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and Regulation of Leg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Pilot Program of the Reform of Separation between Complicated Cases and Simple Ones in Civil Procedure in the Basic People’s Courts

Blockchain,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with the law,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justice and Internet courts in various places has a prominent effect on court informatization.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 currently carrying out the pilot reform of separation between complicated and simple cases in civil procedure,and legal technology will inevitably become a major means to enable the reform.In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litigation,legal technology itself has become a goal of the reform.Regarding the trials of pilot basic courts,legal technology has been more deeply applied in many links such as trial activities and trial management,playing an essential role in improving judicial efficiency,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judicial dilemmas such as“litigation explosion.”However,the history of modern society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be reasonably optimistic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justice.

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方法研究——以北安法院通北法庭为例

以立案登记制开篇、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此轮司法改革陆续出台了大量的措施,立案登记后,大量案件涌入法院,法官员额制后,自己的案件自己要终身负责。在繁重的工作量、严苛的责任承担下,员额法官的需求量与实际执业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必然的现象。结合所在的基层法院——北安法院的案件繁简分流中的两种模式——全院为单位的案件繁简分流和通北法庭为单位的团队内繁简分流所取得的办案效果深入分析,得出以法庭为单位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更符合司法规律的结论,进而提出将此轮司法改革的各项举措有机整合起来,在法律上明晰法庭及庭长权责,让庭长“有为又有位”,作为庭长的灵魂全面承担繁简分流的开展工作,承担起繁简分流中疑难案件的审理,真正实现繁简分流“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目标。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独立性

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小额诉讼程序作为简易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了规定。小额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具有现实基础、法理依据和程序功能,各国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区别于简易程序的立法规范。我国《民事诉讼法》应采用在"第二编审判程序"中专章规定的立法模式建构小额诉讼程序规则,以实现案件真正的繁简分流,实现小额诉讼的低成本和高效率,进而满足民事司法大众化的时代需求。

效率VS权利?民事程序繁简分流改革争论的实证审视

2020年初开始试点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已被2022年伊始全面推行的民事诉讼立法修正案所正式确认。然而,立法过程中“效率派”与“权利派”在改革思路上的争论至今未歇。如何评价此次改革与相关的学术争议?笔者所率团队的实证研究表明,“效率派”与“权利派”主张的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并未得到改革数据的充分支撑。一方面,以效率为导向的繁简分流改革虽在有限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总体上难称显著,且各项改革在效率的提高程度上参差不齐,这似乎显示改革效果已近天花板。另一方面,改革并未明显妨害权利。尽管小额诉讼程序与独任制改革似乎在抽象层面削减了若干程序性权利,但权利整体上尚未受到明显减损。而包括电子诉讼改革在内的部分举措甚至有利于权利实现。概言之,此次效率化的改革不一定与权利妨害相挂钩,也并非与权利保障背道而驰。有鉴于此,未来应该在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科学、客观地评估改革的成败得失与是否达至预设目标,检验改革是否契合特定的价值取向,继而设计并试点接地气、可操作、能达至的改革方案,最终有效推进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德国的小额裁量程序及其启示

为提升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整体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我国展开了以小额诉讼的构建为核心的繁简分流程序改革。在德国,围绕小额案件建立特别程序以实现纠纷迅速解决的司法改革早在2001年就已基本完成,并在此后的20年里积累了大量理论及实践经验。2021年12月24日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进行了重要修订,从小额诉讼的基本理念出发,对比德国小额裁量程序,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在标的额基准的合理划定、诉讼程序的进一步简化及救济途径的建立上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德国的小额裁量程序对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设想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意见提出通过诉前调解实现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实践中各地法院纷纷探索,但在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上尚存有空白。从功能定位上看,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是行政诉讼繁简分流的重要内容,是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整体的有机组成,是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关系定位的初平衡平台,是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措施。从实践应用看,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制度设想应结合其功能定位,在诉前调解居中主体、争议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具体操作以及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诉讼程序衔接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设置,从而实现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和实质性化解。

回顾与展望:新民诉法背景下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研究——以C市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为视角

