海领域争端渐现,我国开始重视海洋问题,这也带动了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水军研究的重视。

《史记》所载周霸事迹考

关于周霸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其中《孝武本纪》《封禅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儒林列传》等篇章均简略记载了周霸这一人物和其相关事迹。此后,史书对周霸的记载均沿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并无增补,以至于周霸其人其事在后世多有未明之处。现遍考《史记》等文献,钩稽分析现存史料,从周霸的仕宦经历、交游情况和学术成就三方面加以论述,以期摸索出周霸相对完整和真实的生平事迹。

中国古代文学中《史记》历史意识嬗变轨迹探究

全面分析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轨迹后发现,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四要素在其中此消彼长,不同时期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先秦历史叙事态度的变化,表现在其经学性和史学性特点比较突出,《史记》的文学素养、史学意识、哲学精神和经学意义具有较强的自觉化、核心化和边缘化特征,也预示着一个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同时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兴坏之理——《史记》思想意义的重新解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既坚持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如实记叙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朝代兴亡的历史事迹,又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使《史记》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界儒学天命化、王道神学化特征的重要实证。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过《尚书》《春秋》,曾被丞相公孙弘征为五经博士弟子。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下,儒家仁政思想及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其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承载着父亲(司马谈)的嘱托,背负着宫刑的屈辱,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榜样撰写《史记》,力图在古今之变的描写中寓含褒贬,总结“成败兴坏之理”,揭示仁政是符合天意、得到神佑的“王道”,使“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他开拓了纪传与书表互补共生的写作体例,奠定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地位,为后来官史修史所效法。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汉魏六朝诗歌对《史记》实录精神的取法

《史记》的实录精神不仅是良史之德,也是难能可贵的诗学传统。《史记》的实录精神呈现出有别于《诗经》和汉乐府的三个特点:批判政治生活的倾斜性,反映时代民生的宏观性,揭露社会问题的自觉性。《史记》的实录精神深刻影响了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汉魏六朝诸多反映时事民生的直笔之诗,慨叹历史现实的曲笔之作,揭露社会问题的诗史之笔,都是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取法。

论《史记》的舆论意识及书写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突出民间舆论话语和人物制造、引导舆论的情节。民间舆论话语表现为各种风谣传说和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人为舆论制造包括历史人物对自己的舆论包装及其通过舆论引导充当政治领袖,影响历史进程等情节。蕴含其中的舆论意识及其书写不仅在表现社会风貌、饱满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完整着历史叙事,还凸显着广阔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力量,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求索。以社会舆论视角观照《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监督问题,可充分体认史迁的“良史”精神。

《史记》人格遗韵与魏晋南北朝游侠诗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展现的人格精神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崛起与繁荣。复仇、报国、市井是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三大主题:复仇游侠诗通过对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的描写,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报国游侠诗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促成游侠由报恩到报国的思想转变;市井游侠诗在斗鸡走狗的生活中赋予游侠潇洒不拘的个性特征。

基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史记》中外译本比较——以杨宪益、戴乃迭和华兹生的英译本为例

运用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笔者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本进行了描述性比较研究。分析身处不同社会背景的两组译者在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影响下,在文本选择、翻译倾向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差异,并探讨了这些差异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翻译规范对两组译者的翻译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导致了两个译本的文本差异;本研究为理解翻译规范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历史记忆中的秦始皇——《史记》《资治通鉴》秦始皇书写比较研究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关于秦始皇的书写是司马迁、司马光历史记忆文本化的表现。将二书秦始皇书写进行对读,通过司马光关于秦始皇记忆的有意重构,可以发现政治立场上司马迁“六家兼容”与司马光“儒家主导”的差别。进入二书文本内部,司马迁采撷不同主体、不同物质形态的历史记忆建构文本,形成“复调”,司马光删削修润,叙事走向“独白”,其背后是书写目的上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与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差异。最终二书也呈现出“功过兼存”和“罪莫大焉”两种不同的秦始皇形象,这与睡虎地秦简、北大竹简等出土文献中的始皇形象又不相同。将文本作为一种书写下的记忆探讨,历史记忆在不同的书写立场中会被重新建构,在不同著述目的统摄下会被再次阐释,具有多元性、存在性、历史性的特点。此一视角的选择有助于打破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的思维,对理解两司马的始皇书写差异、历史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大有裨益。

《史记》《汉书》之董仲舒书写析较

《史记》《汉书》皆记述董仲舒之生平及成就,《史记》将之置于《儒林列传》中,《汉书》则为之单独立传。《史记》所载稍简,共六项;《汉书》则颇详细,增减为八项,较诸《史记》,所增项目虽然有限,但篇幅则多达二十余倍。究其原因,一是《史记》《汉书》虽皆为正史,但两者由于所记起讫之年代,以及是否获得官方认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二是司马迁、班固两人对董仲舒之学的了解及影响程度不同。两人或导其源,或浚其流,皆对表彰董仲舒之学及其对儒学的贡献卓有功绩。

《史記》點校辨正三則

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集解引馬融注“流行無城郭常居”,當是“(流,)流行。無城郭常居”之誤,或“流,行。無城郭常居”之誤;“明居民之法也”,當是“《明居》,民之法也”之誤;“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當是“金之性從人〔火〕而更,可銷鑠”之誤。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