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以改革试点推动全局财税体制改革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之前的改革,这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应以改革试点为先导,这既可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探索最优改革路径,又可以降低改革风险。本文总结了需要改革且适合试点的领域:税收分享体系改革试点、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改革试点、分类转移支付改革试点、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试点、横向政府间事权合作改革试点、预算编制改革试点、预算透明公开改革试点、地方债改革试点。这些均涉及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财税领域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因而可以通过试点探索全局性改革方案。同时,改革试点应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确定各方参与和协调,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行政主导,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探索权,共同促进财税体制改革。

全面预算一体化背景下政府会计课程教学研究

预算管理一体化是将预算的申报、调整、批复、执行以及会计核算、绩效管理、政府采购等业务统一到同一业务系统下。在全面预算一体化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也是预算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其会计核算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在政府会计课程理论教学中,要紧紧围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实务,对教学方法进行反思和相应调整,以提升政府会计课程的适用性,实现数智型、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目标。

环评体制改革的央地逻辑——基于合法性与效率的二元视角

早期环评改革中,以实现法制统一和矫正地方执行偏差为目标的央地逻辑无法解释“放管服”背景下环评改革的效率转向,基于政策实验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使得央地互动在传统“集权-分权”路径之外呈现差异化和选择性特征。理论上须寻求综合性框架以解释央地逻辑的转换,规范上须寻求央地关系的稳态结构,纾解改革与法治的内在张力。研究构建了“合法性-效率”二元维度的分析框架,着眼于环评“放管服”改革尤其是环评豁免制度的个案观察,引入政策创新的合法性依赖程度变量,对政策创新工具中的央地互动方式进行类型化。研究发现,合法性与效率维度在环评改革中呈现出制度上的共生叠加,环评改革演化为渐进交互的制度谱系。合法性依赖程度的差异是影响政策实验中央地互动的因素,也是中央对地方的政策试验进行选择性控制的重要工具,地方与中央博弈能力的差异影响到政策创新的认可和复制推广。效率导向的环评改革无论是在政策试验的改革路径抑或是具体的政策工具层面,均面临合法性约束困境,应从政策试验的准入评估、启动授权的制度化、全流程监督、央地权限划分稳态化、重申环评功能定位与价值位阶等方面予以纾解。

“功能-职责”视角下政府机构的改革过程与发展目标

政府机构改革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创新的现实体现。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功能优化与职责重构双重作用的结果。功能优化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职责重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外在动因。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前后衔接、逐层递进、相互联系的改革进程,各次改革之间并非完全独立。根据“功能-职责”的发生动因,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演进逻辑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展现:功能优化导向的行政性改革、职责重构导向的适应性改革、“功能-职责”共进导向的治理性改革。基于“功能-职责”的双重动因,梳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将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目标归纳为:一是立足现实国情并总结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更好推动政府创新;二是坚持行政权力的有限集中与适度下放,优化政策过程;三是根据时代发展逐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以整体性视角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四是机构改革具有稳定的周期性规律,但也不能局限于固定的周期之中;五是补足政府治理的现实短板,通过机构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综合发展。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效率

文章对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格局的同时,是否使地方政府施加于金融部门的行为方式也趋于变化作了系统考察。研究显示,正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切断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联系,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其普遍加强了对金融信贷行为的干预,不利于金融部门发挥其价值发现与企业监管的职能,进而也必然导致金融信贷资金配置的低效率。计量分析结果也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其政策含义是将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将有利于减少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摩擦成本”。

缺位与越位的思考——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的定位

政府的缺位和医院的越位是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政府将医院推向市场,意味着政府放弃医疗的社会保障职能。医院失去政府的约束和支持,逐利将成为其必然行为。平价医院只是缓和矛盾的一时之计,只要医院不退出市场,看病难、看病贵就难有灵丹妙药,医患关系也将难以和谐。

国外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探析

随着教育改革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宜于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思路,值得研究者思考。文章详细梳理了不同国家在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包括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培养优质学前教育师资,学前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学前教育课程的改革。这些措施可为我国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提供一定参考。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政府责任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覆盖面窄、政府责任不明确、制度安排缺失等等。政府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应当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责任,主要包括发展农村经济的责任、提供充足财政支持的责任、调整利益主体相互关系的责任、加强管理和监督的责任等,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体系框架。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笔者以30个省级政府各自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各省份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能够显著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的主要路径是通过对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效率与政府行政成本等中介变量产生作用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地区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的情况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研究结论为理解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如何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如何利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规制

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过程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分析体育产业发展中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及可能产生的弊端,探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政府规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府际关系影响下地方科技体制改革的二元异质性困境与思考

从府际关系演变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影响。在评析现有文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同质性假设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二元结构特点,提出地方政府推动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二元异质性困境,即决策主体二元异质性、产权归属二元异质性、利益诉求二元异质性。基于此,对地方政府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提出相关建议。

英国立法后评估制度探讨

立法后评估是指法律法规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发现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立法问题,从而完善立法。英国立法后评估制度产生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已成为一项成熟的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可以对我国建立立法后评估制度提供有益的启示。

深化乡镇综合改革难点研究

乡镇机构人员膨胀是当前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20多年来乡镇机构减而复胀且日益严重,成为改革的难点。乡镇职能错位、各类机构关系不顺、社会改革不配套,还有行政机构中客观存在的“帕金森定律”,是乡镇机构改革难点形成的深层原因。深化乡镇综合改革的远期目标是实现乡镇自治,而近期目标则是以转变职能为核心,调整政府管理体制;实现乡镇机构的功能整合;同时可以实行政府职能“外包”;还要加强机构编制的法治管理。

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挑战与契机

面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中国地方机构改革实际上承载着双重使命:既要继续通过"管理补课"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也应适时借鉴典型国家的经验,逐步实现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的统一。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宏观政策背景下,机构改革的双重使命以及主导逻辑的变化,即由"组织逻辑"向"职能逻辑"的跨越,对地方政府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在客观上也为其发挥自身积极性,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府诚信

政府诚信是指政府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实施公共管理中,必须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并以此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方式。加强政府诚信,构建诚信政府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对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构建诚信政府必须从增强政府诚信理念出发,建立政府诚信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健全政府责任机制。

“新三元结构”与公民社会发展——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三元结构"。在"新三元结构"关系之下,公民社会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与政府体制改革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

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客观空间和动力,探讨了它在坚持与推广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论述了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