在现代司法愈趋专业化的背景之下,以更贴近普通民众为目标的小额诉讼程序因其快捷、低成本的特性迈入公众视野。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通过广泛试点验证其制度功能,最终推动民事诉讼法对制度进行修改。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评测不仅需要采取文献研究的方式,还需要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因而可以将作为试点法院的C市法院的相关案件数据作为切入点,在围绕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标准、再审机制等问题展开讨论的基础之上,针对现实存在小额诉讼程序不好用、人们不愿用的问题,探索在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全流程优化小额诉讼程序的路径,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实现功能续造提供一定参考。

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的法理审视与制度完善

我国现阶段小额诉讼程序的实践运作,还无法真正实现案件分流、缓解司法资源紧张、使普通民众获得高效率低成本定纷止争渠道的期许,究其原因是其在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制度创设后,正在迎来相关救济机制和配套规制的设计讨论。从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上诉权限制的正当性,再从宪法学解释的角度出发归纳分析,为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奠定法理基础;通过对当前小额诉讼程序实践改革情况的分析,提出构建专项救济流程和异步审理模式的衔接适用,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完善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有力探索。

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建设

建立和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是缓解当前法院积案压力的重要手段。我国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试点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着繁简案件区分标准不明确、案件程序转换不规范、案件庭审和裁判指引原则化、审判事务分工模式不科学、多元化解决机制操作性不强等制约改革成效的诸多问题。应从科学确定案件繁简标准、严格程序转换、规范庭审和裁判指引、完善法官业绩评价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革,助力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建设取得实效。

民事诉讼二审简案快审路径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繁简分流试点改革将独任制扩大适用到了二审案件,条件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及裁定结案的情形。文章对二审繁简分流的现实性即二审存在简单案件的情形,从成本收益、提高效率和促进公正的角度对繁简分流正当性进行了阐述,对独任制的适用如何完善进行了论述。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文件,对于二审繁简分流后除独任制审理外的其他简化路径进行了探索,如书面审理、裁判文书简化等。

人民法院诉内“衍生案件”治理研究——以“全过程”治理为解决进路

衍生案件系指经过人民法院初审程序作出裁判后,因上诉、申请再审、发回重审、申请执行、信访等事由,衍生形成的案件。衍生案件是正常的司法现象,但现有的衍生案件中存在相当多不合理增量:司法实践中上诉率居高不下;“再审难”和“再审滥”现象并存。需要从整体视角出发,去疏解制度间的矛盾、各个主体间的冲突诉求,进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立案时,应深化繁简分流改革,原则上不接收再审,正确引导当事人一次性解决纠纷;裁判过程中,合理分工,有序衔接,加强类案研判,熟悉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技巧。以“全过程”的视角探索各个环节中可以优化的细节,确保程序之间能够有序衔接。

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功能检视与论证——基于法官与当事人角色分配的思考

多元化司法需求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日益凸显。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压力,其外在表现为运用司法裁量取代当事人的部分程序权利,牺牲部分"司法公正"以获取其他程序利益,但是这一做法却引发了对其本身必要性以及合理性的质疑。从繁简分流的理念价值和工具价值两个方面出发,在对法官与当事人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比例原则对其正当性问题进行论证。

繁简分流视域下民事审前程序现状检视及完善

民事审前程序是从立案之后到正式庭审之前,具有梳理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等功能的程序。审前程序与繁简分流具有高度同质性,且审前程序在促进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审前程序之庭审准备和繁简分流的应然功能,理应对其程序规则作系统研究。完善诉答程序以及举证期限的配套惩罚措施,设立针对审前会议阶段的和解、调解程序,借鉴美国审前程序中的“不应诉判决”“审理前裁定”等有益经验,设置专门的法官处理审前程序等举措是系统构建审前程序的可行出路。

