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政策缴费率与企业实际参保状况——以养老保险为例

我国“五险一金”的总费用占到了企业职工工资的40%,五险一金费率长期居高不下使得我国企业正面临巨大挑战。本文首次结合2004—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与2007—2011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描述了我国企业社保的实际遵从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面对较高的政策缴费率,大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逃避社保缴费;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对企业的社保执行力度,使得企业社保遵从度明显提高,并且更大程度上提升了原来社保遵从度较低企业的参保程度。本文为实施精准有效的社保降费政策提供了更可靠的经验证据。

现收现付制、降低缴费率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资料,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缴费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仍为现收现付模式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缴费率变化对个人储蓄率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对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个人储蓄率和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当前养老保险制度通过降低缴费率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降低缴费率有利于经济增长。

费率降低背景下失业保险保障水平的确定——基于基金平衡的视角

2015年2月,国务院将失业保险费率从3%降为2%,费率降低的主要动因是基金累计结余过多。通过构建失业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基于费率降低背景和基金收支平衡视角对2015—2035年间的失业保险保障水平进行测算,并将计算结果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发现:当前我国的失业保险保障水平过低,长期下去会出现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过多。建议:提高失业保险金给付标准,至少要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75%-110%;失业保险金给付标准应同个人工资挂钩;强化失业保险的失业预防和再就业功能;建立健全失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就业救助等相关配套制度。

基于经济发展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缴费率变迁研究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为新加坡国民提供住房、医疗、养老、教育与投资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基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缴费率从建立开始60多年来的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得出:新加坡公积金缴费率的变迁尽管受政治、社会、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但新加坡公积金缴交率的变迁始终基于经济的发展,公积金缴费率的变化率和GDP增长率有很显著的正相关。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缴费率的变迁研究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缴费率政策的制定、社保缴费率政策的动态调整、社保缴费的征收、社会保障水平如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等,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可行性分析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低企业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是其重要举措之一。目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企业承担的费率较高,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研究发现,虽然制度规定企业承担的名义费率偏高,但其实际缴费率并不高,大约为10%～15%。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制度健康运行,从费率改革的简化性、平稳性和公平性出发,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费率应降为12%较为合适。这样,不仅可以保证降费不减制度收入、降费不减职工待遇的基本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可以形成企业成本降低的长效机制。

促就业与稳增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6—202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并分解了政策缴费率下调的宏观就业与产出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政策缴费率下调的激励效应和配置效应是促进宏观就业与产出增长的两个重要机制。实证分析表明,2019年政策缴费率下调显著促进宏观就业增长约5.1%,宏观产出增长约11.4%,并且宏观就业与产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配置效应。对微观企业的行为分析表明,政策缴费率下调显著降低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和劳动力成本,同时提升员工工资,促进企业雇佣和产出规模的扩张。进一步分析表明,缴费率下调的宏观经济效应在行业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在制造业和中东部地区的激励效应和配置效应同时显著。最后,缴费率下调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2.4%,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地区—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

社保缴费率下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2012年浙江省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基础,利用双重差分法对该事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保缴费率的下调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该结果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同时,机制检验表明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员工薪酬结构、提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来实现。此外,我们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提升效应对于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更为显著。这意味着政府的减税降费政策不仅可以提升企业产出,对于保民生、促消费、稳就业、助力企业转型升级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保缴费与企业创新:基于降费改革的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探讨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阶段性降低社保缴费负担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保缴费负担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无形资产占比,促进了企业创新;(2)机制分析表明,社保缴费负担下降的收入效应比较显著,而替代效应十分微弱,从整体上看社保缴费负担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3)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低费率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小企业相比,社保缴费负担下降显著促进了高费率地区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小企业的创新;(4)通过比较2016和2019年的降费改革政策实施效果发现,2019年的降费幅度更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本文识别出了社保缴费负担变化与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及机制,有助于政府进一步优化社保降费改革政策与促进企业创新。

宏观政策、服务业占比与劳动收入份额

金融和财税等宏观政策的效果具有产业异质性效应,这些宏观政策不仅影响经济增长,更会通过产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本文首先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财政政策的生产要素价格渠道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服务业占比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对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提出理论假说。将利率政策和社保缴费率政策作为代表性宏观调控政策应用于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法研究后发现:降低利率对于服务业占比具有负向影响,而降低社保缴费率则显著提升了服务业占比;降低利率使得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降低,而降低社保缴费率则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资本劳动比(资本深化程度)是政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降息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资本劳动比,而降低社保缴费率则呈现出相反的效果;异质性研究表明在东部地区降低利率和社保缴费率对服务业占比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最为明显。在我国服务业占比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经济的情况下,本文为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基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保基金收支压力不断增大,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是填补社保基金缺口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社保缴费遵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即柔性税收征管促进企业合规地缴纳社保费。进一步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会增加企业的媒体关注度,从而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此外,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社保缴费遵从的提升效应在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因此,需要深化纳税信用体系建设,为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大对企业社保逃费行为的监管力度,规范企业社保缴费行为;充分发挥税务机关的信息和征管优势,推进税费共治联动;持续推进社保降费政策,关注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

社会保险缴费率、参保概率与缴费水平——对职工和企业逃避费行为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险缴费率对职工和企业逃避社会保险缴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较高的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下:企业参保概率显著降低,但职工参保概率不受影响;法定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的差距显著扩大,即参保职工和参保企业的缴费水平降低了;高教育水平、高职位、高龄和国有集体经济的职工,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其逃避费倾向更强;在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企业的逃避费行为更严重。

