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策略与重点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其特征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同时实施向内向外维度的双向推动策略。一方面,向内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相容度,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向外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从制度的接受者、接轨者转向制度的提供者,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基于制度型开放的双向推动策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重点推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大自主开放、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加入CPTPP和DEPA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

全球治理制度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以渐进制度变迁为基础的新分析框架

全球化助推全球治理的兴起与发展,全球治理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渐进的、有规律的变迁过程。本文在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将制度改革者和制度特征视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纵观全球治理制度发展的历史,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经历了“转换—漂移—叠加—取代”的循环过程。在制度变革的初期,改革者实力较小,利用制度的模糊性,选择转换型制度变迁;当受到环境的冲击时,制度改革者能够抓住机遇,选择漂移型变迁;随着制度改革者实力增强,能够利用制度的模糊性在旧制度中加入新的规则,选择叠加型变迁;当制度改革者改变了全球权力格局且旧制度的模糊性较小和合法性受到冲击时才会选择取代型制度变迁。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抓住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重要窗口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为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构建了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度指标体系,选取2010—2020年权威机构数据,使用熵权法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增强国际合作信心、建立核心稳定的朋友圈、为全球性议题提出中国方案、提升自身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四大举措,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地位,也进一步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格局。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后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度显著提高,但是仍然面临大国博弈加剧、个别沿途国家降低交往意愿、善意合作被曲解等风险和挑战,应通过提振信心、整合资源、增进人文交流等方式,保持“一带一路”优势,获取更多机遇。

国外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的新动向及对我国的启示

空间规划是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管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认识到空间规划应该具有协调和整合空间发展的功能.而不仅仅是部门性的土地利用管理体系;应该关注地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增长;应该关注不同利益人之间共识的形成,而不是简单地分析一定地域空间开发的适宜性和先后顺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空间规划实践的一些新动向:a)重新分配空间规划的权利和职能;b)注重全纳性的参与;c)重视空间规划的协调与整合;d)强化空间规划的环境维度;e)增强空间规划的灵活性。基于此对我国的空间规划实践得到几点启示;a)空间发展的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相结合;b)形成适合于我国的规划参与机制;c)在增强规划约束性的基础上增加灵活性;d)强化区域层次的空间规划;e)突出空间规划的公共管理职能。

坚持与改革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使命——写在中国加入WTO 20年之际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基石,为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其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全球治理必需的公共品,而民主化是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从多边贸易规则的学习者成长为建设者,进而使中国的方案和声音引领了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民主化改革的潮流。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在促进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完善的同时,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补充,应当鼓励区域贸易安排朝着内外开放的方向发展。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报告,新兴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经历从“G7时代”到“G20时代”重大转变的主要动力。新兴国家把G20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合作平台,新兴经济体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群体,金砖国家机制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性制度危机及中国改革探索对世界的贡献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制度危机,无论是全球治理层面还是国家治理层面,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远远落后于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新制度供给严重短缺。在全球性制度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渐被世界认可。文本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世界制度危机的表现和根源;中国的制度到底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和优势;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探索对世界范围的制度危机有哪些贡献。

推进制度型开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新时代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西方发达国家是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者,并频繁发起制度冲突遏制中国,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中国供给全球治理制度的能力有待提升,来华外商投资环境仍需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开放探索仍需深入,制度开放的法治化进程需要提质增效,产品标准体系水平尚需提高,制度创新力度亟待加强等,是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自身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力度、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加快构建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对标国际先进行业标准体系、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应成为未来我国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主要方向。

公共资源交易法律制度改革研究——以我国首部地方公共资源交易立法为例

我国现行的公共资源交易体制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改革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文章客观评价了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法律制度改革,提出公共资源交易法律规制改革应当遵守的原则以及相关制度完善的建议,以期合肥市能构建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立统一交易规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新监管制度和监管措施。

全球结构性改革与自贸区开放试验

当前全球结构性改革和治理体系重构处于关键时期,新一代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加速形成,谋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准入,焦点从传统的边界措施拓展到边界内措施。这些趋势将对中国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应审时度势,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下阶段应在更高层次对标国际经贸规则,聚焦若干核心制度和基础性制度,以更大勇气推进开放试验,积极推进一揽子措施的压力测试,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累经验。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校国际化的成就与挑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高校国际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但是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为不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国家软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高校应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本土国际化以及全面国际化,实施差异化发展路径和留学生趋同化管理,进而发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引领作用。

上海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之问题分析

虽然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多来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进度缓、动作小被部分媒体和公众所诟病。尤其是作为自贸区四大功能板块之一的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因为改革难度大、阻力多,仍然是当前自贸区制度创新的难点和重点。文章突破当前自贸区研究以积极评价为主流的模式,主要从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困境出发,探索当前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为自贸区进一步深化制度创新提供参考。