中国在线诉讼:实证研究与发展展望

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在线时代,在线诉讼由此而开始成为司法的一种新方式。繁简分流的民事诉讼改革试点和新冠肺炎疫情为在线诉讼提供了扩展适用的契机和舞台,使得一些原本似乎不宜通过在线诉讼方式办理的案件,不仅以在线诉讼方式完成而且诉讼效果尚可,既验证了在线诉讼在诉讼便利等方面的优势,又证伪了诸如在线诉讼只能在简易案件中适用、审判结果难获认同等前见。不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当下的在线诉讼往往仍属某些诉讼参与人的无奈之举,难以动摇传统线下诉讼的统治地位,豪言"在线诉讼时代已经到来"还为时尚早。实际上,在线诉讼面临诸如实践主体间差异明显,应用软件、设备硬件有待优化,以及诉讼规则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未来,可以更积极地以程序选择权等柔性方式扩大在线诉讼的适用范围;解决在线诉讼对现场性、公开性等传统诉讼机理的挑战,建构不同于线下诉讼的在线诉讼法理;顶层设计好在线诉讼的规范体系;做好在线诉讼软硬件支撑条件的标准化配置。当前推进在线诉讼改革的合理思路是,利用改革试点先行先试,结合实践情况循序、广泛推进。

区分民事案件繁简的标准与方法——繁简分流基础性问题研究

对民事诉讼案件实行繁简分流是深化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用何种标准区分繁案与简案以及采用何种方法对繁案与简案进行识别、筛选,是进行繁简分流的基础性工作。受理民事案件后由法院区分案件繁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国式问题。区分案件繁简的标准有形式性标准和实质性标准之分,我国采用的是实质性标准。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33条要求法院通过审前准备程序区分案件的繁与简,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用不同程序的决定,但司法实务采用的做法是在起诉与受理阶段就对案件的繁简进行区分。在起诉与受理阶段进行区分与实质性标准并不匹配,由此造成了难以准确区分的困境。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推行及202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法院继续实行在上述阶段对案件进行分流,因而在分流过程中须认真对待法院依职权转换程序的权力,须充分保障当事人对程序适用的异议权,以充分发挥二次分流的矫正作用。

民诉法修改背景下的诉讼费用改革

本次民诉法修法将民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诉讼程序简化作为主要目标,实现了对诉讼资源的首次调节。但修法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尚取决于对诉讼资源的二次调节,要借助诉讼成本与费用机制工具,激励当事人做出正确的程序选择。在诉讼费用方面,还要最大限度降低利用简易程序、小额程序和在线审理案件的诉讼成本,实行优惠的收费标准;对于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应最大限度负担诉讼费用,以反映实际诉讼成本。同时,还要兼顾诉讼费用的激励功能和惩罚功能,确立"以败诉者负担为原则,以制裁滥诉为辅助"的诉讼费用负担标准,保持司法供给与司法需求两者的均衡。

诉讼程序的繁简:现状、机能与分流路径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存在“普通程序简易化”、“简易程序普通化”和“小额诉讼程序低频化”等同质化现象。由民事诉讼程序机理观之,完整的普通程序应当由结果型和过程型两类诉讼程序要素构成,其功能在于提供慎重而正确裁判的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程序简易化可以分别依托过程型和结果型两类诉讼程序要素简化实现,以发挥迅速而经济的裁判和简便而灵活的诉权保障等多元机能。为了规范诉讼程序繁简建设,有必要从主体导向、建设方向和适用对象等方面矫正我国繁简分流改革思路,进而使系统内的诉讼程序既各有面向,又彼此协调,分层次、多类别地服务于“繁案精审”和“简案快审”等当事人主体需求。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治理实效与制度逻辑

运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年至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表明,我国于2014年底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取得了积极的治理实效,知识产权法院通过裁判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及输出规范资源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回顾知识产权法院创设、建制及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院作为新创设组织面临的合法性压力及其采取的向上回应、横向竞争的行为逻辑,驱使其在过去的实践中努力提升裁判效率及裁判文书质量,这为司法治理发挥实效提供了具体案例,也为后续专门法院的建设及司法改革的推进积累了宝贵经验。知识产权法院在未来仍面临挑战,包括不同行为逻辑交互耦合导致的工作重心不规律摇摆,以及竞争环境下的资源压力可能引发其重新嵌入常规体系,今后的司法改革需对此采取措施审慎应对。