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抵达的民间——论《红旗歌谣》的抒情主体性问题

在"大跃进"时期,特定权力意志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其对民歌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使得五四时期对民间歌谣天籁价值的学理研究,在《红旗歌谣》这本被称为"诗三百"的诗集中纯粹凸现为政治运作,由此造成了民间歌谣的本体偏离。《红旗歌谣》中,"民间"的意味丧失殆尽,从而导致了在此基础上的"民间想象"所表达的"大我"抒情主体性的虚幻。

《红旗歌谣》的修辞与元文化

元文化是文学的元元语言,制约着文学文本的生产,《红旗歌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当时元文化的样本。《红旗歌谣》是政治运动的产物,也是主流元文化的产物。它的主要修辞风格包括拒绝象征和隐喻的直白表达、大量使用夸张、农民式的幽默、大量借用民歌体裁等,而这些都与元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红旗歌谣》"党、农、工、兵"的歌颂主题以及诗中的劳动与爱情都处于元文化制约之下,反映了时代的诉求与处于其中的人们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