美国制度霸权的变迁与中国的国际角色

在经贸领域,国际制度霸权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随着国际形势与美国实力的变迁同步演化,经历了由盛及衰的四个阶段。二战后,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关贸总协定为中心,确立单极垄断的贸易治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采用西方大国协调模式来延缓其制度霸权的衰落。冷战后,世贸组织成立并实现成员大扩容,多哈回合陷入困局,美国推动制度霸权升级,以区域性协定和新议题规则的拓展打造平行体系,形成“碎片式分治”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失灵,美国制度霸权陷入困境,世贸组织进入南北对峙格局。当前,世贸组织改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共识。作为贸易大国,中国明确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提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新理念、新倡议与新方案,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公平与有序。多边贸易治理模式在短期内以“大国博弈”“大国竞合”为主,中长期趋向“大国协调”“南北共治”“多边合作”。

RCEP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机遇与路径

为识别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挑战,探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的机遇,对中国借力RCEP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机制建设滞后,个别国家蓄意设置治理障碍,逆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改革共识;RCEP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有助于重构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消弭单边和霸权主义障碍,弥合全球多边政治互信;中国亟需紧抓RCEP签署的机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凝聚区域经贸合作伙伴力量妥善处理中美竞合新关系,积极探索全球投资贸易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框架良好对接,守护多边主义,巩固政治互信。

论上海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

伴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揭牌,承载着中国下一轮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对外开放全面试验的重任,上海自贸区成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试验田"。经过一年多的运行,上海自贸区已形成包括监管模式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着眼于政府管理模式的制度创新,基于目前上海自贸区改革的现状与问题,并借鉴国外政府管理的成熟发展模式和演变进程,充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分析,提出上海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主要原则,并进一步提出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建议。

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价值引领、规则输出和制度安排

当前,全球经贸治理正进入新旧体系更替的重要历史时期。为积极参与新时期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中国应解构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成要素,分别从价值引领、规则输出和制度安排三个方面着手推进。在价值观引领方面,中国应以包容性发展为根本理念,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公正贸易的协同发展,在经贸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普惠共赢。在国际规则的输出方面,中国应坚持守正创新,以发展的眼光和灵活的立场去争取核心价值观下的规则博弈空间。于守正而言,规则输出应以推动发展为核心,反映国际经贸活动的新样态,遵循经济活动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同时维护其稳定性,把握自由开放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于创新而言,规则输出应以实现包容性为宗旨,关注规则输出过程的公平公正,统筹经济目标与其他重要社会价值的协调发展。在制度安排方面,中国应吸取过往不重视这一要素的历史经验,破立并举,在变革现有主要制度安排权力分配机制的同时,重点在区域层面创设并维护新的制度和平台,探索新机制内部建设的实心化,以变革和创新两条路径同时推动规则制定平台的建构。

制度型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对策

百年未有之变局视域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演变,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国际经济组织制度缺陷、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数字经济发展和逆全球化浪潮等现实挑战,中国正在推行的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改善国内制度环境、增强制度溢出效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新的契机。中国应积极利用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机制化建设和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重组,通过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加快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制定高标准区域性经济合作规则、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全方位参与、融入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演进的主要特征及其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宏观审慎监管,纷纷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督,顺应混业趋势,构建统合的监管模式,鼓励金融科技发展,推动监管模式创新,同时积极争取金融监管国际话语权,力图推动构建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标准。对我国而言,有效的金融监管是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实践中,我国应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不断提高数字化监管能力。此外,还应充分发挥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致力于完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体制机制,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

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

国际体系转型表现为全球权力分布的消长,全球治理变革则是全球层面权力运用的变化,权力分布的变化常常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先导。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引发国际体系的转型,而国际体系转型要求全球治理变革与之适应,它不仅挑战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也促进全球治理民主化,深化全球治理合作,为全球治理创造新的机遇。在实现国际体系平稳转型、促进全球治理和平变革的进程中,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增强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将成为重要的优先选择。

综合竞争合作优势: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理论解释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制造业生产环节国际转移的历史机遇,奠定了中国工业品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浪潮等"黑天鹅"事件,中国产品依然保持强劲"韧性",并没有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难以做出解释,亟须我们对西方理论进行反思,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从纷繁复杂的中国故事中,抽离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逻辑主线和基本规律。这就是:劳动要素、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大规模市场、技术创新五种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演进中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由此形成的综合竞争合作优势是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根本动因。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匹配并与差异化市场化改革高度契合,形成培育中国综合竞争合作优势的内在动力和体制保障。这就是来自中国实践的理论解释,而不是用中国案例诠释西方理论、证明西方理论正确的书斋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