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明确财政分权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环境规制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在低收入地区,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中高收入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深化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省域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审视与优化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是深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以中国省域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应用内容分析方法,分别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个方面对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将政策的典型特征提炼为:政策文本体例相似且均为联合发文、权力下放呈现一定梯度且强调试点先行、政策推进强化机制创新及营造良好环境。提出了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协同效应、强化政策执行合力等优化对策。

中国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基于放权、管理、服务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并利用核密度函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收敛模型、区域Moran′s I指数,分析中国科技放管服改革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科技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持续提升,在区域层面呈现梯度效应;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总体差异显著缩小,且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全国与三大区域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均具有σ收敛特征,支持β收敛机制;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还表现出高—低或者低—高空间集聚特征。最后,提出应从完善顶层设计、健全多层次市场调节体系、推行智慧化科技服务模式等方面入手,赋能科技放管服改革。

高校“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近年来高校“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但是存在着“放管服”下高校改革的政策工具结构的优化、“放管服”改革中的“政策导向”改革模式的局限性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效果的问题。对“放管服”的政策进行单元分析、编码分类、频数统计等几个方面研究的结果显示:我国目前的政策工具结构呈现失衡状态;供给侧的政策工具过度泛滥,而需求侧的政策工具则呈现缺位状态。因此,高校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优化,为今后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有效的依据。

财政分权、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公共服务分类视角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本文分别从财政和户籍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分类,构建理论框架探讨财政分权与户籍管制对各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测算了我国30个省2001—2013年各类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及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经营性"公共服务层面;放松户籍管制有利于公共服务供给但对发达地区起反作用,严格的户籍管制会刺激"软"公共服务供给并加剧户籍层面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财政分权的户籍效应促使地方政府放松户籍管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但对发达地区起反作用,从分类视角看则会抑制"软"公共服务供给。

激发创新活力何以精准施策?基于两地数据的比较研究

考察特定地区政府举措对辖区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识别不同地区政府举措效果之间的差异,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3家中小企业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了H地和Y地简政放权、资金支持、政府监管和公共服务4类政府举措对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企业整体感知到的两地政府举措相差不大,但不同政府举措对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却有很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必须精准施策,在思想上强调精准化的政府职能转变理念,实践中以精准施策为指导方法,实现政府支持企业创新流程再造。

英国、美国与南非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国家先后进行了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英国、美国和南非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3个典型国家。当前,中国正在着力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有助于缩小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改进公共服务质量。通过借鉴通用评估框架,从改革背景、改革参与者、伙伴关系、改革手段、服务标准、改革成就6个维度对英国、美国和南非的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以三国的改革经验为借鉴,中国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着力,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章立制,奖惩分明;政府公开,社会参与;重视基层,综合培养;细化标准,具体明确;完善监督,前后兼顾。

“放管服”改革:政府承诺与技术倒逼——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考察

2016年底浙江省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地方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尝试。经过一年多时间,"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向全国。"最多跑一次"是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承诺,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系统性工程的切入口,也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倒逼政府流程再造和提高效能的有力抓手。"最多跑一次"改革正在撬动政府职能归位、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倒逼政府流程再造、推动数字型政府建设。"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党政主导与顶层设计、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以及地方竞争的创新文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继续深化,需要重视合法性、信息安全、有效性和增量改革等问题;"最多跑一次"的未来,是技术倒逼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思考

当前,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迈入攻坚阶段,一定程度存在着有些"放"得不协调、不配套,有些"管"得不科学、不到位,有些"服"的意识不强、水平不高,有些高校接不住、管不好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对"放管服"内涵认识不清、管办评分离不够、省级教育统筹乏力、高校内部治理效能不高。唯有进一步更精准地"放"、更有效地"管"、更优质地"服"、更有力地"接",方能实现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总体目标。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失效及改革探析——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作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配套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理应在平衡地区发展和促进公共服务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运行模式过于"行政化"、资金结构分配不合理等原因,我国规模庞大的财政转移支付却起不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因此,未来的改革需从制度设计入手,推进转移支付制度的"法治化"建设,科学制定资金分配考核指标,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县为承接基础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对策研究——基于山东省部分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第三方评估