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

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成为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系统评估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社保缴费率政策。已有研究大多关注高社保缴费率的经济社会影响,而非缴费率下调的效应。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浙江省各地区2012年的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创新性地考察了社保降费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行为的影响。本文稳健地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并且提高了企业社保总缴费支出,这意味着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实现了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的双赢;另一方面,降低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并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明显,这意味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的情景下,社保降费的确实现了稳就业、增信心的预期。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缴费与就业角度深入理解当前新一轮全国层面的社保缴费率下降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与社保基金收入的关系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就需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适时适当地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才能降低企业的逃缴率,有利于释放大量企业的潜能与活力,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参保率,有利于加快推进全国基础养老金统筹。该文依据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弗尔(Arthur B Laffer)的"拉弗尔曲线",分析了社会保险费率与社保基金收入的关系,从最优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参保率的大幅提高、缴费工资基数的纵向增长、缴费工资基数的横向调整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社会保险缴费率的降低并不会导致社保基金收入的下降。最后该文提出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路径选择,以及提高社保基金收入的配套政策选择。

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研究

鉴于当前社会保险名义缴费率已无提高空间,在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下,通过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提高征收率,从而弥合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由于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流程与个人所得税高度一致,地税机关作为专门征收机构具有组织、信息、服务、执法等方面的优势,由其全责征收社会保险费,能够在提高征收率的同时,降低行政成本和遵从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险制度完善,也能为降低名义费率创造条件。从国际上看,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也是被普遍认可的发展趋势。以地税机关全责征收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的征收体系应该成为下一步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方向。

调整社保缴费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分析

社保缴费率的变化会改变居民预期,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基于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分析调整社保缴费率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不论是提高现收现付制还是提高基金制下的缴费率都会降低家庭的储蓄意愿;2)提高现收现付制下的缴费率可同时扩大家庭在年轻和老年时的消费水平,但仅在个人养老金账户收益率高于市场利率时,提高基金制缴费率才会扩大家庭两期的消费;3)在缴费率给定的情况下,个人账户收益率与市场利率的差距越大,家庭的储蓄意愿就越小。因此,当前政府在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应提高对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的管理水平,优化投资组合,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提高养老金账户的收益率。

社保降费如何惠企利民:分担机制与缴费归宿

减税降费的收益在企业和劳动者间如何分配是评价相关政策效果的重要视角,其蕴含的税收归宿问题也是公共经济学长期关注的核心命题。本文利用中国各地区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差异,首次估计了中国社保降费的收益分享。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社保缴费归宿表达为一系列可估计的充分统计量,分解产品市场价格渠道和要素市场工资渠道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劳动者获得了社保降费的主要收益,且价格渠道在福利改善中占主要地位。本文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双重视角下考察了社保降费效果,有助于深入认识减税降费惠企利民的经济效应和机制。

国资划转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降费空间影响的研究

基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精算平衡原理,本文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模型,探讨国资划转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降费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国资划转能为养老保险提供降费空间;但当前国资划转比例为养老保险提供的降费空间十分有限;若加大国资划转比例,养老保险降费空间可以提升。进一步研究改变缴费基数对国资划转为养老保险贡献的缴费空间的影响,发现缴费基数增加后,企业平衡缴费率降低,国资划转为养老保险降费率提供的空间减小。本文建议通过提高国有资产划转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的比例、进行养老保险征管体制改革以做实缴费基数,从而改革和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严征缴能否降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率?

自2019年起,我国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该方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核心在于社会保险缴费的费基与费率问题。本文通过精算方法模拟测算了该政策实施后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最低制度缴费率,探究夯实费基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下调空间。研究结果显示:夯实费基为降低制度缴费率提供了条件,有助于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夯实费基对制度缴费率下调具有边际递减效应。本文建议国家应出台税务部门统一征费的配套措施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同时利用这一契机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深层问题。

累退社会保险缴费率、流动性约束与低收入家庭消费

中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的规定使个人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呈现累退性:职工收入越低,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越高。这一特征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抑制了社会保障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并扩大了消费不平等。本文建立了一个消费增长分解框架,基于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改革背景,从广延边界和集约边界两个角度,定量考察了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降,在广延边界上,带来了社会保险覆盖率的上升,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使家庭消费增加1.39个百分点;在集约边界上,使低收入家庭的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下降了约3.13—5.34个百分点,增加了其可支配收入,使家庭消费增加0.79—1.19个百分点。总体看,《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提高了整体家庭消费2.18—2.58个百分点,并使低收入家庭与中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差距下降了3.41—4.79个百分点。本文从家庭消费视角补充了社会保险降费政策的研究,表明减税降费在扩内需和促消费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保险缴费率下调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降低社会保险名义缴费率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降低社会保险名义缴费率能否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以企业创新程度为切入点,基于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衡量企业创新程度,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降低社会保险名义缴费率对企业创新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险名义缴费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企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上升6.22个百分点。在影响机制方面,降低社会保险名义缴费率能够通过降低人均劳动力成本来促进企业创新。同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低名义缴费率地区、东部及西部地区以及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降低社会保险名义缴费率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程度。基于上述结论,在以"促创新"为目标的背景下,应适当降低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