基于对山东省部分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第三方评估的视角,目前"互联网+政务服务"存在的问题有:网上服务平台普及率不高、网络化服务水平欠佳、电子档案认可和利用度低、网络服务意识不强、网上服务平台宣传推介不够、网上服务平台的兼容性不强、部门间信息壁垒尚未打破等。文章梳理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理论研究的轨迹与现状,在深入进行理论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的建议是:优化再造服务流程,优化再造服务平台,着力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对政策措施落实督查力度,提升政府驾驭"互联网+"能力,培养"互联网+政府服务"新理念,营造"互联网+政务服务"舆论氛围,加强系统和信息防护能力。

把握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的重点

目前实践中关于优化政务服务改革的政策措施和经验做法基本上是围绕着以下框架进行:一是明确政务服务项目(提供什么服务),二是提升政务服务基本要求(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三是合理确定政务服务的主体(由谁提供服务),四是合理确定政务服务的对象(向谁提供服务),五是改进政务服务的提供方式(如何提供服务),六是加强政务服务的保障(如何保障服务的提供)。

“放管服”背景下高校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的博弈分析

从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视角,对政府财政部门与高校间互动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求营造良性互动环境,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监管成本,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助推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强企业活力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基于2018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微观数据,分别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三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放管服”改革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放管服”改革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方面的改革对企业经营绩效提升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简政放权的改革则需进一步落实到位才可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此外,就“放管服”改革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进行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放管服”改革可能是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活动从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随着国家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不断深入,高校管理与服务的改革也不断深化,以师生为中心的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始陆续建设。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实践与探索,需要转变理念,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资源整合及共享,以规范化提升管理及服务质效。

管制放松能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吗?

民营化在解决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方面的作用尚存争议,尝试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约束差异为切入点,寻找解决该问题的途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与政府管制相关,政府放松对高管薪酬的管制,能够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缩减与民营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差距,降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水平。这意味着民营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的唯一途径,进一步还财权于国有企业是改善国有企业存在创新效率损失局面的有效措施。

营商环境建设面临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及治理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大幅提升,市场主体数量成倍增长。面向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长期目标,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不仅需要总量分析,还应进行边际思考,不断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从理论上看,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具备边际分析的内在属性。从边际角度看,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也开始出现改革边际效用递减现象,主要表现在:准入环节的商事制度改革边际收益接近“天花板”、生产经营环节的行政审批事项削减空间明显缩小;一些地方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同质化现象显现。在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上,应坚持综合施策的治理路径,采取延续巩固策略、创新突破策略、动态退出策略,对营商环境改革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进行有效治理,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释放改革新红利。

打破垄断和完善规制:深化现代服务业改革的关键所在

中国正在逐渐迈入"服务经济时代"。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最大限度地释放服务业发展潜能,是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我国服务业改革相对滞后,具体表现为体制机制僵化、市场化程度不高、社会分工程度较低、政府规制不到位。要推进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服务业改革,关键就是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开放市场、加强监管、完善规制。

“放管服”改革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基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思考

推进“放管服”改革战略,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重大改革之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作为一项满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力度要求的有效治理实践,能够通过夯实制度体系优势、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治理功能,助推国家治理从优势到效能的转化进程。为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六化一体”的改革路径,即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智慧化、透明化、国际化,以达成“放”得彻底、“管”得科学、“服”得到位的目标与愿景。

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并已进入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阶段。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改革能否有实质性推进,如何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改革的进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这个基本判断的主要依据:一是去年SARS危机充分暴露了政府管理体制的弊端,使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中看到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二是这次宏观调控突出地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的状况,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大都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机制相联系。因此,努力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既是落实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又是在宏观调控中推进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